在案件侦查和法庭审讯期间，马克思密切注意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活动。他指示盟员魏德迈赶赴科伦，了解案件详情；通过盟员贝姆巴赫，向被捕同志和辩护律师转交有关证件。在伦敦，马克思进行了特别紧张的活动。他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组。马克思夫人描写当时的情况说：“两三个人抄写，另一些人跑腿，再有一些人设法筹款，以便使抄写者能维持生活并把闻所未闻的丑事的证据摆在腐朽的官员面前。”[2]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盟员施拉姆、德朗克、维尔特、李卜克内西等人，从德、法、英等国收集大量证据，揭穿普鲁士警察当局的种种捏造。
要把辩护文件寄到科伦，是非常困难的。普鲁士驻英大使馆严密监视马克思的一举一动，普鲁士邮局对来往于科伦和伦敦的邮件进行彻底的检查，普鲁士警察局指责辩护律师与马克思有“罪恶的通信联系”，威胁要对他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切断对辩护人的武器供应”。但是，马克思采取各种办法，通过不同渠道，及时地把文件寄到科伦，为揭穿反动政府的阴谋和替被捕盟员辩护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为了揭发普鲁士政府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迫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各国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和声明，报道科伦审判案的真相，使普鲁士政府在公众舆论面前陷于孤立。
1852年10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致美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中，指出整个案件是普鲁士反动政府精心制造的卑鄙勾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尖锐地指出，由于法庭干了一系列伪造证件、捏造罪名的卑鄙勾当，宣判被告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有罪。现在法庭宣判被告有罪，就在大庭广众之前，彻底暴露了自己不过是反动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工具。
科伦盟员被判刑后，马克思立即组织救援受难盟员及其家属的工作，发表了《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指出科伦被判罪的盟员，是“由于坚持先进的立场并为之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以致最后落入敌人手中的人们”，整个案件，“完全是封建贵族和金融贵族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报复”[3]。
为了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反动面目和阴谋诡计，批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审判案中的错误行径，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马克思于1852年底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在《揭露》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他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它有着伟大的革命目标。对于同盟来说，推翻德国现存专制政府，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的过渡阶段；即将来临的决战，不仅将永远消灭暴君、专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统治，而且将永远消灭无比强大的、极端可怕的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同盟的任务，不是用密谋方式去推翻专制政权，而是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为最后的决战准备力量。同盟之所以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那只是由于自从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完全失去了出版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失去了一切合法活动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秘密活动以外，没有其他活动方法。同盟的性质和任务与一切阴谋家组织是根本不同的。普鲁士反动政府把“密谋”的罪名强加在同盟头上，不过是用合法手段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
《揭露》用大量确切的材料，证明整个案件是普鲁士反动政府对共产党人的蓄意迫害。案件审理时期，普鲁士一切国家机构都紧张地活动起来，从政府内阁到驻外使馆，从警察机构到陪审法庭，从邮局到反动报刊，无不用最卑劣的方式参与对革命者的迫害。马克思逐条揭穿了所谓“迪茨档案”、“德法密谋”、“原本记录”、“亲笔附函”的骗局，特别详细地揭穿了“原本记录”捏造的经过，指出：“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违背誓言，无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保持有效；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本记录；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原本记录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4]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科伦审判案完全是反动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报复。以民主和自由伪装的资产阶级陪审法庭，不过是“特权等级的等级法庭，只有盗贼才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才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才能拯救家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的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在这样的法庭面前，什么真理、正义、平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马克思写道：被告所代表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及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他们的“罪”是老早就被判定了的，“莱茵的贵族和莱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判决：‘有罪’来迎合法国资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5]
《揭露》严厉批判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案件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
科伦逮捕刚刚开始时，马克思就写信给恩格斯，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大吹牛皮，是引起反动当局采取措施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写道：“警察对密使等采取这种手段，完全是受了伦敦驴子们可鄙的叫嚣的影响。这些牛皮客知道自己既没有叛乱阴谋也不追逐一种实际的目的，在德国更没有一种组织为后盾。他们只愿意有什么事情好像带有危险性，并促成报纸的脚磨车旋转。这些无赖妨碍并危害实际的运动，而且使警察的目光敏锐起来了。”[6]
在《揭露》中，马克思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是一个阴谋家的团体。他们追名逐利，瞎吹牛皮，“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获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的拥戴”[7]。他们毫无原则，从来没有独立的思想；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行动派”，那也是不对的，“除非把行动理解为在下流的叫嚣、臆想的密谋和毫无结果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那种无所作为”[8]。
马克思严厉批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案件审讯过程中的错误态度。他们的文件，通过某种可疑途径，落到警察当局的手里；他们最了解特务舍尔瓦尔，但却让他篡夺巴黎组织领导权；他们的成员赫斯是《红色问答书》的作者，明知马克思与这本书的写作和散发毫无关系，却若无其事地听任法庭对马克思栽赃诬告；他们的许多成员，公然以“王室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与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他们的特使在德国各地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为反动政府在最后一瞬间恢复审讯提供借口。维利希本人是特务弗略里和希尔施的密友。他公开包庇希尔施，在希尔施的特务行径暴露后帮助他逃离英国；他把自己秘密协会的地址告诉弗略里，使普鲁士特务能在隔房偷听和记录会议情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集团的活动是很不光彩的。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一些成员，后来逐渐认识了错误，并在实际活动中有所改正。沙佩尔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维利希积极参加美国解放黑奴的战争，为进步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875年初，当马克思准备再版《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曾考虑是否删去关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保留下来。但他说明当时对这个集团采取严厉态度的原因，对于他们的功过作了历史的评价。马克思写道：“革命遭到的暴力镇压，在参加革命的人们的头脑里，特别是在那些远离故土亡命他乡的人的头脑里留下了那样的震荡，甚至使坚强的人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失去了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他们不愿意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于是他们拿革命当儿戏，而这是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都有害的。沙佩尔和维利希的过失就是由此而来的。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了他并非单纯是一个幻想家，而沙佩尔终生都是工人运动的先进战士，他在科伦案件结束后不久就认识到并且承认了自己一时的迷惑。许多年以后，沙佩尔躺在临终的病榻上，用辛辣的讥讽口吻对我说起这个‘流亡者的胡闹’的时期。从另一方面来说，写《揭露》时的环境，说明了这篇文章在攻击共同敌人的不自觉的帮凶时为什么采取了那样苛刻的态度。在危机时期失去冷静的头脑是对党的罪行，应当公开赎罪。”[9]
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1852年12月7日，他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说：“你们如果想到，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由于没有裤子和鞋子，无异处于软禁状态，而他的家庭每时每刻都身经而且已在面临着陷于赤贫的绝境的危险，那末你们就会更加欣赏这本小册子的幽默。这个案件使我在贫困中越陷越深，因为五个星期当中我必须为党工作，同政府的阴谋诡计作斗争而不能挣钱谋生。”[10]
这部著作是在10月着手，12月完成的。手稿两份，分别寄给瑞士巴塞尔的莎贝利茨和美国纽约的克路斯。莎贝利茨对这本小册子称赞不已，认为它是一部杰作，将会引起极大轰动。可惜，巴塞尔印刷的2000册，于1853年3月运往德国途中，在巴登边境被普鲁士警察没收销毁。寄往美国的手稿，于1853年3月在《新英格兰报》分节发表，后来又出版单行本。恩格斯自费订印了400册，在德国各地广为散发，沉重打击了普鲁士反动政府。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7页。
[2]燕妮·马克思：《致阿克格斯》（1852年10月28日），《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75页。
[3]《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无产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44页。
[4]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七、判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2页。
[5]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七、判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22页。
[6]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22页。
[7]同上。
[8]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6页。
[9]梅林：《马克思传》，第282-283页。
[10]同上书，第281页。
十二、同盟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表明，无论在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不可能开展真正的活动。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同盟这种宣传团体也根本不合时宜了。为了领导暂时遭受挫折的工人运动，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坚强，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组织。同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852年11月17日，在同盟伦敦支部会议上，根据马克思提议，一致通过解散同盟组织。两天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同盟因我的提议，已经自行解散了。它在大陆方面的继续存在也不复适合，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后，它在大陆上实际已经告终。”[1]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的学校”，是当时德国“唯一有意义的组织”。同盟虽然解散了，但它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他们后来在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同盟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誓言。
[1]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