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改革家。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师从蔡元培。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杜威。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26年在北大担任总务长,期间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45至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8年出任国民党农复会主任,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继续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并提倡节育运动。1956年负责兴建石门水库,历时8年竣工。1964年病逝于台北。蒋梦麟是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的教育家。他也被台湾民众誉为“台湾现代农业之父”。
主要著作:《西潮》《新潮》(未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未完成)《孟邻文存》、《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等。
关键词:忧国、教育、治校、困境、事功、坚执、不争、醇厚、矜悯、求学、思潮、逸事、婚恋、辞世、品论
忧国
少时,蒋梦麟作短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其日文老师中川毫不留情地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句话如同利剑般刺进蒋梦麟的心里。是晚,他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蒋梦麟准备与友人冯子夷、陈伯平到安庆参加徐锡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上海鼎丰钱庄任经理的堂兄得知后,将蒋梦麟大骂一通,给了他400大洋,让他去日本参加展览会。在之后的安庆起义中,徐锡麟、冯子夷、陈伯平皆被捕,后被清廷杀害,而去了日本的蒋梦麟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在日本,蒋梦麟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9年,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到旧金山的革命党人机关报《大同日报》任主笔。此后,蒋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与刘成禺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两人轮流隔日撰写,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辛亥革命后,刘回国,便由蒋梦麟独自承担起每日社论的重任。
1932年1月28日下午,准备从上海乘火车返回北平的蒋梦麟,因淞沪会战,火车停驶,而滞留上海。是夜,蒋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听到一阵轧轧的机枪声。他从床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隆隆的大炮声,啪啪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蒋再度爬上屋顶,只见被日本轮番轰炸的商务印书馆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能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日本人将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日本的第五纵队经常伪装成学者到北大拜访,一些日本学者也不时前来,希望能争取北大的“友谊”。有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毅然说道:“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梦麟正在杭州。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蒋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听见城外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蒋梦麟:“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蒋回答:“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蒋梦麟这才知道日军来袭。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难民像潮水一样从上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蒋梦麟回忆:“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书,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蒋梦麟写的这本书,就是他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用英文写就的《西潮》。
50年代,蒋梦麟参加完加州大学一个教授的酒会之后,对沈刚伯说:“我往日在此读书的时候,美国人一见中国人,便问:whereisyourlaundry?(你的洗衣店在哪里)现在改为whereisyourlaboratory?(你的实验室在哪里)话是变了一个字,而在问者的心目中把中国人看做赚美金的苦力,还不是一样?更可叹的,是从前的中国学生听说洗衣店,便感愤地思雪此耻;今日留美学人一提及实验室,却大都沾沾自喜!楚才晋用,久而忘返,从今一旦归国,也将无法适宜环境,发抒他们的长才!像这样的人才外溢,我们将来回到大陆,怎么办呢?”他曾好几次说:“时时想回大陆,而又天天怕回大陆!”沈刚伯不知此为何意,后来听了蒋梦麟这番话,方才明白。
蒋梦麟在《新潮》引言中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又说:“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教育
蒋梦麟在日本一个月,对日本印象非常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他认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成为日后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的原因之一。
到美国留学,蒋梦麟怀抱着改良农业以救国人的志向,进入加州大学农学系就读。一天清早,蒋正准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跳雀跃的小孩子去上学。他忽然想:“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材呢?”于是,他也不去农场了,一直跑上伯克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他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他提供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后蒋梦麟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
留学归国后,蒋梦麟与几位朋友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蒋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销售量达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少年时曾参加学潮,但日后却并不主张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蒋梦麟告诫学生:“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以负各种重大责任。”
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罗家伦写文章《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高谈社会丑陋,没有教会年轻人如何寻找到更多活下去的理由。蒋梦麟随即在报刊上着文严词反驳,强调社会本来就不能自己改良,必须要个人去改良它。而自杀是示其弱,不道德,不是为奋斗,是“一个大罪恶”。他疾呼,生命只有一个,要常保乐观才好,要求青年在面对社会险恶的环境时,不能选择自杀逃避,应该积极地“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蒋梦麟自幼痛恨旧式教育,但后来他却对旧式教育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如果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8年,蒋梦麟出任南京教育部长。当时,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蒋梦麟出于高等教育的素质问题的考虑,严格限制私立大学的存在,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
蒋梦麟还颁布教育部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规定学校一律用国语进行授课;禁止小学用文言文课本;小学须教授英语或其他外语;被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必须通过派遣国的外语考试;对教会学校进行严密查察,不符合条件即取缔;大学不再招收预科学生,有需要则设立附属高级中学;大学各附属高中毕业生不得无实验直接升入各本大学肄业。
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建议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蔡元培任董事长,蒋梦麟任副董事长)通过决议,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1930年,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因学生闹学潮,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提出辞职,且不等教育部批准即离开南京。蒋梦麟极为恼火,接受记者采访时,处处维护中央大学学生,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称他这个教育部长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张乃燕辞职的消息,并说中央大学位居所有国立大学的首位,校长的去留关系重大,“绝非一二人所能决定”。
因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辞职,及取缔私立劳动大学之事,蒋梦麟得罪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被迫辞职。蒋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到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质问中央、劳动两校之事,并为两校讼冤。在吴看来,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吴一指蒋梦麟,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蒋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蒋即辞职。刘半农听闻此事,赠蒋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治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宣布辞职,当时社会各界发起挽蔡运动,蔡终继续留任,但因时患胃病,便让自己昔日的学生、同乡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到北大主持校务。蒋梦麟能成为蔡元培的代理人,除汤尔和竭力推荐外,还有如下原因:一、蔡、蒋私人关系密切,蒋为蔡的学生和同乡;二、蒋梦麟时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颇为欣赏。
蒋梦麟到北大后,行事极为低调,他首先向教育部和北大教授们说明,自己只是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是代蔡元培捺捺印子的。蒋的这种低姿态使得北大各方面的力量都颇为满意。法政大学教务长邵裴子称赞蒋梦麟“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其发挥力诚足使人起敬也”。
到北大二十日后,蒋梦麟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潮……”
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环境内,他曾请教育部长傅增湘在北京西山为北大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大迁到西山去。他还跟清室商量,希望清室能把圆明园送给北大。他对张东荪说:“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