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郑临川赶写毕业论文，向闻一多求资料。闻让他到司家营住一段时间，到文科研究所查阅资料。郑以为先生定有秘籍相授，欣然前往。但一连半个月，闻并没有指导，只是让他自己去翻阅。郑很是着急，于是编了个理由，准备回城。这日午后，闻将自己多年整理的唐朝诗人的资料拿给郑，让他去抄，并告知，如果他以后研究唐诗，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郑很是感动。闻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资料是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一种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忽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
1943年春，季镇淮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古书中常出现的数字“七十二”进行考据，闻一多对此文提出诸多意见，又让何善周帮忙查找资料，最后自己花五个昼夜重写此文。文章发表时，闻坚持署三个人的名字，并在附识中说自己只是“多说了些闲话，当了一次抄胥”。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无太多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提到过“非我辈接近之人物”，第一个就是鲁迅。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传闻联大要解聘闻一多等人，且特务已准备刺杀他们。几个联大学生很是焦虑，让王一到闻家去劝说闻一多。一个寂静夜晚，王一来昆华中学找到闻一多，他在卧室里，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半天，王说明来意：“我以你的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闻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地掉了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劝学生复课，许多崇拜他的学生于是对他颇为不满，甚至谩骂他。某个冬日的上午，王一到闻家拜访，闻夫人高真生病躺在床上，闻正在刻图章，弯着腰，摘了眼镜，叹口气，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怕的不仅是右，还有左，青年人都太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国就来到——其实，我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是如此的。过去我对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现在才知道青年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青年人还是很可爱的。错误不要紧，我们谁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青年是可爱的，可爱的。不幸作了特务的青年，我们尽可能地争取他们。”
1946年，学生黄福海向闻一多辞行，闻为他题写临别赠言。署名时，闻盖上自刻的一枚印章“叛徒”，并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是年春夏的一天，闻一多正赶写一篇文章，小女儿缠着闻夫人高真吵闹，闻无法集中精力写作，一怒之下打了女儿。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保姆赵妈心疼孩子，对着闻嘟囔。一时间，闻生气，女儿哭，妻子劝，赵妈抱怨，乱成一锅粥。次子闻立雕闻声过来批评父亲道：“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面对儿子的批评，闻一时错愕。少顷，他严肃地对儿子说：“今天是我不对，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悲悯
有人问闻一多：“究竟怎么爱人民呢？”他语气沉重地回答：“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昆明，闻一多住在一位姚姓中医家的楼上，两家相处颇为和睦。唯独房东老太太常虐待她的丫鬟荷花，闻每每听到荷花的惨叫声，忍无可忍，急奔楼下劝阻。回到楼上，嘴里还连声谴责：“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一次，闻一多与何善周一起去村子里访问一家农户。这是一家赤贫户，家徒四壁，男人不在家，女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孩子们一丝不挂，骨瘦如柴。女人告诉闻一多，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面对如此惨景，闻心情很是沉重，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昆明时，闻一多曾见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那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上前斥责道：“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结果那个军官破口大骂，反而更加凶狠地踢打那个士兵。闻气愤至极，回家后仍愤恨难平，夫人劝他说，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痛心！”
某次上课，闻一多讲解杜甫的《石壕吏》时，对学生讲了自己的见闻：他家住在昆明郊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以请看电影为名，把骗来的20多个农民都绑起来当了壮丁，一时鸡飞狗跳，哭声直上云霄。昆华中学曾驻扎过一连军队，开拔时一名士兵因病被遗弃，这个士兵走投无路，跳井自杀，被捞起来后，大家围着尸体掉眼泪。闻讲着讲着，失声痛哭起来，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比杜甫写《石壕吏》时更悲惨？”“这哪是什么’国军‘，这是土匪！不，比土匪还要坏！”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的好友庄某，家在南洋，因抗战期间交通、通讯中断，家中无法给他寄生活费，闻立雕要求父亲承担庄某的部分生活费。当时，闻家生活艰难，闻一多最初并未同意，但与妻子商量后，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抗战胜利后，闻家准备返回北京，此时庄某仍未与家人取得联络，闻立雕便让庄某到自己家中暂住，并决定让庄某和他一起返回北京，要求父亲负担庄某的机票。生活艰难的闻一多考虑再三，又一次答应了儿子的要求。然而，他还未等筹措到全家回北京的机票钱，便被暗杀。
风度
学生冯夷回忆闻一多在清华讲课时的情景：“记得是初夏的黄昏，马缨花正在盛开，那桃花色绒线穗儿似的小花朵，正在放出清淡的香味。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e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
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的男中音，像中提琴的男低音，非常好听。”
吴晗回忆：“（闻一多）一部好胡子配上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
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机突然来袭，导致停电，众人一片混乱，惊惶躲避。闻一多以主婚人的身份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小日本骚扰一下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一天，空袭警报响起，闻一多和保姆赵妈赶紧去学校接儿子，半路遇见敌机，赵妈忙躲进树林，闻却想看个究竟，靠着围墙，以手遮阳，仰头向空中搜看。闻正看着，忽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时房屋坍塌，烟尘滚滚。等烟尘过去，赵妈慌忙寻来，只见闻捂着头，鲜血直流。家人忙将他送到医院，还好只是被砖头砸破了一个口子，颅内出血，缝了几针，回家休养。
1944年10月10日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时正值独山失守，桂林吃紧，人心骚动，许多人准备逃难。闻一多大声喊道：“不要逃，逃到哪里去？没有人抵抗的敌人是逃不过的，站住，我们要站住！组织起来，组织就是力量！”他分析战况时，愤慨地骂道：“这不是撤退，是溃退啊！”群众很是感动。这时，特务出来捣乱，大喊“炸弹炸弹”，人们挤作一团，叫喊声哭嚷声夹着枪声，响成一片。但闻一多在升旗台上屹立不动，像一尊铁像，胡子飘拂着，一脸悲愤的表情。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然下起大雨。有些学生急于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随军的占卜师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艺术
闻家收藏了不少字画，闻一多少年时代常在一旁看父辈赏画作画，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家人韦奇带他去巴河镇看戏，回家后闻就描画戏中的人物。韦奇看见书中的绣像，就让闻用纸进行临摹。这也是闻日后走上艺术之路的原因之一。闻一多也因此与这位参加过太平军起义的老家人感情很深，韦爱吃狗肉，闻家有人不让他在灶上炖，甚至出口责骂，闻一多却总护着他。
儿时，闻一多总让家人给他剪纸花样玩。看见有人乘轿子，他就要求大姑母剪两个轿夫抬着轿子的样子；看见轿夫把笠帽放在桌上，他又要求剪出笠帽放在桌上的样子；轿夫去吃饭，他又要剪一张吃饭的样子。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经常到校外写生，有人称：“闻多之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比闻低一级的同学张闻骏见过一幅画，是闻一多用各种碎片拼起来的，非常特别。
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时，得到了该校美术系主任利明斯女士的赏识。利明斯一次对梁实秋说：“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闻一多当时画油画，头发留得很长，披散在脑后，他的画室披衣上，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闻一多无论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用这件披衣。梁实秋评价道：“一个十足的画家！”
利明斯曾建议闻一多参加纽约一年一度的画展，闻欣然同意。他埋头作画，废寝忘食，如中疯魔一般，足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多月，等快画完的时候才允许梁实秋到他屋里去品评。一次到了饭点，梁去叫他吃饭，敲门不应，梁从钥匙孔中窥见他在画布上戳戳点点，便不再惊动他，任他饿了一顿。闻送去参展的画有十几幅，却只有一幅美国侦探的人物画，获得了一颗金星。闻非常沮丧，从此对绘画兴趣索然。
到纽约后，闻一多虽继续学画，却没有再好好上课，刚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不去了。他开始蓄长发，作艺术家状，时间长了，头发戳得脖子发痒，便约朋友相互为对方修理。当时常与他往来的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人也都是长发披肩，常常睡到日上三竿，入夜则到附近一家广东餐馆喝五加皮，吃馄饨，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
在清华就读时，闻一多所在的清华辛酉级曾组织唱歌团，请林语堂担任教员，闻一多也加入其中，唱男低音，并兼任书记。
早在清华时，闻一多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编写剧本，常与同学撰稿到深夜。在清华的前八年，每年闻一多都要编写剧本，参加短剧比赛，闻一多所在年级的短幕戏剧都是出自他之手。1916年10月，清华辛酉级为庆祝双十节，曾演出戏剧《蓬莱会》，闻一多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只驴。
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时，闻一多与同在纽约的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人推出了两台中国古装戏：《牛郎织女》与《杨贵妃》，闻负责服装和布景。当时，美国买不到锦袍，闻只能自己动手绘制，几十件锦袍都是他亲手画上去的，非常精美，演出亦大获成功。梁实秋回忆说：“在灯光下竟然看不出有彩笔的痕迹，在这一次演剧中一多建了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