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闻一多将妻女接到北京，在闹市口附近租屋居住。徐志摩回忆闻画室的装修道：“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是米罗维纳斯一类的雕像。……尺外高，石色黄澄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
闻一多治印1927年，闻一多致信饶孟侃说：“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抗战时，闻家生活困难，好友建议闻一多挂牌刻图章，闻欣然接受，戏称自己为“手工业劳动者”。闻最初刻章颇为辛苦，云南流行象牙章，于是他先拿石头练手，觉得差不多，再刻象牙。象牙很硬，闻以为象牙遇酸会变软一些，遂将牙章放在醋里泡了一昼夜，但丝毫没有变软，于是只好硬碰硬地苦干。第一个牙章耗费了一整天，闻的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两年后，他对吴晗谈起初刻章的情形时，眼里还含着泪。
闻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闻一多刻图章。闻刻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到1945年，由于通货膨胀，涨到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吴晗曾说闻一多：“没有章子来的时候着急，家里人吃饭成问题；有章子来的时候也着急，那么多章子来了一下子刻不出来人家顾客不答应。”
诗人
1916年冬，闻一多生病住进校医院，时值其同学贾观林去世。某夕，闻一多“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高树，巡字而呼，仰空而泣，踟蹰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赋以招之”。此即《招亡友赋》。
闻一多说，对自己诗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是梁实秋：“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二是郭沫若：“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像沫若。”他评价自己的诗风“介乎此二人之间”。
闻一多既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保留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他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
从结婚时起，闻一多就着手建立“诗化家庭”，即使在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建设也不曾中断过。每到晚上，闻总是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让孩子们围坐在一旁，听他一篇一篇地讲解诗歌。讲着讲着，他会停顿下来，让孩子们谈谈看法，然后他再进行解释。讲解完后，他还要求孩子们背诵，如果背不出来就罚捶腿。
闻一多认为：“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评价这首诗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原名罗家山（又名落驾山）。1928年，武大将新址选在此地，闻一多建议将地名改为“珞珈山”，被武大采用，沿用至今。
臧克家到青岛大学英文系学习，由于记忆力差，学起来很是吃力，便想转到中文系。当时青岛大学规定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但必须得到系主任的同意，而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对学生要求很高，许多人想转到中文系都没能成功。臧克家却很顺利，他自报姓名后，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了他一眼，高兴地说：“你来吧。”于是，臧克家便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跑去向闻请教。闻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政治并不热衷，中年以后却开始论政，变化之大让许多朋友很是惊讶。但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为学
闻一多六岁入私塾，少年老成，整日读书。其兄闻展民回忆：“汝初就外傅，群季争嬉戏，汝独哦哦不休。”每逢新年，门外来了龙灯或花轿，别的孩子都跑出去看热闹，只有他安坐书房，不为所动。晚上，闻常随父读《汉书》。一次，他以白天先生授课所讲的事例与汉书中所述进行类比，父亲听罢极为高兴，从此每晚必给他讲书中的名人名言。
1912年夏，14岁的闻一多（当时其名为闻亦多）报考清华学校，初试的作文题目为《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的名字。他读过许多梁启超的文章，学着写了一篇，很得主考官赏识，但因其他学科成绩一般，只被录为备取第一名。去北京复试的路上，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录取。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十载，每年暑假回家，总是闭门读书，废寝忘食。每每家中有宾客至，他总是趿拉着鞋东躲西藏，嘴里嘟囔：“怎么又来打搅人看书了！”因普通书桌不够宽大，他就用裁缝做衣服的案板做书桌，上面堆满书籍和稿纸。闻一多的书房名为“二月庐”。盛夏时节，酷热难当，书房如同蒸笼，闻汗如雨注，“二月庐”成了“二月炉”，但他仍看书不止。
某日傍晚，一条蜈蚣爬到正在读书的闻一多脚上，家人见了忙惊呼，闻却一脸茫然，家人只好帮他把蜈蚣赶走，闻反而怪家人惊扰他读书。于是，家里人都叫他“书痴”，责备他“不事俗务”，他却说自己“吕端大事不糊涂”。
1928年夏，闻一多到武汉大学任教。自此，他从诗人转变为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连郭沫若都惊叹“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到清华任教后，闻一多更加专心治学，硕果累累。有时，他“忽有所悟”，便“自喜发千古以来未发之覆”，恨不得马上与人“相与拍案叫绝”。
闻一多曾想编一部《毛诗字典》，他准备让每个学生在《诗经》中选一个字，然后把各篇中有这个字的句子全部集中起来，按照句法结构分成几类，再从声和形两个方面来求义，并注意古代虚词的用法和含义。但卢沟桥事变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世人多认为《诗经·邶风·新台》中“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的“鸿”为“鸿鹄”的“鸿”。闻一多考证后认为，此处的“鸿”应为“蛤蟆”之意，这样全诗的意思才能解释得通。
据闻一多考证，“风牛马不相及”的“风”为交配之意。他认为，《诗经》中的风诗为爱情诗，“风”古义从虫，“虫”即《书经·仲虺之诰》中的“虺”，即蛇。《论衡》和《新序》中记载孙叔敖见到两头蛇，实际是看到两蛇在交尾，即“虺”的原义。故“风牛马不相及”是说马和牛不同类，不能“风”，即不能交配。后世的风流、风韵、风月、风骚等词，均与异性相慕之情有关。
学者都认为《诗经》是“哀而不怨，乐而不淫”，但闻一多逐条考证，认为《诗经》中不但有伤雅之作，有些简直就是淫诗。如《陈风·衡门》中“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句中的“饥”是指男女交合之意；《陈风·株林》中的“朝食于株”的“食”也是指交合。闻一多还举《汉书》、《楚辞》等古籍与之相互参证。一些自命经学家的卫道先生愤然说：“闻一多讲《诗经》是《水浒传》的讲法，江湖派！”
闻一多在《诗与歌》一文中说，原始人最初因情感激荡而发出“啊”、“哦”、“唉”、“呜呼”、“噫嘻”等声音，这些声音是“歌”的起源，作用在于抒情；而“诗”最初是用于训志，“志”有三个含义：记忆、记录和怀念，这也是诗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诗的本质为记事。他认为，《诗经》三百篇有两个源头，歌和诗，当时所谓诗本质上乃是史。
闻一多曾对龙进行考据，认为龙是远古各个部落图腾的合体。根据闻的考证，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都崇拜龙图腾，从而证明了中华各民族的同源性。
夫人高真回忆，闻一多有时半夜里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忙问：“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了。”
自从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罗常培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则逸事，“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便传遍整个校园。
传道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地收到了通知书。注册报到时，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两年间，闻一多最得意的事便是有了两位高足，即臧克家和陈梦家。他将二人的照片放在书桌上，不无得意地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
臧克家回忆闻一多讲课：“记得他在讲雪莱的《云雀》歌时，将云雀越飞越高，歌声也越强，诗句所用的音节也越来越长的情况，用充满诗情的腔调吟诵了出来。”“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而不是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我讲你们听：坐在草地上，无妨吸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
一次，闻一多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闻问道：“2＋5＝？”学生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画作让学生欣赏，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了。闻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其中，“唐诗”是联大最叫座的课之一。他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他将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曾祺回忆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闻一多说：“读唐诗，尤其是读初唐诗处，应该在昆明，这里夏无酷暑，冬不严寒，春秋佳日，风和气消，一卷在手，如饮醇醪。我是和大家共享呢。”
闻一多讲唐诗，讲到杜甫时最为神往。他在课堂上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告诉学生，对这样的诗，不仅要读，而且要用心去体会；并且说，这就是推己及人，是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起源。
西南联大学生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