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这一命名，可以追溯到自然科学中关于“生态学”的界定和人文科学中对于“生态”的广泛使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文学中“生态批评”的观念和哲学中“生态哲学”的思想阐释，而媒体界中媒介生态学的发展，更给我们为“电视生态批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借鉴。在这些相关理论背景下，提出了“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范畴，并力求对其理论视野和范畴作出具体界定。
就电视文艺的批评研究而言，我们不能脱离开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在我看来，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现代”与“后现代”复杂交错的话语环境中，转型期、全球化、知识经济、生态文明，中西文论互动的话语，共同编织成电视文艺与批评的大背景。应该说，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与交织中，以“生态批评”的方式来考察电视文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媒体界关注。
所谓“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是指评论者吸收生态学的基本思想——生态哲学思想，借鉴已有的（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批评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中西方文论资源，以与电视文艺相关的制作者、文本、受众、电视文艺热点问题与现象、电视文艺思潮、电视文艺的生产与消费活动等为研究对象，以电视文艺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电视文艺与人、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通过对电视文艺所营造的“非自然”人文环境系统结构、功能、种类、行为等以一种系统、动态、差异、非线性思维方法的整体考察，重审电视文艺与现实世界中人的精神状态、社会发展模式、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推进电视文艺系统生态、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谐发展从而推动电视文艺的创作与传播实践及其批评的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批评方法。
第一节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界定与思考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作为当代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严格说来是属于文化批评的方法范畴。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包治百病地对待文学现象，而是着重于采用系统和联系的方法，将文学现象放置于相关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观照和研究，从而透过现象寻找规律，并对现象加以价值清理和判断。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从更宽广深远的人类文化、精神生态角度发现问题，为电视文艺现象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反思和读解方式，设立一种新的判断尺度，丰富已有的批评方式，力求深入透视电视文艺现实存在的种种利弊。
谈及“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不能不从这个概念的来源说起。对这一概念来源的探寻，有利于我们厘清“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以及“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找到西方文论资源和中国古典文论资源的结合点，从而在现有“生态批评”界定上更好生发与建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生态”研究在当今与前几年的“文化”研究一样，成了一门显学而过于宽泛地运用。但本书采用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概念中，“生态”一词并不是基于简单的比喻意义，而是基于中西方丰富的学理资源，从深层的理论体系的架构上加以借鉴。
一、生态学及其人文转向
构成本书核心概念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复合概念中，关键性的单一概念是“生态”一词。这个概念在当前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均常常被借用，但含义并不相同。当我们将“生态”一词引入到电视文艺批评中来的时候，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于“生态”一词内涵与外延的理解。
要理解“生态”一词的本义，我们有必要首先回到“生态学”领域来考察。
“生态学”（Ecology）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是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于1866年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一书中创立。经过14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生态学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其内涵和外延都关系有了变化，生态学的定义也不再局限于当初“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住所’的科学”这一经典的涵义，结合近代生态学发展动向，归纳各种观点，可将生态学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ugenePleasantsOdum）在1997年出版的《生态学——科学与社会的桥梁》一书中，称生态学是一门联结生命、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科学。生态学在促进科学进步、环境保护、全球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划时代文献《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认为：“生态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生态学源于生物学，属宏观生物学范畴，现代生态学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在分子、细胞等微观水平上探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在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宏观层次上探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前的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生物学分支学科。
第二，生态学尽管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发展，但其研究中心为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属宏观生物学范畴。
第三，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在于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中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1、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对象，探索环境（无机及有机环境）对生物的作用（或影响）和生物对环境的反作用（或改造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规律；生物种群在不同环境中的形成与发展，种群数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种内种间关系及其调节过程，种群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对策及其基本特征；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特征，群落的结构、功能和动态，以及生物群落的分布；生态系统的基本成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演化，以及生态系统的进化与人类的关系。
2、以人工生态系统或半自然生态系统（即受人类干扰或破坏后的自然生态系统）为对象，研究不同区域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污染生态系统中，生物与被污染环境间的相互关系；环境质量的生态学评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开发利用等。
3、以社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入手，系统探索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能量和物质代谢，发展演化及科学管理；农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能流和物流特点，以及高效农业的发展途径等；人口、资源、环境三者问的相互关系，人类面临的生态学问题等社会生态问题。
“生态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创立了一门新的生物学科，而且把环境因素纳入生物学研究，开创了生物科学的新时代。过去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只限于生物有机体本身，认识生命特殊的有机组织，如关于生物的结构、功能及其分类等，着重从解剖学、生理学、分类学等的角度理解生命，其中不包括环境因素的作用。但是，生物倘若离开环境，就是一种孤立和不可解释的生命现象；现实的生命体除了有其特殊的有机组织及其功能外，还必然反映其特有环境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只有同时研究生命的特殊的有机组织和特有的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获得对生命现象的完整认识。
生态学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理念及理论和方法体系，在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解决全球问题的迫切需要，生态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所提出的许多方面的挑战。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生态学的重要特色就在于超越以往的单纯生物学研究途径，开始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其发展又可以概分为两个阶段：
二十世纪前半叶：生态学在此阶段的发展，主要是生态圈和生态系等理论的渐趋成熟，集中于研究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相互作用，强调有机体与其环境共同形成生态系。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结果是“生态中心论”的出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的大地伦理学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伦理学纪元，伦理学不只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更扩大到处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成了人类道德考量的基础之一。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预告了生态学时代的来临；
二十世纪下半叶：此时，环境问题已经愈见浮现，1962年，瑞秋尔·卡荪（Rachel Carson，1907-1964）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标志生态学时代正式揭幕，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成为主要时代课题；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从自然生态扩大到文化领域，生态运动也成为全球性的运动。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经济和科学技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也带来了环境、人口、资源和全球变化等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生态学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并获得的了重大的发展。生态学不仅与生理学、遗传学、行为学、进化论等生物学各个分支领域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学术领域，并且与数学、地理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交叉，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生态学的外延甚至超越了自然科学界限，与经济学、社会学、城市科学相结合，使得生态学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接的真正桥梁之一。和许多自然科学学科一样，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是：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与其他某些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显著；生态学研究的国际性逐步增强。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不管那些治学严谨的生态学专家们是否情愿，生态学研究就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生物学”、“自然科学”的狭窄领域，开始走进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神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学科之中来。在当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生态”（eco-，ecological）冠名的学科、学说或主义数不胜数，如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等。
上述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它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以及人文科学方向的发展，使它向社会领域渗透，向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渗透，改变了生态学的纯自然科学的性质。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m）为其《生态学基础》一书第2版加了一个副标题：“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纽带”，他认为“现代生态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特别是人类生态学（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的发展，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一学科的确立已经使生态学从以生物为主体的生态研究，转向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学科不仅要研究自然生态系统，而且要研究人工生态系统，以及这两个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生态学家弗·迪卡斯雷特认为，把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演变作为统一的课题来研究，才算开始找到生态学的真正归宿。
人类的生态过程不同于生物的生态过程，人的种群构成了社会关系，它以一定的文化形态存在着。人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这就使人的生态系统结构具有了（相对于其它生物结构）更多层次的特点——即除了自然生态，还涉及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乃至精神生态的层面。但是在这里，自然生态具有生命存在的基础性质，而各个生态层次之间则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为中介的，这说明人类生态过程的特殊复杂性。
由上可知，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对于“生态”一词的借用，使得“生态”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扩展。人文学科的生态学研究更多借鉴的是一种生态学思想、生态智慧以及生态学研究的方法。譬如在关于环境问题的考察上，从较早期局限于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扩展到关注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自我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环境考察的领域也在逐步拓宽和深化。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由于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不仅从方法论，而且从价值观方面，都为迎来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作了充分的认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