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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点，我开始了崭新的一天。我在厨房里热了一袋巧克力奶，吃了一套巨无霸三明治以及两根香蕉。吃完早餐，我坐在马桶上看了一会儿手机新闻，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之后我在楼下慢跑了两圈，和遛弯的大妈闲聊了两句，与可爱的狗狗们打了声招呼。
我回到房间换了一套黑西服，戴上无框眼镜，拿起装满各种小工具的手包，检查一下衣缝中暗藏的小刀。诸事完毕，我离开了舒适的小屋。
我开着装甲车般的SUV来到了一家粤菜酒楼，在二楼找到了正在看报纸的柳飞云，他每天都会在这里消磨时间，一顿早餐他至少要吃上一个小时。
“吃好了吗？”我问他。
“你来了。”他放下报纸，为我倒了一杯菊花茶，“一起吃吧。”
“我在家吃完了。”
“很好，那就再见吧。”他又把报纸举起来。
我探身把报纸抢过来，压在屁股底下，周围的食客们纷纷扭头看着我，好像我是闯进文明世界的野蛮人。
柳飞云一点都没生气，他看了看手表，说：“想让我陪你去调查？”
我点点头，心想这家伙可能真有点特异功能。
“我可没有经验。”他难得谦虚一回。
“没关系，你当我的助手好了。”
柳飞云从手提包里取出笔记本，哗啦哗啦翻了几页，然后锁紧眉头。我知道他在计算书稿的进度，我说过，这个人已经走火入魔了，就算是天塌下来，他也要把手头上的小说稿完成。
“我可没工夫整天陪你调查。”他说。
“是呀，你把时间都浪费在喝茶上面了。”我举手叫来服务员结账。
出了酒楼，我们直奔皇都大酒店，委托人的真实背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如果王哲缺乏诚信的话，我肯定会转身就走。至于预付款嘛，一分钱也别想索回，这是欺骗的代价。
酒店门口的停车场空空荡荡，几个外国小孩踩着滑轮相互追逐着。皇都大酒店主楼像沧桑老人的脸，疲惫、衰老、淡泊。
高大威猛的行李员帮我们拉开玻璃门，一股浓厚的异域香水味和淡淡的外国狐臭味飘在半空，我屏住呼吸小跑起来，靠在大堂里侧的熊猫雕像旁一口接一口地喘气，柳飞云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一个穿西服的中年人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走过，不经意间看了我一眼，我冷笑一声，此人肯定是酒店的内部保安，他大概以为我要窃取国宝吧。
酒店内部富丽堂皇，金光闪闪，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轻车熟路地上了二楼，拐进豪华奢侈的大堂酒吧，坐在长长的吧台前，里面没有一位客人，服务员正傻乎乎地对着钢琴发呆。
“怎么样，”我对柳飞云说，“你对调查工作有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
“我是你的助手。”柳飞云认真地说，“我没意见。”
我美滋滋地笑了笑，然后用力咳嗽一下，吧台内猛然窜出一个黑影，吓得我险些从椅子上翻滚下去。
“早上好。”又矮又胖的调酒员满面笑容地朝我们打招呼。
“打扰你吃早餐了。”我抱歉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胖调酒员一脸惊异。
“是你的工作服告诉我的。”我学着柳飞云的方式，指了指调酒员袖口上的鸡蛋皮，建议道，“下次让服务员给你在门口放哨。”
“好的。”胖调酒员表情尴尬地把出卖他的鸡蛋皮打掉。
柳飞云佩服地朝我挤挤眼睛。
“请问你们喝点什么？”
“我先看看吧。”我接过酒单看起来，从白兰地到威士忌，从利口酒到各类软饮，没有一项是我能消费得起的。我矜持地把酒单放下，真想骂街。
胖调酒员返回里屋收拾他的早餐去了，我趁机对柳飞云低声说：“是你付账还是我付账？”
柳飞云立刻睁大眼睛，惊讶地反问道：“你说呢？”
我的心顿时凉了一截，我为什么非要带他过来！
胖调酒员从里屋转出来，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一对浑浊的小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我点了两杯最便宜的金汤力，趁对方调制酒品的当儿，我悄悄捏了一下钱包的厚度。
没过多长时间两杯金汤力便轻轻地推到我俩面前，清澈透明的液体中浮着黄橙橙的柠檬片，杯壁处冒着亮晶晶的气泡，赏心悦目。可一想到它的价格，我的心脏就一阵阵地抽搐。
我浅浅地品尝一小口，违心称赞了几句，胖调酒员的笑容更灿烂了。
“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我放下杯子，开始进入工作状态。“王哲在上班吗？”
“你认识他？”
“我们是很熟的朋友。”我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
“你早说呀。”胖调酒员走到收银台旁，把那张金汤力的结账单撕掉了。
我刚才为什么不要一杯XO呢？愚蠢呀。
柳飞云又笑起来，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小心思，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王哲今天晚班，大概要五点半才来换班。”胖调酒师转过来说。
“席丽丽在班上吗？”我继续问。
“在楼下的咖啡厅，早上我见到她了。”
我用吸管搅了搅金汤力，金酒特有的松子味道飘出来。“酒吧的生意如何？”我随意问。
“马马虎虎吧，晚上乐队演奏时会好一些。”
“这里住的全是外国人？”
“差不多吧，中国人比较少。”他说，“请问你怎么称呼？”
“李晓峰，请多关照。”我递给他一张名片，然后像日本人那样欠身致意。
他礼貌地看着我的名片，问：“咨询公司是干什么的？”
“啥都干，解决一切疑难杂症。”我模棱两可地回答。
“这样呀。”他一头雾水地把名片放进上衣口袋里。
我和他聊了十多分钟，柳飞云专心一意地品尝他的饮品，一个字也没说。
“好，我们现在去找席丽丽。”我把杯中物一饮而尽，起身和胖调酒员握手告别，“你怎么称呼？”
“张庆海。”对方的手肉乎乎的，像熊掌。
我们顺着楼梯往下走，我对柳飞云说：“看样子张庆海和王哲的关系不错。”
柳飞云同意我的观点。
回到奢华的大堂，柳飞云从值班经理的办公桌上取了一张店卡，然后坐在大堂中央的沙发里，取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
我坐在他旁边，探过身，隐隐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是一长串英文，他耐心听完后客气地说：“麻烦你让席丽丽接电话。”
没过多会儿，一个甜美的声音传过来：“请问哪位？”
“张庆海在吗？”柳飞云尽量压着声音说，之后他把电话放在我耳边。
“你拨错了，他在楼上的大堂吧。”我听到席丽丽脆生生地说，“你知道那里的电话号码吗？”
“我知道，谢谢你。”他挂掉了电话。
“原来你也是说瞎话的高手。”我讽刺他说。
“别废话了，赶紧办事吧。”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半个手掌大小的超薄数码相机，走到咖啡厅的接待台前，拿起一份菜单，佯装翻阅。一个比我高半头的服务员迎面走过来，我把菜单还给他，离开了咖啡厅。
我们回到车里，我把席丽丽的照片输入电脑里，我一共偷拍了三张，都很清晰。
应该说席丽丽是个美女，她长着一张鹅蛋脸，眼睛显得幽深长远，眉毛被修饰得弯弯的，棕褐色如丝般的细发呈波浪状蓬松地掩住奶白色的后颈，她的嘴唇又薄又红，上下一抿好像就能挤出糖水来。可能出于工作原因，她几近素颜，那张脸像蜡烛一样白皙透明。
王哲这小子真是命好啊。我感叹一声，然后擦了擦嘴角。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席丽丽还是詹广才？换句话说，詹广才是不是控制着席丽丽的身体？
我觉得自己疯了。
我取出放大镜在照片上寻找破绽，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的结论是此人正常无异，王哲的精神方面一定是出了某些问题。
“你看出什么名堂了？”我问柳飞云。
“你的偷拍技术还是不错的。”他说了一句废话。
“我是说席丽丽有什么问题。”
“王哲这小子真是命好呦。”柳飞云的脸上露出嘲讽的微笑。
我猜自己的脸红了，于是我赶忙合上电脑，启动汽车离开酒店。我准备在向王哲摊牌前顺道去调查一下詹广才那边的情况，以便堵住王哲的嘴。
按照王哲填写的资料，我们去了车祸现场，随便照了两张相片，之后问了问周边的小商小贩，没有找到那次车祸的目击者，大家都显得很冷漠，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当然了，对于如此结果我并不意外，这是一个人情味淡如水的畸形年代。
我们去了张贴寻目击者启事的餐馆，问老板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站在对面的马路边，老板说没注意，倒是偶尔看到其他人站在那里。
“去医院看看吧。”柳飞云第一次提出意见。
去第四医院途中我故意在市区里转了又转，没发现有人在后面盯梢，那个该死的跟踪者到底躲在哪儿了，真急死人了。
第四医院像个老旧的招待所，死气沉沉，患者们都是匆匆忙忙的，脸上挂着苦相，唉声叹气。
柳飞云托医院里的关系打听到了詹广才最后的状况，他除了颅骨裂伤外，胸腹部受创严重，胸腹主动脉破裂，肝、肠、肺均有裂伤，出现多处骨折，由于失血过多导致抢救无效。还有一堆专业用语，我也没听明白，总之这个人被撞得很惨。
我们绕到医院后面的太平间，想象着一具尸体走来走去的样子，想着想着我便在太平间的门口笑弯了腰，路人们不解地看着我。
“这太荒诞了吧。”我忍住笑说。
“是有一点。”柳飞云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的。
我们离开医院，找到了创智中学，学校不算大，方方正正，教学楼像研究所似的。我把车停到路边，大大方方地走进去，刚踏进神圣的学校，不出所料地被看门的老大爷拦住了。
“嘿，你们两位找谁？”老大爷的态度很不友好，好像我是专搞破坏的国民党潜伏特务。
“我来开家长会。”我面不改色地说。
柳飞云板着脸，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我继续往里走，这个时刻绝不能流露出半点迟疑，要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就是学生的家长，此刻我的表情是紧迫的、焦急的、恨铁不成钢的、有些神经质的。
老大爷一扭身回屋了，我顺利地进入了教学大楼。刚进门下课铃便响了，几十个祖国的花骨朵儿猛地冲了出来，如汹涌的潮水，我们像小鱼小虾般头重脚轻地退出去，躲在大树后静观其变。
学生们终于散去，我们回到教学楼，站在橱窗前，欣赏同学们的各类绘画作品。橱窗最后面是一张黑白照片，此人很年轻，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脸庞略胖，头发黑亮，一双清澈的眼睛，嘴角上挂着友善的微笑。
这个人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照片下面是一段很煽情的话，文笔稚嫩但相当感人，看着看着我的眼眶里变得火辣辣的。我慌忙拿出手绢，鬼鬼祟祟地观察一下四周，然后将那两滴不争气的泪水抹去。我竟然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掉眼泪，真是怪事。我瞟了一眼柳飞云，他正在看橱窗里的一篇获奖作文，没有注意到我。
我把手绢折好，放进口袋里，接着往下看，文字的落款是初一二班全体学生。毫无疑问，照片上的人就是青年教师詹广才。好人为何总是不能长寿？
我取出照相机把詹广才的模样留下来，其实这完全出于职业习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在走廊里转了转，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知不觉中到了初一二班门口。教室里乱哄哄的，学生们在课桌间无忧无虑地追逐打闹，搞得我也想进去跑跑跳跳。
“你们好。”我听到一个威严的声音。
我转过身，看到一位年长的教师，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嘴角自然而然地往两侧撇，天底下大概没什么事能让他高兴起来。
“您好，我是詹广才的朋友。”我挺起胸，理直气壮地说。
“哦。”老教师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口气顿时软了下去，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好像他就是那个该死的肇事司机，“詹老师的事你知道了吗？”
“我已经知道了。”我沮丧地说，“我只想看看他曾经带过的班级，再摸摸那个讲台。”
“没问题，请跟我来吧。”老教师热情地领我们进入教室。
原本喧闹的教室变得鸦雀无声，无数双小眼睛紧紧盯着我，仿佛我是闯入羊圈里的恶狼。老教师清清嗓子要给学生们作介绍，我及时拦住了他，此刻我的内心是很脆弱的，绝对受不了这个场面。
我站在讲台前，把手搭在两个桌角上，同学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滑稽，于是我赶紧弯下腰，把脑袋伸进讲台里，用手摸来摸去，除了一根露在外面的铁钉外没发现任何隐蔽的机关。詹广才老师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完全不符合侦探小说里惯用的情节。
我从讲台里灰头土脸地爬出来，老教师和五六个中学生正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大概没见过如此悼念朋友的人。此时，柳飞云举着学生的铅笔盒仔细研究，好像发现了一个传世宝贝。
“好了，”我拍拍身上的灰尘，说，“你忙吧，我们回去了。”
老教师把我们送到教学楼门口，他盯着我说：“你真的是詹广才的朋友？”
“有什么不对吗？”我露出不悦的神态，心里却有些打鼓。
“哦，”老教师咂咂嘴，婉转地说，“詹广才好像没有朋友。”
我转了转眼珠子，搪塞了一个理由：“他认识的人都在外地工作，很少见面，只是偶尔写写书信。”
“怪不得呢。”老教师是文化人，信以为真了。
“我俩也有很长时间没联系了。”我索性来个顺藤摸瓜，“他现在还是单身吗？”
“经常有个女同志打电话找他，不过他们是什么关系我就不好说了。”老教师一五一十地说，“反正搞得神神秘秘的，看样子不像是普通朋友。”
“神神秘秘？”我不明白老教师为什么使用这个字眼。
“詹老师只要接到她的电话就会支支吾吾地说几句，然后捂着话筒跑出去。”老教师说，“如果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应该不用如此紧张吧。”
“可是，”我立刻找到他言语间的漏洞，“您怎么知道电话是女同志打来的？”
“这个嘛，”老教师不自然地说，“我们的办公室很安静，是男是女隐约能够听出来。”
原来如此，看不出老教师还挺八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