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是有别于道教的，它是先秦时期学术思想流派之一。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谓之九流。后世所言的“黄老之学”，是指黄帝和老子，着重也就是《老子》中的“无为而治”。儒学是中华的骨脉，其代表人物孔子被推上了“儒教”的“教主”高位，自然，免不了道教就要拉道家人物老子为教主了。当我在崆峒山“三教洞”看到被封为教主的孔子塑像时，真想哑然失笑，便转身出来，不忍再看。人类的诸多毛病之一，就是总想朝什么跪下去，还有一派说词。孔子与老子，被后世尊为教主，实在是辱没多于敬重，然而后裔们眼窝子浅，只想着轻巧的求佑，难得费心领悟和运用先贤的学术思想。
“无为而治”，于古于今，都有立竿见影的妙用。
历史上每当战乱结束，新政所用的休养生息方略，其实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之策。很硬的古例如：秦亡汉立之际，由于连年的征战，社会经济极其凋敝，以至达到“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皇帝的车都套不起四匹马，将相们只好坐牛车了，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史家所言的“文景之治”，是文帝景帝都相继采用了“无为”的主张，才国库充盈、民富国强。经济政策上的“自由放任”，让民众休养生息，不妄加扰动，政府对民间的经济活动和经营形式不予干涉，如此的“无为而治”近70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串钱的绳子烂掉，粮食露溢于库外而无人取用，国强民富一至于此，才有了后来的汉武连年用兵，扬威域外！
更硬的近例是现在。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不会物资短缺，所有的一切在事先都计划好了，只需人人各尽所能就行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扼杀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对利益的追求，所以人们吃不饱饭。市场二字仅仅是个词汇，没有实际上的市场可言（现在的市场仍算不上真正的市场，尚有待于成熟与规范），于是老太太买不上针线。配给供应，实际是商品短缺的一种掩饰。现在，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时，实际上就是进入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社会状态，政府不再约束企业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什么，一切都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调整。商品的质量数量在竞争中渐渐趋向最佳状态，用不着政府再对企业管头管脚。你挣钱我收税，公私两利，从什么都管的大政府小社会，到今天放手不管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无为而治”，物资丰富，生活提高，减肥成为时髦话题。“无为而治”这个“看不见的手”，同样在企业内部也起作用。过去是“要我做”，被动而敷衍，无所谓才干能力，只在于是否奸谋老到；现在变成了“我要做”，何以如此？“看不见的手”之使然也！“无为而治”，就是利用人对利益（生存）的追求，其结果是利己也利他，当然也利国。在“法则”的范围内，没有人专管你，但你跑的比兔子还快。这个快，便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想和做，都需要智慧和勤勉，缺少这一点的人，当然认为还是老路好。
或许会有狺狺吠吠者认为，我把“无为而治”解读成了“不干预主义”，无政府主义。其实“无为而治”的落脚点还是治，《老子》中的圣人，是政府的象征，“德”是圣人的化身，以德治国，顺“道”而为。“无为”是要君主莫做有悖于“道”或“法则”的事，是有特定含义的，绝不是不要政府。“无为”是为了“无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有为”。
要说呢，题目中的“再读”二字，会触痛一些人的旧筋，以为他们读了，别人只有听训的份儿，“再读”当然犯忌。因为我曾对电视连续剧《东周列国》说过几句话，一位年长我1/4世纪的人，也可算是前朝（“四人帮”）遗老了，自以为革命有本，便斥我“狂妄之极”。我这人麻木，对狺狺吠吠向来置若罔闻，只当他先赞我一句：高见！他的理由很堂皇：电视剧那可是学者教授参与而成的啊！学者教授，当然是该刮目相看，但也不尽然，很多也是不甚了了。权威在专业内是权威，离开专业便是常人，然而凡事总要说几句，难免不昏话连篇。专业知识框架和人文知识框架毕竟有别，所站的点和高度不一样，观照的层面自然两样。就此而言，寡言的老人令人尊敬，曾有学者教授对影视作品如《红高粱》说三道四，民族感情和史实、艺术手法和生活，昏混不清所以也就看不懂。《老子》中的“无为”，竟也有学者解读成“什么都不干”，名刊的大编辑照发不误。人，是要有些精神的，当然基于知识的积累，否则，年纪再大，也只会见人叩头，见狗作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