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造铠甲的人不仁吗？造箭的唯恐造的箭不尖利不能射伤人，造铠甲的唯恐铠甲不坚硬使人被射伤。求神治病的巫医和做棺材的木匠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谋生的职业不能不慎重选择。孔子说：‘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好。经过选择却不住在有仁德的地方，哪能算聪明？’仁，是天赋予人的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定的住所。没有谁阻挡他行仁，他却不仁，这是不明智。不仁、不智，元礼、无义，只配当别人的仆役。当了仆役而觉得当仆役羞耻。就像造弓的觉得造弓可耻，造箭的觉得造箭可耻一样。果真觉得可耻。不如就行仁。行仁的人犹如比赛射箭：射箭手先要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放箭：射不中，不怨恨赢了自己的人，只有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罢了。”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高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伟大的舜又超过了他们，好品德愿和别人共有，抛弃缺点，学人长处。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修养自己的品德。舜从当农夫、陶工、渔夫。直到成为天子，没有哪一点长处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吸取众人的长处来修养自己的品德，这又有助于别人培养品德。所以，君子没有比帮助别人培养好品德更好的了。”
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不是他中意的朋友就不去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同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同恶人交谈，就觉得像是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把这种厌恶恶人的心情推广开去，他就会想，如果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帽子戴得不正，就该生气地离开他，就像会被他玷污似的。因此。诸侯即使有用动听的言辞来请他的，他也不接受。不接受，就是不屑于接近他们。柳下惠不认为侍奉坏君主是羞耻的事，也不因为官职小而瞧不上；到朝廷做官，不掩藏自己的贤能，必定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被国君遗弃而不怨恨，处境穷困而不忧伤。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裸体地在我身旁，你又哪能玷污我呢？’所以他能高高兴兴地同这样的人处在一起而不失去自己的风度，拉他留下，他就留下。拉他留下他就留下，这也就是不屑于离开罢了。”孟子又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狭隘与不严肃，君子是不效仿的。”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日：‘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日：‘吾先子之所畏也。’日：‘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日：‘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姓公孙，名丑，孟子弟子；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曾任齐桓公的宰相，在齐国进行许多改革，增强了齐国的国力，辅佐齐桓公，使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辅助武王伐纣，统一天下，又辅助成王平定叛乱，安定天下，因受封为鲁国，成为鲁国的始祖；武丁，商代帝王，后被称为高宗；微子，商纣王的庶兄，名启；微仲，微启的弟弟；王子比干，纣王叔父，因多次劝谏，被纣王剖心而死；箕子，纣王叔父；胶鬲，纣王之臣。
这一部分讲的是由于处在暴政横行的时代，德政的实行相当受人欢迎，所以在当时推行仁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日：‘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日：‘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日，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日：‘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日：：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日：‘夫子圣矣乎？’孔子日：‘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日：‘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日：‘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日：‘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贲，古代著名勇士；告子，战国时人，名不详；北宫黝，姓北宫，名黝，齐国人，事迹不详；孟施舍，姓孟，名施舍；伯夷，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后两人都投奔到周，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兄弟两人拦马谏阻武王，周灭商后，两人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伊尹，商汤之相，曾辅汤灭夏：其他所涉及人物都是孔子的学生。
这一部分是《孟子》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之一，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孟子从谈论“心”开始，论及“心”与“气”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著名论断，最后归结为先贤的伟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养气”问题。孟子所谓的“养气”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历来学者的不同见解很多，有的学者甚至专门从气功的角度来理解（参见张荣明《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但从根本上来看，其主要的着眼点则是伦理学中的理性凝聚问题，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意志的培养问题。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此处是讲“王道”与“霸道”的区分。所谓“霸道”，是以力服人，服从者未必心服，这是孟子所反对的；所谓“王道”，是以德服人，服从者是真正的心悦诚服，也就是孟子反复向君主们宣传的。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文中三处引文分别出自《诗经·豳风·鸱鹗》、《诗经·大雅·文王》、《尚书·太甲》。
这一段讲的是要免除国家的内忧外患，只有尊贤使能，奉行仁道，尤为重要的是，在平安的时候，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段是在强调只要能行仁政，关心民众的疾苦，国家就会强盛起来，必定能称王天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认为，仁政可以由“不忍人之心”推广出来，而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固有的，这一段就专门谈论这个问题。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即“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在此基础上，孟子确立了学理中的“性善论”。根据这一认识，人们的后天学习实际上就是保持和扩大充实这些“发端”。从理论上来说，孟子这一套学说的先验性质是很明显的，仁、义、礼、智这类带有社会涵义的概念被说成是人性中先天所具有的，而这种理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情感（恻隐之心）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