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中国人这种对于肉体的忌讳，西方人可就开放多了，他们不羞于表现自己的肉体，而且极能欣赏肉体之美，李敖对此颇感欣慰：“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的对肉体美的尊重观念，这种观念最具体的表现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在绘画、壁画、皿画、织品、雕刻、浮雕、木雕等艺术品上，他们流露了各种对肉体的欣赏与礼赞。这种传统的代代相传，自然发展到近代的模特儿、脱衣舞、裸体会、日光浴运动，以及身上衣服的缩减、电影检查的放宽。”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经历从保守到开放这么一个过程，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从起跑线上开始西方国家就已经超出中国一截儿了。先看看西方卖得最快的读物《圣经》里的说法，人类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不就是赤身裸体吗，后来由于偷食禁果才因此穿上衣服，至少在那个时候看来衣服就是戴罪之身的象征，是枷锁一样的存在，所以从思想上来看，西方人就已经超过我们老祖宗了。再看看那些西方神话中的诸神，大部分都是衣不蔽体、袒胸露乳，如爱神维纳斯等。再加上后来西方人思想觉醒较早，接受新事物快，自然要比中国开放得多。
不过随着各种改革的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日益开放，虽然李敖对此还是有所不满：“在对肉体的观念上面，最正常的合法开放是艺术家眼前的模特儿。模特儿的出现最早是在私人的画室里，到了民国八、九年，上海有人发难了，最有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然呼吁：‘模特儿到教室去！’主张公开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顽固们大骂他、新闻记者攻击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捉拿他，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
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一个一个的成立了，光着屁股的模特儿也一个一个的合法了，在道统与法律的夹缝中，模特儿几乎变成唯一的漏网者。第二个漏网者是什么，我不能想象，看到目前的所谓‘歌舞团’，我想迟早大概是脱衣舞了！”这样也是，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撼动，就算到了现代，中国人还是比较忌讳在人前裸露身体，不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过分拘泥了。虽然如此，对于乳房或者性器官的裸露仍然是禁止的；而对于四肢或其他不太性感的部位则是听之任之；至少现在的中国人已经能够接受人体画展、穿戴“比基尼”三点式泳装以及欣赏人体艺术，这是中国人在裸露禁忌这方面有所突破的标志。
男女之事
“中国的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明明指出男女之事，乃一如饮食之事。试问饮食之事，是道德的呢？还是不道德的呢？我们必然会答说：这是不可拿道德标准来判定的事，至少是不可全拿道德标准来判定的事。按照中国圣人的说法，男女之事，也正是如此。完全拿道德的眼光来看男女之事，是会把自己也搅乱的。曾国藩一直以克欲存诚告诫友朋，并以之自勉，但终为了讨姨太太惹得自己气沮，朋友不欢。这一混乱，也就是不明男女之事本质的混乱，把道德标准硬来搅到‘人之大欲’里去，其结果必是吃力与伪善，道德的约束有它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这范围，道德就失效，人就难能、人就气沮。道德可以约束人杀人越货，但道德约束不了人不吃不喝，约束不了男女方面的要求与满足。”
——李敖
男女之事本是自然，现在却被戴上了道德的枷锁，李敖对此着实不爽。而偏偏有些卫道士极力鼓吹让别人“灭人欲”，自己却极为放纵，更是让人不爽，虚伪至此，已无人能比。这里所谓的男女，并不是指男人和女人，而是指男女之间那点从灵到肉的事。就拿改革前的“文革”时期来说吧，那个时候整个的社会风气都带有那么一点禁欲的味道，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懂、似懂非懂或是不懂，一提到男女这方面的事情，大家都要一致愤慨一下，就算是装也要装出一脸义愤填膺的样子来。对于这种“男女大防”现象，李敖不以为然，他认为男女之事就是男女之乐，为何要禁。于是李敖又开始发表评论了：
“道德家严格限定男女之事仅限于‘阃房之私’，故偶一逾越，即生悲剧。从秋明戏妻到孟子出妻，都不乏例子。其实男女之事是天下的大问题，男女之乐是人间的至乐，岂是三言两语就摒绝得了的？又岂是草草了事就带过去了的？男女之乐，不但‘有甚于画眉者’，并且还有甚于草草性交者，道德之士可以想到吗？再按圣人标准，以饮食做比喻，人于吃饭，如果只是以一种责任感去填饱肚皮，试问有何意思？唯有美食当前，情调优雅，吃起来，才算不负此腹，大快朵颐。男女之事，亦复如此。公鸡对母鸡是不搭话的，按倒在地，拔而起，试问有何情调？人若混到这步田地，道德再高，也无趣味。故男女之乐，理当把它艺术化、把它多彩多姿、把它千奇百怪、把它出神入化、把它淋漓尽致，惟其如此，才算不负此‘生’。(生字是双关语，一为生命，一为生殖器)。
“从这些角度来看男女间事，只要以男欢女爱做基础，两情缱绻做要件，没有买卖也没有胁迫(因为买卖和胁迫倒是道德的乃至法律的问题)，则其他一切都可置之度外，其情可纵，其性可驰，不厌细腻，花样愈多愈好。最重要的，在这些领域里没有所谓‘淫’字，有也不作卑下的解释。”
这只能说明在传统道德观念中，中国人的性与爱可以说是完全分离的，相反，柏拉图式的那种精神恋爱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肉体因此所受的煎熬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忽略，如果有人过于强调这点，就会受到大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卫道士们的鄙夷以及唾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极为错误。爱与性就如灵与肉，二者不可分，也分不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在他的著作《动机与人格》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基本需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以说，“性”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之一，它的目的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为了传宗接代，也就是生育；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快乐。
传统观念当中，认为“性”是为了生育这一目的是允许的，但如果是为了快乐就是不正当且不被允许的，因此，中国传统女性都会受到性的压抑，她们由于传统思想的限制与禁锢，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禁忌，一直恐惧并回避关于自己身体的一切，对于“性”就更是迷惑并鄙视，中国古代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不懂得享用身体的权利，更放弃了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所谓婚姻在那时是对男女关系的一种认可，同时也约束人们走入“泛性主义”，中国传统观念中一向是谈性色变，觉得“性”是极为不道德的。但殊不知，道德不道德是要有所区别，不应该一概而论的。以爱为前提的“性”可以说是道德的。而无爱的“性”才可划分在不道德的范畴中。道德是一种精神思想，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只有对比不道德才能有道德这一说，所以，要首先“肉体复活”才能走向“精神释放”，特别是女性，她们内心的渴望首当其冲应该是“肉体的被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