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没有职业，蹲在家里，就是她们的职业。
“她们没有继承权，财产都分给兄弟们了。
“她们没有人格权，人格权已经被爸爸、丈夫、儿子所吸收。
“她们没有自由意志，不需要她们有意志，坏事不让做，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做。
“她们被‘圣人’看不起，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她们很容易就被丈夫赶走，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赶走她，其中一个理由是‘不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怪丈夫，要怪她！
“她们还很容易就被连带杀头，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儿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她自己若想犯个大罪，叫别人也倒霉，不行，没机会！
“她们很难再婚，不论离婚后或丈夫死后，总之，她们想结第二次婚，很难很难；并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们宁愿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个‘高节妇’，十七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她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汉朝开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
在压迫妇女问题上，古代的中国和印度居然出奇的一致，在印度，女人也是不自由的，按照当地《摩奴法典》的规定，她们必须少小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在中国古代，许多压迫妇女的戒条或风俗都是在唐朝时期形成正式的法律条文的，记载这些条文的法典就是《唐律》。《唐律》是一部封建社会的大法，影响了中国后世千百年，其中，种种压迫妇女的法律条文就出自于此，这些条文证明了唐朝妇女地位低下。例如“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妇人以夫为天，哀类父母。闻丧即须哭泣，岂得择日待时。若匿而不即举哀者，流二千里”、“妇人品命既因夫、子而授，故不得荫亲属”等。这些法律已经可以证明唐朝时期男女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而偏偏这种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还是由法律规定的，这使得在唐朝宣扬男女平等这一思想极为困难。
有人认为《唐律》并没有完全降低妇女的地位，比如书中的“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这条就能用来证明、体现并宣扬唐朝男女平等。但是，专门用来压迫妇女的“七出”（七种休妻条件）却也出自《唐律》，并且是用法律的形式写入这部封建大法的，所谓“七出”，分别是指：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口多言、窃盗。根据《唐律》的规定，如果妻子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妻子休了，而且完全不必经过官府的判断。分析一下七出之罪，我们发现，因为不顾父母、淫、窃盗这三罪而被休，还能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无子、恶疾这本身就不是女人自己能掌握的，病痛说来就来，谁也说不准啊，而且生孩子并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夫妻双方的事，如果是丈夫本身有疾而造成无子，这又怎么说？被休的妻子岂不冤枉？至于妒与口多言被作为休妻的理由那就太不合理了，因为这样的借口非常容易找，丈夫凭主观意识说你妒你就妒，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说你口多言你就口多言，妻子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总之，由于无子、恶疾、妒、口多言等“罪”就能如此草率地休妻，再次证明唐朝妇女所处地位非常悲惨。
以上的还不算，在唐朝，男人休妻很容易，但女人却不能轻易离夫。比如，根据《唐律》：“妻妾擅自离去者，两年徒刑。逃离后又改嫁他人，罪加二等。”当然，《唐律》中也有所谓的照顾妇女权益的规定——“三不离”，详细解释起来就是女方为舅姑或是爹娘亲家服丧三年者不能离，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能离，娘家破败无家可归者不能离。这“三不离”设立的目的就是用来限制“七出”，但是实际的约束力却没有多大，毕竟土地与实权始终掌握在男方手中，男方也借此牢牢控制住离婚的主导权。通常情况下，当“三不离”与“七出”之间产生矛盾时，往往是“七出”更占优势，更能发挥作用。正是由于唐朝法律的这种不平等规定，男人可以很容易就休妻，因此在唐朝，男人休妻是家常便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而在唐朝，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唐朝诗人杜甫在其作品《佳人》中就描述了因妻族不再显贵而遗弃妻子这一现象，诗歌内容如下：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轻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古代女子地位低下还表现在她们的姓名上，一般来说，古代女子未出阁以前都有自己的名字，就算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有一个象征性的乳名或小名，如：二丫、小红什么的。但是出嫁之后就要随夫姓，通常是夫姓在前，本姓在后。比如夫家姓张，而娘家姓李，那这个嫁入张家的女子就被称为张李氏，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用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只是在对外介绍、入家谱或者写一些文字性稿件时才使用。至于家人和相熟的朋友仍旧会使用以前的名字来称呼该女子。不过这种前冠夫家姓，后冠娘家姓的名字组合形式倒让人想起一则笑话：
我姓乐，老婆姓百，搁古代是不是应该称呼我老婆乐百氏？
我姓肖，老婆姓胡，搁古代是不是应该称呼我老婆小护士？
我姓西，老婆姓洪，搁古代是不是应该称呼我老婆西红柿？
我姓屈，老婆姓臣，搁古代是不是应该称呼我老婆屈臣氏？
玩笑开到这里，其实古代对于女子的姓氏还是很有讲究的。在古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有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同姓不婚——“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这一说法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可以说是古人对优生优育理论的一种正确认识。宋代史学家郑樵曾经概括过：“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姓氏对于婚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传宗接代为主要任务的古代女子，为了防止发生同姓通婚这一情况，她们的姓名非常重要，必须十分明确，不能模糊。
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尚未出阁成亲的女子，会在娘家姓前加上孟（伯）、仲、叔、季等来表示排行，比如说孟姜、伯孙、仲姜、叔和、季姒。因此我们经常说的孟姜女哭长城中的孟姜女，并不姓孟，而是姓姜，并且是姜家的长女。其次是女子出嫁之后，会在姓前加上自己出生国家的国名，比如齐姜、秦嬴、晋姬、褒姒等。再次，如果嫁给别国的国君，就要在姓前加上配偶（也就是这国国君）的国名，例如秦姬、孔姬、芮姜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如果是这样就要在姓前加上配偶（也就是这国卿大夫）的氏或邑名，比如，孔姬就是指孔圉之妻，秦姬是指秦遄之妻，赵姬是指赵衰之妻，棠姜是指棠公之妻（棠是邑名）。最后，女子死后会在姓前加上配偶或是本人的谥号，比如，武姜就是郑武公之妻，穆姬是指秦穆公之妻，文嬴是指晋文公之妻，文姜则是鲁桓公之妻（文是鲁桓公的谥号）。
满身束缚
“在汉朝时，有一个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她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叫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
——李敖
在古代，为了约束女性，使其服从男人的领导和支配，各种针对女性的教条类书籍层出不穷，都以灌输“男尊女卑”思想为主，有的甚至是女人写来用来束缚女人的，李敖对此极为讽刺：
“在《女诫》里，有很多‘奇妙’的理论：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卑下、要软弱，女孩子生下来第三天，就该把她放在床下面，来表示她的卑弱；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丈夫就是天，因为天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比如说，它主张做太太的方法，是在使丈夫不打她、不骂她；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对太太是一种恩情──这部书的作者，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从班昭这部书以后，也有一些书跟着冒出来，大谈女人该如何如何，像魏晋时代张华写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邈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蓝鼎元的《女学》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论出现。”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继它之后的史书大部分都开设了一个新的专题——《列女传》。当中记载了许多不同时代的著名“列女”的故事。所谓“列女”，其实就是一群被封建思想荼毒颇深的死心眼的妇女，而《列女传》就是她们的光荣榜。这些“列女”都是一些中规中矩，老老实实地按照封建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办事。她们都被世俗道德牢牢地束缚住，做人法则非常的执拗且顽固，但是她们却并不痛苦，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遭绑架；她们都在无意之中被封建礼教洗脑、摘心，说好听点是美丽玩偶，说难听了就是行尸走肉。她们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处于何种状态，不仅如此，她们甚至变本加厉，完全超越了“女德”的各种约束，将自己虐待得更彻底，考虑的问题比男人们更周到。而这种让她们甘之如饴的残酷的崇高以及痛苦的幸福，却成为了一根绳子，这根绳子世代通用，紧紧地绊住良家妇女和风尘女子，日日枷锁在身，这些古代女人开始慢慢适应并认同，进而又产生一种近乎麻木的舒服感，就这样，礼教的病毒深入她们的骨髓，她们连救治的希望都没有了。
林语堂有部作品名为《中国人》，此书中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介绍古代中国妇女的生活，其中就讲到了唐代和元代的两位“列女”：
唐朝时期有一位寡妇得到了儒教男性信仰者们极大的赞扬。当时这名女子丈夫过世，于是她随着丈夫的棺材一起回乡，经过一家客栈准备住店，而客栈老板嫌棺材晦气，不让这个女子进店，争执中老板拉住这个女子的胳膊想把她拖出去。而这个女子则认为自己的胳膊被丈夫以外的男人碰了，已经被玷污了，随即就砍掉了这只胳膊。元代也有一位寡妇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她得了一种怪病，乳房溃烂，可是她拒绝让郎中察看她的伤口，因此她久病不医，最终勇敢地死去了。
这种类型的故事在每个朝代的官方文书里都能看到，甚至有的章节专门叙述这些伟大女性的一生，让她们与伟大的男性并列。总之，一位通过自杀来保住自己贞洁的妇女，她将有很大的机会以文学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芳名。
这些束缚妇女的道德绳索，大部分都是男人强奸人意；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是自己一相情愿，其中还不乏一些献媚、讨好的情调。比如《女诫》，它的作者就是史学家班固的妹妹——班昭。这个女人很多事，她的《女诫》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完全就是为了取悦时世。
《女诫》第一章讲的是“卑弱”，接下来啰唆的说辞以及各种陈词滥调扑面而来：“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以上都是《后汉书》中的记载，可见这是被官方承认的；《女诫》中还包括了“敬慎”、“夫妇”、“专心”、 “曲从”、“妇行”以及“叔妹”等内容，可以说是详细全面，天下的倒霉之事似乎都让女人给主动包揽光了。
班昭甚至还引用《礼》中的格言来恐吓自己的女同胞们：“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同时又故意心满意足地表示：“得意一人，是谓永华。”这下好了，《女诫》一出，女人们被毫不留情地界定成了寄居动物，在她们眼中，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也包括她们自己。
大多数女性都是温顺、柔弱、美丽而又曲从，古代女性更是如此，所以也不能怪男人会产生玩偶心理，因为这种性格绝对是充当玩偶的不二条件。虽然班昭也曾有过“夫妇之道，参配阴阳”这样的明白话，但是，这种阴阳的平等貌似从来没有实现过，不管是被抛弃为玩物也好，还是被抬举成列女也好，横竖女人说什么都不算，做主哪有女人的份儿。史书上的文字对现代人来说基本上意义不大，可是古代的男人们却很在乎这些所谓的令“乱臣贼子惧”的文字，而那些守着活寡、做着女红、遭着白眼、裹着小脚的列女们，对这些文字的热衷程度与男人相比毫不逊色，她们不断地用极端可怖的行为来证明对男人的忠诚以及自己的贞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