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预期会自我实现”，意思是说如果对一件事大家都认为将那样发展，那么这件事十有八九就真的会那样发展。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认为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那么人们便会事先采取某些防范措施，如为了避免货币贬值而买进、储备或抢购商品，结果人们越是买进价格上升幅度就越大，最后人们多半会认为自己原先对高通货膨胀的估计是准确的，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喜。反之，如果人们确信将来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那么大家就不会急于购买商品，商品就会由于需求稳定而不会发生价格变化，于是也就谈不上通货膨胀了。因此，与其说大家的预期一次次的“应验”，倒不如说是因预期的一致而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预期会自我实现”的机理在于，人们相信预测，并采取防范行动以求自保，最后是自己的行动使预测应验了。由此看来，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人们的行为往往就是基于某种对未来的感觉，特别是一些非同一般的人物的预期往往具有极强的传染力，带动一大批人具有类似的预期，当足够多的人坚信某种预期的时候，这种预期不仅会实现，而且会加速变为现实。比如一位著名的金融专家预言股市三天后要跌，并得到了诸多股民的认可，那么肯定等不到三天股市自己就跌了。
那么政府政策是不是就没有用处了呢？那也未必，关键要看大家在一些预言面前能否保持一颗平常心，尤其是那些政策制定者、经营决策者和舆论控制者们。政府如果能够“取信于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那么也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效力。此外，由于人们的行动往往受到主观期望的影响，因此政府可以好好把握这一点来实现经济目标。比如当通货膨胀率太高的时候，政府可以宣布减少货币供应量，这样人们的理性预期就会使期望价格下降，即使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减少货币发行量。
关税保护与“入世”
我们曾经论述过，国际贸易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使得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最终是大家都获得利益。但是实际上，几乎各国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都有所保留，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其民族工业。
英国最早开始工业化，所以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德国则出现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保护主义学派，反对贸易的自由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而当德国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之后，也走上了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殖民化道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建立了高关税壁垒，以鼓励纺织品、黑色金属生产等具有竞争力的工业的发展；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钢铁、汽车、电子等工业部门都进行了保护，直到发展成熟之后才逐渐取消了进口壁垒。可见国际贸易虽然有其益处，但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限制贸易范围又是发展民族工业所必须的。
中国现在仍然采用比较高的关税税率，限制国外产品的大量进口。拿汽车来说，购买一辆桑塔那轿车在德国只用几千美元，而在中国则需要两万多美元。正是关税的存在，使得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后的价格等于国际市场价格加上关税，关税税率的高低决定了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的高低，根据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就决定了国内消费者对外国商品的购买数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很有希望进入普通居民的家庭，于是汽车产业就被我国政府列为一项支柱产业。在发达国家，轿车之类的产品早已采用了先进的技术生产，而且是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其生产成本很低，产品自然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售出；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品处于成长阶段，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产品质量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相抗衡。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汽车生产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单位生产成本比较高，因而价格也较高。如果解除了关税保护，或者将关税税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从而以较低的价格直接从国外进口汽车，那么可以想见，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工业还谈何发展？
将关税税率维持在适当的水平，对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是必要而有益的。当然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应当依靠科技的进步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完全依靠关税保护绝非长久之计。在短期内，通过关税政策可以使民族工业产品不失掉国内的广阔市场，从而获得长期发展的支持。
针对关税保护政策，自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国内一些产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享受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的优惠多年，如果继续对这些产业进行保护，那么一方面国内消费者难以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消费者剩余”受到损失；另一方面对于国内某些企业来说，如果长期依靠政府的保护政策，就会销蚀了积极接受国外先进技术、力图创新的动力，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终有一天将会被市场所淘汰。
在我国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入世”）之前，“入世”成为国内一大热门话题，中国为此已经谈判了十几年，却困难重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希望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进去，一方面把部分产品销往世界市场，同时又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继续通过关税保护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西方许多国家却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意味着沉重的代价，使我们无法接受。此外，美国在国际贸易和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以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规则为依据，而是以它自己的政策和好恶为标准，动辄单方面对“犯规”的国家实施制裁或报复性措施，对全球贸易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一点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的。
然而加入世贸组织毕竟是利大于弊。许多国家入世的重要目标就是利用外部压力和法律约束力来制约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经贸决策的科学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我们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新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也是经济学界一大热门话题。泡沫经济在经济学中没有统一的规范化定义，一般而言是指经济中出现的短期的超常规的增长，主要表现为信用膨胀、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惊人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曾经出现过泡沫经济。东京等大都市的地价飞速上涨，居民和投资机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量大量增加，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和房地产业，而生产制造业却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产业空洞化是指国内制造业企业转移到国外，而国内的经济繁荣主要体现为大量的金融、地产的繁荣等），经济表面上看一派繁荣，实际却是虚浮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泡沫经济现象。
2008年，不论以何种姿态，回望1997年初夏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显得意味深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泡沫经济的问题。金融危机始发于泰国，并波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当时，由于外国投机商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出泰国铢，泰国政府被迫将泰国铢的币值调低17％，股票市场的价格指数也大幅度下降。考察其原因，除了由于泰国过早实行金融完全自由化从而给国际投机势力带来可乘之机外，主要就是泰国国内的泡沫经济因素，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以及经济过热的问题。由于当时泰国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展异常迅猛，银行的信贷多集中于这些高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导致了金融资产大量增加。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只要出现微小的利差就会引起大量的资金流动，同时泰国的产业基础不是足够的坚固，因此没能在金融风暴中抵挡住国际投机力量的打击。
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则是资本投资市场的过度投机活动所造成的。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为例，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在短期内消失了大量因泡沫因素而存在的资产，这些资产几乎相当于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5倍，整个世界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0％！现代经济中的资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了。华尔街一位著名投资家说得好：“只要有一笔未来的收益就可以将资产证券化。”
证券是金融资产的一种，理论上讲其价格是由持有该证券所能获得的收益决定的。传统理论将资产的价格确定为该项资产所获得的年收益与市场现行的年利率之比。举例来说，某人拥有一块土地（不管是空地还是楼盘或是出租的房屋），每年能获得10万元的收益，如果市场上的年利率水平为5％，那么拥有这块土地的收益就相当于将200万元钱存人银行所获得的收益，因此这块地皮的理论价格就是200万元。
如果由于商业中心的变动，这块土地所在的区域逐渐成了闹市区，那么土地所有者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也会逐年增加，比如某年他获得了15万元的收益，而市场的年利率仍为5％，那么他的土地的价格就会上升到300万元。以上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称作收益还原法，是一种理论化的方法。事实上市场中既有投资者，又有投机者，资产的实际价格决不仅仅取决于以上的简单因素，诸如资产的风险状况、市场的供求情况、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以及市场信息等因素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资产的价格上升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投机炒作的缘故。在资产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对市场前景看好，便利用已经购买的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再用于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如此一轮一轮地走下去，整个社会的资产总额就会因为资产价格的上升而提高，进而使银行信用过度膨胀，最终导致经济的虚假繁荣。
泡沫经济的危害已无须赘述，只要回顾一下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够了。泡沫经济就是一种假象，实际上社会经济并没有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增长；制造业等的缓慢发展往往导致了产业空洞化，更是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来说，有金融投机力量的冲击就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从而使整个经济陷入萧条。
如何看待通货膨胀
与众不同的中国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经济学中再普通不过的概念，也是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现象，更是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特殊的国情，通货膨胀问题也显得比较特殊。厉以宁教授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体制的比较，为我们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把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的和成本推进型的。前者是指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政府扩大支出，结果使价格水平上涨，进而促使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以赶上物价的上升；后者则是指工资或者其他生产成本上升而推动的价格上涨。在实际中，我们往往很难分辨某种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还是需求拉动的，这两个过程几乎总是同样的发挥着作用。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厉以宁教授认为，由于中国过去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通货膨胀，可以称为体制型的通货膨胀。
体制型的通货膨胀也具有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某些特点，而且需求过旺、成本急剧上升或结构性失调等都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其根源却在于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无论是需求过旺、成本急剧上升还是结构性失调，都同传统的经济体制密切关联。厉以宁教授从四个方面为我们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多种原因。
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的是物价管制政策，造成了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在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过去实行多年的物价管制基本上都取消了，凭票证供应商品的做法不再使用了，于是物价必定上涨。这是隐蔽性通货膨胀公开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除非不放开物价，否则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是必然的。
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调的事实，造成了某些“瓶颈”部门，如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部门等，这些“瓶颈”部门制约着经济的增长。在从计概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高，瓶颈部门的制约也必然越来越明显，由此引起的某些商品（特别是关键性生产资料）的短缺将带动一般的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便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因此国家在实施物价基本稳定的目标时，就有必要结合经济增长率来考虑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因素。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封闭型的体制，同外部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中国的价格比例关系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例关系是很不一致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意味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对外开放；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价格比例关系也将逐渐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例关系相适应。这种价格比例关系的调整也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在实施物价基本稳定目标时，这一点也必须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