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放远目光，那就是非公有经济参加产权交易受益，同样也是公有经济整体的受益——社会主义经济整体将因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税收、就业人数和产值。只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就会得出这一结论。再从就业方面来看，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一起使职工得到收入，这对职工本人来说当然是实际受益；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社会安定，购买力增长，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上升等等都使整个社会受益，当然也使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经济受益。
随着经济的活跃和企业活力的增强，产权交易还增多了广大就业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一方面有些企业过去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效率运转的资产通过产权交易得到了有效利用，从而使职工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增多；另一方面有些企业过去长期负债累累甚至已经无法经营，职工或者被裁减或者面临失业的危险，通过产权交易或者说通过企业的收购、合并和改组，职工又可以得到再就业的机会，收入也相应地提高了。此外，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取得的资金扩大了企业规模，为准备转移到城镇中工作的农民们创造了就业机会。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源格外丰富，但如果被窝在农村之中未能找到发挥才能的场所，那么这笔财富就被浪费了，而且可能变为社会不安定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经济也是受益的。
公有经济整体在产权交易中受益，还可以从产权交易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产权交易，经济运行是极其不顺畅的。投资以后形成的企业固定资产是一潭“死水”，每年新增加的投资即使可以被看成是“活水”，但只要形成了企业固定资产，就又变成“死水”了。
“活水”本来就有限，数量有限的“活水”又不断地变成“死水”，经济运行怎么可能顺畅呢？不仅如此，在“国家把企业包下来，企业把职工包下来”的体制下，政府必须不断地向亏损企业输入无法偿还的资金，企业历年来拖欠国有银行的庞大金融债款（所谓呆账、坏账）越来越沉重，经济运行怎么可能顺畅呢？这就必然使整个经济缺少生气和转机。尽管这些困难并不是仅仅依靠产权交易或设立产权交易市场就能解决的，但至少可以让公有制企业通过产权转让而转入新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公有经济整体的实际受益。产权改革为中心，就业优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有若干种改革思路，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有若干种发展战略，“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就业优先与兼顾物价基本稳定”就是厉以宁教授的主张。近些年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厉以宁教授思路的正确性。我们不妨听一听厉以宁教授对这一思路的分析。
厉以宁教授在多部著作中都阐述过自己的经济改革观与发展观，即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就业优先。在改革中，惟有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公有制企业，才能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改革才能顺利前进；在经济发展中，一般情况下惟有把就业放在突出位置，也就是把发展放在突出位置，才能使综合国力增强，使社会稳定，使经济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条件下，否则就要一直强调发展，强调就业，强调在发展中求稳定。单纯地为稳定而稳定会导致经济停滞，社会问题严重，无异于以牺牲长期的稳定来维持暂时和表面的稳定。
产权改革作为一种改革思路，就业优先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二者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厉以宁教授从三方面进行了说明。
第一，假如改革不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就业优先这一发展战略就无法实现。通过产权改革所要建立的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型公有制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业规模扩大，就业机会增多，职工家庭收入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第三产业得以发展，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多；另一方面，企业效益增长，盈利上升，财政收入增多，政府就有足够的经费来兴办各种事业，也将增加就业岗位。这一切表明，不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就业优先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二，不重视就业问题，不突出发展中求稳定的战略，产权改革就会滞缓，到一定阶段后产权改革甚至可能因失业严重而停步不前。如果失业现象日趋严重，社会上就业与再就业机会过少，企业的改组、重组和破产就都不得不谨慎从事，以免加剧失业和社会不稳定。换句话说，只有把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让社会上增加就业机会，产权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就会减少，企业的改组、重组也就能较顺利地进行；即使有一批企业破产，也不会酿成社会的动荡。
第三，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二者是相互推进，相辅相成的。从全局来看，在突出产权改革的前提下使价格逐步放开，社会的承受力将大于以放开价格为主线的改革思路，社会上不至于因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而不安；同时，如果不采取一般情况下“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发展战略，而是单纯地为稳定而稳定，结果必然是因稳定而牺牲发展，进而牺牲改革，社会稳定也会因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难以维持。
根据所强调重点的不同，厉以宁教授简要地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经济学分为两个学派：一派强调产权改革，强调发展与就业，主张以产权改革促进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另一派强调放开价格，但放开价格往往引起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因此又强调要抑制通货膨胀，强调稳定，以稳定来保证发展。
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厉以宁教授始终是坚持前者的，并通过将这一思路与政府行为相结合说明了产权改革与就业优先是最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权改革与就业优先必定是同“小政府，大市场”相适应的，而放开价格与抑制物价上涨优先必定同“大政府，小市场”相适应。
如果以产权改革为改革的主线，那么改革中最重要的进展将体现在政企分开、产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重新构造。政府的任务是制定法律法规，职能主要在于指导企业改革，为企业改革的深化提供正常的环境，而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市场指引着改革后的企业的生产经营，引导企业的投资。这样，“小政府，大市场”的格局可望形成。假定把放开价格作为主线，物价必定上涨过猛，而要抑制上涨过猛的物价，政府必然采取严格的货币紧缩措施与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大政府，小市场”的既成格局就不易发生变化，而且很可能持续下去。
如果以就业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发展将被突出。在发展中求稳定，在运动中求平衡，将是发展的指导思想；就业问题将通过市场自身的繁荣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解决。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起着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指导就业、协助培训的作用。离开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和从效益差的企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职工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市场繁荣中找到工作机会。这正与“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相吻合。假定把抑制物价上涨作为首要目标，那么政府首先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来限制物价的波动，对于因宏观紧缩过度而造成的失业问题也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并将忙于应付因失业职工找不到再就业机会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于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也就会持续不已，最终的结果将是使经济改革停步，经济发展迟缓，社会也不易稳定。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除了缩小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距而外，还表现在协调收入分配、扶植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行业。以协调收入分配而言，如果实行产权改革与就业优先，那么由于产权改革后企业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就有较大的可能对贫困地区进行帮助，以协调收入分配，同时扶植社会效益高的行业的发展。同时在就业优先发展战略之下，就业人数增加，家庭抚养系数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也就会相应上升。这样，政府的职能也就得到了充分发挥。反之，假定政府奉行的是放开价格为主的改革政策，而在物价上涨幅度较大以后又把抑制物价上涨放在首要地位，那么结果只可能是宏观紧缩，企业效益下降，财政赤字增多，政府手中可以支配的货币资源相对较少。这样扶贫的支出必然难以扩大，用于扶植社会效益高的行业的经费也只能保持于较低水平。政府不得不为财政收支的紧张而操心，也就难免因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行业（文教、卫生、科学、公用、福利等部门）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而苦恼。政府的职能又如何充分发挥呢？
顺着厉以宁教授缜密的分析思路，相信我们都对厉以宁教授的改革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产权改革是正确的改革思路，就业优先是正确的发展战略。
产权改革与乡镇企业发展
国企改革一直是全国上下注目的焦点，我们对于国企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也了解了不少，现在不妨把目光转向乡镇企业。与国企相比，乡镇企业具有明显的优点，如机制比较灵活，受政府部门的干预较少，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强等。但就“乡镇企业是不是一样需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一问题，厉以宁教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结合外部竞争与自我发展进行了分析。
在中国，对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来说，产权改革还没有开始，甚至当地的乡政府、镇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挠产权改革的推进；即使有些已经实现了经营机制的转换，也还只是初步的，其产权设置还有待于规范化，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调整，以达到独立商品生产者的要求。
对于乡镇企业进行产权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的问题，很多乡镇政府干部和乡镇企业负责人都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而是满足于企业已经实现的经营机制的初步转换，满足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已经表现出来的某种活力和已经得到的盈利，他们甚至说：“乡镇企业不是已经活起来了吗？还要改革什么产权？我们最需要的是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这一状况，厉以宁教授从外部竞争和内部发展两方面分析了乡镇企业的处境，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情况不容忽视，这就是：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国有企业、城市“大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刚刚开始，尚还缺乏活力，因此作为同乡镇企业竞争的对手，它们是弱者而不是强者；正是在同这样的对手竞争时，乡镇企业才显现出自己的长处，才有机会获得较多的利润。但是，一旦国有企业、城市“大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开展起来，活力很快就会增强，加上本来实力就比较雄厚，超越对手是很容易的。如果乡镇企业不再作深入一层的产权改革，怎能保住自己的优势，或者保证不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呢？即使今天乡镇企业还能凭借自己略优于国有企业、城市“大集体”企业的长处而有所发展的话，这种好日子也是不会太长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