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水年复一年地从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山谷中流出来，然后流过几百英里，最终汇入大海。它几次改道，跨越了六至七个地理纬度，从扬子江口开始，一直延伸到渤海口。但是不管黄河水流到哪里，哪里都会深受其害，甚至将它流经过的地方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宋代注释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就像一股强大的水流，注入了中国人的思想的小溪。黄河的水已经泛滥了七个世纪，在它的周围留下一片片寸草不生、毫无神灵可言的土地。
这一时期，这个民族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支撑他们精神生活的思想。这时的道教已经退化成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虽然它曾经从佛教的理念中借鉴了大量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而儒教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满足人们先天的需要，而佛教本身就是提供这种满足的。每一种信仰的指导形式，都会受到其他指导形式的影响而发生极大的改变。对于那些乐善好施的人来说，他们愿意赞助任何一种提供行善途径的组织机构，并且认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好的。任何一种神，只要在在某个特定方面能够发挥如人所愿的影响，那么这种神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青睐，就像一个恰好需要一把新伞的人，会走进任何一家卖伞的店一样。对于自己所崇拜的神，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刨根问底地了解这个神的一些情况，如同一个要买伞的英国人不会问这把伞的来源，以及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伞的一样。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很有学问人，以讨论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为话题进行的演讲。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与调查英国，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的人数是多少，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且又有能力买到，那么这个人便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而且又买得起，那就可以吃。对于中国最有名的两种“教义”来说，其情况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他想要举行一场佛教仪式，而且还请得起和尚，那么他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需要一个道士，那么他也可以同样请来，这样一来，他又变成了“一个道教信徒”。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请和尚还是道士，都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将他们请来，这样，他既是“一个佛教信徒”，又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人可以成为儒教兼佛教兼道教的信徒，而且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而道教有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对于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的组成的关系进行说明。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属于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便我们能够判定自己民族的起源，然而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仍然不会因为自己血管里流着撒克逊人的血液的多少，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液，而发生丝毫的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最终是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语。学者在说话时可以使用许多拉丁词语，其中还可以混杂一些诺曼底词语，但是农夫则主要使用表意平直的撒克逊词语。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我们语言中最底层的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
在中国，儒教就是他们信仰的基础，因此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这一点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而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加入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观点、词汇和实践，则是酌情而定的事情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同一个仪式中融合了“三种教仪”，其中的不和谐与矛盾，其实并不比我们将不同民族的词汇编织在一个句子里所遇到的多多少。
若想使一个中国人了解，两种信仰形式之间是互相排斥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叫逻辑上的互相矛盾，而且他们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似乎有一种能够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本能，但实际上，这种本能却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生拉硬扯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智力训练，可以说是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提供了条件，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达到融合一样。他们已经把“学术上的兼容并蓄”带到了逻辑上的自杀地步，但是他们不会明白这一点的，即便有人告诉他们。
将不同的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便会出现两种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有条有理的本能。事实上，中国人是因这种本能而闻名的，而他们的这种本能充分地展示在对官员级别的划分上，他们将官员的级别划分为九品，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其自己的标志，而且不同的级别有其不同的权限。也许有人曾经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一种类似这种等级森严的划分方式。但是最终，他们却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如果我们问一个中国人：“玉帝”与如来佛相比谁的地位更高。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的做法也是徒劳的。哪怕在“万神殿”里，神灵的排列次序也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偶然的。在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灵的世界里，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而如果这种极端混乱的制度出现在我们人世间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相当于处在了一个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三教堂”里，这种无等级划分就表现得很明显。在那里，并列供奉着孔子、如来佛和老子的塑像。而对于塑像的摆放位置，我们一般认为应该把最受人尊敬的放在中间，而这个人就应该是孔子，如果不是他——因为他从未自称为某种神——那就应该是老子。有理由相信，关于这个摆放排序的问题，过去的中国人一定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在我们所听到的争论中，几乎都是对如来佛有利的，尽管这位释迦牟尼是一个外国人！
这种混合性的信仰所带来的第二个结果，也同样意味深长。那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低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对于这一点，倒是有一条规律与此相对应：质次的钱币总是无法避免地被较好的钱币所取代。即使儒教中存在所有高尚的格言，却也不能令人们完全消除令他们对道教大加描述的众多妖魔鬼怪的恐惧。经常听到人们说，在现今所有文明的国家中，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迷信。这还真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实话。即使是富有的商人和博学的学者，都从不害羞于让别人看到，他们每个月会花两天的时间，去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且在它们的牌位上还写着“大仙”二字。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对人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听说前几年，中国有一位最著名的政治家，竟然跪在一条水蛇的面前——而这条水蛇对于自己能够成为水神的化身而感到无比荣幸。这位政治家认为，这条水蛇一定是前朝某位奇迹般制服河水泛滥的官员的化身。因为在中国，一旦洪水泛滥，人们便把蛇当作神来崇拜，而且各个地区都存在这种习俗。在距离河水较远的许多地方，只要人们在陆地上发现蛇，便将它视为神灵，并且人们的这种观念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洪水退了，人们便会载歌载舞，纪念神灵的恩赐。因此，蛇也就被人们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为它而修建的庙宇里，或者是其他的公共场所。当地的知县以及所有官员，每天都要到那里跪拜烧香。而在河套地区，人们将河神当做雨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陆地区，人们将战神称作是雨神；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无论人们居住的地方离河远近，他们只向观音求雨。其实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因为他根本不会去思考、推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统一的，即使有人明确指出其做法是荒诞不经的，可他也丝毫不会明白什么。
在众多与求雨有关的祈祷中，我们时常会想到另外一个有趣且意味深长的事实。《西游记》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著作里，作为主角的孙悟空原本仅仅是一只从石头里崩出来的猴子，但是当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化和发展，竟然变成了一个人。有的地方，人们将这位想象中的角色当作神来崇拜，但不是河神和战神。这个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中国人对神与人的划分完全没有分界线。对于西方人来说，原因和结果是互相关联的。中国人能够向一只自己想象的、不存在的猴子祈求降雨，我们真的是无从推测，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
可以说，中国的神是纷繁复杂、种类颇多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弄明白中国人是如何面对这些神的是很有必要的。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答案：一是他们既崇拜这些神，却又忽视这些神。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曾估算出每年中国人在香烛等方面的花费是多少。当然，这些估计数字所依据的是某个地方的“确定”花费，然后再乘以这个国家与此类似的地区数，就得到答案了。但是，这种所谓的“统计”方法却是最没有准确性的，因为它好比让一个人去统计一群蚊子的数量，因为“数累了，也就随便估计一下了”。
如果我们将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整体来对其下结论的话，我们是很难把握它的特点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人在寺庙里的情况来说明。当一位从广州来的旅行者，走在陌生的地区时，他看到这里的寺庙香烟缭绕，就断言说，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最崇拜偶像的。可是，当他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后，他便感到自己的这个结论下的有些早，因为他发现许多庙宇都是无人问津的。除了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之外，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来。有的时候，即使是初一和十五，却也没有人来，甚至是新年伊始也无人造访。不久这位旅行者便发现，成千上万个处在偏远地方的寺庙，几乎被人们彻底地遗忘在久远的年代里了。即使人们偶尔会修一修庙宇，但也不会对它有过多的关心。旅行者发现，在人口众多的几百英里之内，几乎看不到一个出家人，而且也没有道士、和尚。在这些地方，妇女基本上是不会到寺庙去的，小孩子也只是听任其长大，大人们不会教导他去求神赐福。但是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地区，情况就截然相反，人们已经将表面的崇拜仪式，渗透到他们每天的生活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