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认为，完全没有希望进行改革。不少对中国现状非常了解的人持有这种悲观的看法，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进行一项永久而彻底的改革，必将遭遇极大的阻碍，即使只是一些尝试性质的局部的改革。因而对中国实施改革的举动，如同用电流去激活埃及木乃伊的生命，是毫无希望获得成功的。在我们看来，这种悲观的观点和第一点一样都不能成立；我们已经对此做出了阐释，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种观点是那些认为改革既必要，又可实行的人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手段来进行改革。对于这一点，存在着几种毫不兼容的想法。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因彻底的改革而旧貌换新颜？那些坚持改革势在必行的政治家们一定会对这种彻底的改革大加赞赏。《京报》新近登载的一份奏折中就有这样的设想。写奏折的人呈报中原某省的民众闹事不断，就派遣几名赋有才干的人去当地巡察，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中的训诫，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训诫的方式（似乎是对基督教布道的一种模仿）当然是为了能够及时感化顽固的闹事者，这也是提高当时道德状况的常用做法。一旦无法奏效，通常只能再进行一次。经过官员们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只会带来表面的变化，而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一位双腿变成石头的能言善辩的老人的寓言中，已经作了生动的说明。
如果训诫没有获得期望的效果，那么榜样的力量或许能够奏效。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在此需要论证一下，最优秀的榜样为何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榜样无法激励更多的人，尽管他们自己是受到一定的激励才有今天的地位。这里有一个原山西省巡抚张之洞的例子。据说他成功地实行了禁食鸦片的禁令，不仅他的下属官员不吸食鸦片，连老百姓也不种植鸦片。试想，如果没有众多下属的诚心合作，他的成功从何而来？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使他的中国买办认可他的改革计划，那么这名外国人只好停止自己在中国方面的事务。外国人的这种无助感，不论何种官阶的中国人也同样会感到。这样一位廉洁的官员要做的就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着手处理眼前的事务（至少从表面上），只要猫一出现在阁楼里，就会不见老鼠的踪影。一旦官员被调走，或者只是得到消息，老鼠就会马上行动，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家抱有亲自实践改革的愿望，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中国实现复兴。英国的官员如果够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东方人特有的冷漠与宿命论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这种被席勒称为“即使是神也无能为力的愚蠢”；并且明白他所要投入的永久“改良”事业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就会对改革的结果做一个正确的预见。
贝德禄先生在谈论中国西南铜矿开采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时，说道：“要想使这些矿藏得到充分的开发，有必要增加云南的人口，保证劳工的待遇，修筑道路，改善扬子江上游地区的水运设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开发中国的资源。要想做到这一切，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否则即使花费一千年的时间也无法完成。”不“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的改革，就如同不借助海风和海水的力量在海中行船一样不现实。机器“自产自销”的力量，是不可能使机器本身运转的。
连接天津与北京之间水段的北运河，存在一道河湾，旅行者能够看到残存在岸上的半座破庙。庙基下面修筑了一道细密的栅栏，由一根根绑着芦苇的木桩组成，栅栏也被洪水损毁了一多半。破庙中的神像每天被日晒雨淋，脚下的土地也失去了堤防，河湾有一半被淤泥所阻塞。此情此景，恰似这一庞大帝国渐趋没落的真实写照。中国有句古话：“朽木不可雕也。”只有砍去树木腐朽的部分，新芽才能有机会生长出来。同样的道理，只凭借内部的力量实施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于中国的复兴之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只有把中国引入“联盟”才会实现。实际上，这并不具有可靠的说服力。到目前为止，西方主要国家向北京派驻大使的时间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们的进驻对苦难深重的中国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实际的情形是，大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并没有使中国人受益。请相信中国人是非常敏感的：西方国家认为的明智之举并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难道那些西方国家改革的目的会比中国人自己的“改良”愿望更为高尚吗？我们看到，中国正利用自身的“制衡力”，忙于引起外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图坐收渔翁之利。他们并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表示向她传授道德经验的国家那里得到有益的帮助。显而易见，通过外交途径是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改革问题的。
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获得国际范围的视野之外，中国更为迫切需要的是自由的贸易，平等的交往以及睦邻友好，因此，开放更多的港口，允许更多的进口，制定更低的关税，减免各种通行税——总而言之，自由贸易才是解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观点，在二三十年前或许更为热门。那个时候，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渗入到澳大利亚和美国，但这样的交往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的贸易”与“睦邻友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的质量并不能使外国人感到满意，但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质量难道就会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吗？
国际贸易作为文明交流的附属品，会产生无可比拟的价值，然而对于一国的改革，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是“商业动物”。他说没有两条狗懂得相互交换骨头。倘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存在一个为狗儿们服务的骨头交易所，这对狗的性格将会产生何种必然的影响？在古代，最好的国家并不是那些贸易强盛的国家，他们往往都是最差劲的国家。然而现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造成这种变化远不是贸易的因素所能决定的。
俗话说得很好：贸易如同基督教，目标广阔而深远；贸易又如同彩虹，总会弯向金色的一边。非洲大陆的情形就是这一俗语最好的注脚：朗姆酒生意与奴隶交易都来源于基督教国家的贸易，但两者都是引发人类灾难的祸根，这一点完全可以证明商业贸易并不能成为改革的手段。
那些熟悉中国现状的人的想出的方法或许会比以上列举的方式更加全面。在他们看来，中国迫切需要输入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以及密迪乐先生提出的“物质文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当我们的祖先穿梭于原始森林寻找食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懂得用火来煮东西了。这样早熟的文明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然而这样的独特文化又如何进行改革呢？正像那句格言说的话，“是我，而不是你。”文化是自私的。通过对中国日常生活的观察，我们发现，那些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常常会招致嘲笑，而知识却未被轻视过。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文化如偌不加反省的话，如何能够吸收国外的优质文化呢？
毫无疑问，中国人迫切需要树立科学的观念来指导他们开发庞大帝国的潜在资源。对此他们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后他们会了解得更为透彻。然而，科学能否对中国的道德观念产生正面的影响呢？如何实施这一目标呢？我们知道在科学所有的门类中，化学是推进时代进步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既然如此，如果在中国普及化学知识，是否能达到树立中国人新道德的目标呢？在引发中国人生活观念变化的同时，会不会产生始料未及的欺诈与暴力手段呢？如果中国人还是固守本性，化学制品的供应又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限制，现代炸药的配方随处可见，人们还能在这样的社会中安居乐业吗？
西方飞速发展所获得的物质财富，成为了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物质文明”。当然，因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引起的各种生产力的变革也包括其中。有人认为，这一切才是变革中国真正所需要的。能够昭示中国幸福时代来临的显著标志，就是连接每一座城市的铁路系统、发达的内河水运、便捷的邮政系统、完善的货币体系、作为通讯中枢的电报与电话。
我们不难看出，在张之洞主张修建铁路的奏折中，就已经融合了这种构想。他认为铁路的修建会带来很多好处，而没有水运的诸多弊端，甚至包括像船员偷盗的现象。既然如此，那么要通过何种手段来保证铁路系统的雇员和管理人员的品质呢？物质文明的成果能否带来中国人精神上的变革吗？难道我们没有发现《伊利之章》中的故事吗？州际铁路被人无理霸占，而股东们却一筹莫展，连矛头应该指向谁都不知道。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会比在英国或美国发生的情况更好一些吗？这一切到底是因为物质文明自身造成的，还是经过一系列长期相互作用的复杂原因的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呢？中国只要引进投票选举制度，就能够使国人成为讲究民主的公民，进而实行共和制度吗？回答都将是否定的。在西方国家发生效用的“物质文明”并不适合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结症不在物质上，而是在道德上。
既然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开放十分成功，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模范租界”的形式引入内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人不喜欢这样，引进所引起的变化让他们感到不适。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在其他领域实施中国海关三十多年成功的管理模式呢？因为照中国人目前的状况，他们在精神上无法接受这种形式的关税管理。英国现有的品质和道德是经过一千多年磨练的成果，显然他们的方式不可能被中国人一下子接受和马上实行，中国人可不是一架埃森的克虏伯大炮，架起来就能开火。
不要对产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性格和道德的力量产生怀疑，这种力量就像恺撒登陆英国、威廉征服英国的史实一样可信。这样的力量源于基督教对人们心灵所起的作用，力量产生了令人欣喜的结果，而没有产生相反的作用。
让我们聆听伟大的文化导师马修·阿诺德的箴言吧：“希腊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心中最为神圣的领域。如同犹太人民是高举正义的旗手，希腊人民则是高举世界艺术与科学的旗手，如今的世界时刻离不开艺术与科学。世界人民是如此热爱艺术与科学，以至于人们常常忽视品行的重要性。曾经辉煌的希腊文化就是因为希腊人不注重品行而没落了——人类的创造毕竟离不开沉着、持之以恒、诚信等种种美好的品行。不但如此，即便在对美和知识的需求与尊重日益增加的现代，真正意义上获得胜利与支配整个世界的人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受到追捧的艺术与科学，而是默默坚守的正义。”
中国要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源上发掘形成中国人这种特质的因素，要使中国人彻底改观，就必须做出实际的行动，从推崇做人的良知入手，而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样，整日被囚禁于皇宫。正如一位现代哲学的领军人物说的那样：“铁的特性炼不出金的品质。”崇高的正义才是中国人真正需要的。要获得这种正义，必须从新的角度认识人类自身，明确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一个中国家庭乃至中国社会，都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基督教才是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