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针对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按照西方天文学成果制定新历法，杨光先和四名辅政大臣发难诬告，使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甚至整个天主教在当时受到迫害。汤若望此时因身体瘫痪，话都说不清楚了，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并挺身而出为这位难友辩护。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但即便这样，南怀仁等也不绝望。他们在狱中除祈祷外，又给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讲述天主教初期的教难事迹，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
1669年，清帝为他们平反，下旨释放了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但汤若望已于三年前去世，而其他传教士仍流放在广东。在“冤案”的平反过程中，南怀仁的天文历算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因此，他在皇帝面前确立了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威望。从此，南怀仁又被任用，从事天文历法工作。
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南怀仁开始致力于对流放传教的求助。他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求皇上下旨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并准许他们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答应他们的诉求后，南怀仁又和两位同会会士奏请追究杨光先等趁皇帝年幼而僭越大权，假公济私进行诬陷，禁止宣扬真教并驱逐传教士一案。最终，在有关各部及王公大臣会同审议后，皇帝下谕让被驱逐的教士回原堂从事本职。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
除天文历法、南怀仁对清代火炮发展了作出过为人称誉的业绩。1675年，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踞山区，没有大炮很难进行清剿。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并铸造大量新的火炮。
南怀仁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忽视宣传信仰方面的本职任务。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副省会长。
在诸多领域，南怀仁为大清王朝作出重大贡献。除上述介绍的之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他还当过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曾经在一段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得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并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有时还要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测天地。康熙皇帝后来之所以对自然科学充满浓厚的兴趣以及对欧洲传教士的宽容态度，可以说是与南怀仁有着莫大关系。
从1655年来华至逝世，在中国的近三十年时间，南怀仁可谓是“勤勉竭力，不辞劳瘁”，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奉献了一生，也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去世之后，南怀仁享受到了其他传教士不曾有殊遇——康熙皇帝亲自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并赐谥号“勤敏”。这是明清之际来华后死于中国的传教士中唯一得到谥号的。而在此之前，得到谥号的主要是皇帝与大臣，主要用来概括人物生前的功绩和操行。康熙皇帝所赐“勤敏”二字，其实不正是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供职期间勤勉、聪敏的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吗？
【在京档案】
南怀仁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自1655年来华，一直待在中国，死后葬于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这个墓地分为坐北朝南、东西毗连的2个墓院，四周皆以砖砌花墙围绕。西院较东院向北缩进15米，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位传教士的墓院，其中利玛窦墓居中，汤若望与南怀仁墓分列右、左两侧，三墓均为前碑后冢格局。
汤若望：鞠躬尽瘁，恤死报勤
【北京人物】
汤若望（1591～1666），原名亚当·沙尔，字道未，罗马帝国科隆（今属德国）人，天主教神父，耶稣会修士、学者、传教士。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历经明末、闯王、清初三个历史时期。去世后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时，他曾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
汤若望，1592年5月1日出生在罗马帝国科隆城（今属德国）一个叫沙尔·冯·白尔的贵族之家。沙尔家族是科隆城古老的名门望族，全家人都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奉者，家族府邸位于阿波斯特尔大教堂附近。
少年时，汤若望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三王冕中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视素质教育的学校，它重在培养学生虔诚、善良、慈爱的人生操守。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止办学。汤若望转而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完成了哲学、文学、数理、天文等课程。在数学和天文方面，他显示出了巨大的才华和潜力。毕业后，汤若望即加入耶稣会，决定终生信守自己的承诺：安贫、贞洁、服从。
1618年4月16日，汤若望与其他几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被派往东方。1619年7月15日，他们抵达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刻苦研习中国语言，纷纷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他们还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间，潜心研究中国儒家文化，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
中国士大夫及社会名流对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熟读经史子集的西方传教士颇有好感，并开始信任他们。这也是利玛窦开创的独特传教策略——合儒超儒。但在利玛窦去世后，一些狂热的传教士开始试图改变这种传教策略，他们更喜欢激进式的传教方式，主要表现为：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这种做法激起了中国百姓的反感，险些酿成了“南京教案”的悲剧。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当时正是大明王朝内忧外患之际，努尔哈赤的强兵悍将伺机而动，明朝政府疲于防御，于是便派人到澳门购买大炮。这样，滞留在澳门的传教士们遂以军事专家的身份跟着大炮再次进入中国内地。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了一座小教堂，在开展宗教活动之余还坚持科学研究。他还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与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崇祯三年（1630），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汤若望得以回京供职于钦天监，主要工作就是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汤若望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给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一一陈列在住所内，请众多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由此，汤若望凭借精妙的数理天文学知识而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和敬重。
清朝顺治元年（1644），清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汤若望凭借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此后，他多次向新统治者介绍新历之长，适时进献了新制造的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并且还用西洋新法准确推算出顺治元年（1644）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摄政王多尔衮同意将新历颁行天下。
顺治七年，清政府将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一侧的地赐给汤若望，用以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后来也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居住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在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其时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五十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传教士，同时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1661年，顺治病逝，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认为汤若望等人意图造反、邪说惑众。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将已经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逮捕入狱。按照原本的判决，汤若望应被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便出现被百姓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发大地震。清朝统治者惶恐不安，遂汤若望才能免除一死。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死后三年，康熙帝为汤若望平反，后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汤若望在中国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位不能被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个人才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华生活了四十余年，期间经历明、清两个时期，是继利玛窦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他继承了利玛窦“以科学传教”的策略，对明、清两朝的历法修订有很大的贡献。汤若望在天文历法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作，在当时是具有非常重大且现实的意义的。他在研究天文历法之余，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成就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京档案】
在今北京西城区官园桥附近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汤若望墓与利玛窦墓仅相隔一道花墙，但规格和布局却要更气派一些。正如1726年《新世界报》评论的那样：“汤若望神父安息在一座近似帝王墓一般的陵园内。”墓园入口处，高悬着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钦赐”匾额。园内甬道两侧，立有华表、石狮、石羊、石人以及石马，凸显出墓主人不寻常的地位。甬道北端的石碑正面有康熙皇帝亲笔撰写的祭文，碑前还有石制五供和供台。这样的设计，如王公贵族的墓园一般，在当时如若没有皇帝许可，是定不能使用的。可见汤若望在当时是非常受中国人敬重的。
徐光启：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北京人物】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中国明朝末年数学家、天文学家、农学家、水利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是我国较早的天主教基督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可谓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徐光启祖上以务农为业，他的祖父因经商致富，但仅至其父徐思诚这一代便家道中落，复转而务农。青少年时期的徐光启聪明好学，当地人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他活泼矫健，在龙华寺读书时便喜爱登高远眺。万历九年（1581），20岁的徐光启考中了秀才，随后他便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农书，研究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徐光启又博览了诸多关于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在韶州教书时，徐光启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这也是徐光启第一次与传教士接触。徐光启在郭居静那里见到一幅世界地图，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中国之外竟然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他还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以及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所有这些，对于此前一直在家乡教书的徐光启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便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兴趣，并开始对这方面的知识进行系统学习。
明朝末期，后金政权时而对明朝皇权发起挑战，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徐光启满怀爱国激情，他希望能够运用科学帮助国家富强起来，使天下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安定生活。
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因受到考官焦竑的赏识而中举，但次年会试他却未能考中，于是只好重回家乡教书。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期间与耶稣会士利玛窦正式见面。徐光启见到利玛窦，很激动，对他表示了敬仰之情，希望能向他学习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利玛窦很喜欢和读书人交往，他们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西方的数学。临别的时候，利玛窦送给徐光启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另一本是《天主实义》。万历三十一年（1603），经过三年的考虑，徐光启终于在南京受洗入天主教会，教名为保禄。万历三十四年（1606）他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之后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