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亲鸾想要告诉人们，阿弥陀所说的意思是：你已经被救助，你已经念唱了南无阿弥陀佛，已经有缘了。原来，亲鸾展开的思路是：念佛只唱一句就OK。再退一步说，南无阿弥陀佛即使不从口出，也不要紧。只要你心里念叨就行。在亲鸾看来，念唱100次与念唱1次，其结果是一样的。既然结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念唱100次呢？这就有点接近慈悲的思想了。既然好孩子也要爱他、坏孩子也要爱他，作为母亲的你何必要去惩罚坏孩子呢？这不是基督教里的神的无私之爱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亲鸾思想的本质部分与基督教有相似的一面。
但是亲鸾的思考方法，与原本的佛说是不同的。亲鸾的思想救助很明确，不要做太大的努力，甚至不做任何努力，也都能进净土世界。但释迦不是这样说的，释迦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幻觉。所以个人不努力是不行的。
从结果看，法然并没有放弃灵终的修行。这就奇怪了，教导人们不要做任何仪式，只要念佛就行，自己为什么还要修行呢？
2. 破了佛教的戒律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定义佛教的话，那么所谓佛教就是遵守释迦定下的戒律，这是佛教的生命。建立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千辛万苦来到日本，就是为了传授自以为正确的戒，这样的戒律就佛教来说太重要了。
但是这么重要的戒律全部给废掉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犯人”是谁？就是传教大师最澄。他创建的比睿山，是日本佛教总本山中的总本山。但是这位远祖开山把它置换成形式上的天台圆戒，而圆戒不是戒，实际上全废了戒律。最高寺的开山祖，把戒律全废了，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日本发生了。这是为什么？
大先生是如此，中先生、小先生就跟着学习。最澄的后继者更是继承了他。
亲鸾与惠信尼结婚，这是大忌。但是亲鸾也要寻找正统性，他说：做了一梦，在梦里出现了圣德太子，得到了他的许可。
也就是说，他是依据圣德太子的许可，破了佛教的戒律。
仔细想来，这是相当奇妙的。
圣德太子再是奇人、伟人，但他首先是俗人、是政治权力者，不是僧侣。
依据佛教的思考方法，佛教集团是游离于俗世界的外面，更不允许政治权力的介入。政治权力者向佛教戒律伸手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但在日本，僧侣亲鸾依据俗人权力者的许可，轻松地变更了佛教中的戒律。
在日本，佛教戒律的废除，最澄为先，完成于亲鸾和日莲（1222~1282）。
换句话说，在日本佛教中，俗界的伦理被无限地侵入了。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日莲，日莲自身是个很严格的禁欲主义者。但是他的这个禁欲恰恰是他感兴趣的一部分，就像今天流行粗食减肥一样。这个粗食并不是思想上的禁欲，而是山珍海味与粗茶淡饭之间的兴趣，日莲就是属于这个。而这恰恰不是信教上的必需，仅仅是兴趣。所以，日莲没有说过一句禁酒、禁欲之类的话。他的教导仅仅是唱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了，这样人人都可成佛，这当然是个大异端。本来的佛教要求严格的修行，在这之上，积累善行善果，而且还强调学问的重要。但是法然、亲鸾、日莲认为这都没有必要。
如果有人问，在日本有没有一生从未破过半点戒律的僧人吗？可以回答说：有。
谁？就是有“月亮僧人”之称的高僧明惠，他一生都按照自己所明示的戒律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哲学信条是“あるべきようは”（应有的样子），即所有人都应该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做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即便今日仍有很多日本人仰慕他的一个原因。可以说，他与法然、亲鸾完全是两个极端的存在。
3. 相信神而不依赖神
应该承认，日本人擅长于非连续的原理替换，从而具有很强的“变”和“改造”的能力。因此，美国人也承认他们是Adopt、Adapt、Adept(采用、改造、精通熟练)的天才。他们善于把庞大的复杂的东西改造成小巧精致的东西，从而体现了汤因比的“人类的文明渐渐从复杂的东西发展到单纯”、即“渐进的单纯化法则”，他们对佛教的改造，对佛教的日本化，也体现了这一点。
在“一”的基础上加以多样性，在佛教方面就是表现为异界理想化。佛教的一个心愿就是死后有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是一直等待在那里的。日本人就以此出发想定净土，这个净土，东西南北都有：东有药师如来的琉璃光净土、西有阿弥陀如来的极乐净土、南有释伽如来的净土、北有弥勒菩萨的净土。去净土，叫“往生”，此岸是人间世界；彼岸是死后世界。而人间世界和死后世界又不是显然分明的，而是互来互往的。
日本人在中世就提出“神佛习合”的思想：和光同尘。这当然是老子的“和其光，同其尘”的翻版，但问题不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日本佛教的出现，并没有废止神祗信仰。各地“神宫寺”、“神愿寺”相继出现、如宇佐神宫寺、住吉神宫寺、气比神宫寺、若狭比古神愿寺、伊势大神宫寺、八幡比卖神宫寺、三轮神宫寺、高雄神愿寺、贺贸神宫寺、热田神宫寺、鹿岛神宫寺、气多神宫寺、石清水神宫寺、石上神宫寺等。都是在7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之间建造的。神祗的力和佛教的力，相当快奇妙地组合和重叠起来。
更为奇特的是日本人相信神而不依赖神。佛教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只是死人的神，为什么说是死人的神呢？因为日本人的葬仪大都采取佛教形式，神道只是孩子出生时或成人时的点缀，基督教更只是青年人结婚时浪漫的助兴。一度使日本人疯狂不已的武士道也随着二战的丧钟衰落下去，但这一切与其说是日本人精神性的欠缺，还不如说是他们为我所用的拿得起、放得下。
4. 宗教的东西能先用来试试吗？
在日本近世的幕末志士中，最感兴趣的西方国家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而是美国。胜海舟乘咸临丸去美国，准备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回来的时候，坂本龙马问他：是谁振兴了美国？
胜海舟答道：是华盛顿。
坂本龙马又问：华盛顿的子孙现在在干什么？
因为在龙马的印象中，华盛顿就是日本的德川家康，其子孙们就是将军就是大名人。
胜海舟答道：华盛顿的子孙他们在哪里，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这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是无名之辈，普通的人。
坂本龙马陷入顿悟，他感到美国才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萨摩的西乡隆盛在和朋友杂谈的时候，在华盛顿的后面还要加个“殿”字。但胜海舟说在美国没有人这样说话，称他为华盛顿就可以了。所以当时美国的政体对这些幕末志士有很大的魅力。
这表明日本人很有鉴赏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他们知道自己弱在哪里，人家新在哪里、强在哪里。这就像佛教，刚刚进来的时候日本人就感到是个好东西，是个很深的学问，至少日本没有这门学问。所以当百济的圣明王献上释迦的铜像和经纶若干，钦明天皇两眼放光，认为是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可以用来试试。尽管当时有很强的反对势力，最后还是引进成功。
宗教的东西，先用来试试再说，这在西方人看来是要发怒的做法，日本人却做得相当平和。
但是他们又不照搬佛教的全部，更是把佛教最精华的思想戒给去掉了。这就像他们输入中国的儒教，去掉礼的思想一样。同理，当时幕末的精英们感觉美国好，但就是没有输入美国人的正义概念，所以日本人至今不知正义为何物，尽管他们是亚洲最早翻译美国人罗尔斯的《正义论》。
（六） 日本将棋何以能“持子”？
1. 杀死主人可以再重用
游戏是有人发明的，规则是有玩游戏者们认同的，那么一般而言，这个发明，这个认同，就往往是文化内涵的折射。
表面看，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你在游玩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将棋制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仍然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上使用。而且可以放入几乎是任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位置，所以也叫“持子”。这一“敌为我用”的规则，在中国象棋里是看不到的，也是不能想象的，被吃掉的子不能复生，更不能作为敌方的力量投入打击原本的已方。也就是说，红棋子生是红方的人、死亦红方的鬼，绝不会掉头攻打红方。这就是所谓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概。
日本将棋这样设定，折射出一个怎样的文化问题呢？是不是它在突出忠诚一面的同时，还有随意通融的另一面？或者说，日本人在行为规范上的忠诚根本就没有建立过？
一般而言，象棋也好，将棋也好，其源来自于印度。而日本将棋的原型则来自于中国。时间上可能是在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学僧的奈良时代或平安时代，是这些遣唐使和留学僧，将中国的象棋带到了日本。从最初的猛豹、盲虎、醉象等棋子，变化成现在的双方各20个棋子的日本风的将棋，大概是在室町末期。而室町末期是个什么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战乱开始的时期。
这就令人想起日本的战国时代。
战国武士道的一个基本：死在马前，这是武士的荣誉。
杀死你是你的倒霉，这是武士定常的行动。
杀死主人，并不意味着武士的失去立足之地。可以再重用。
杀死主人，提着首级投降敌人，敌人会给予恩赏并重用。
昨天的敌，今天的友。
这就是战国时代的伦理水平。
是否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了日本将棋的“持子规则”？
日本学者辰已慧著有《风吕敷文化与手袋文化》（晃洋书房，2001年）一书。他在书中说，日本将棋改良的过程，一定是与日本人心理风土相吻合的过程，是日本人心情转变的过程。那么这是种怎样的心理风土与心情呢？就是敌我之间的界限暧昧。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概念，与欧美相比较，日本人比较淡薄。
如日本传统的住家房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闩。意味着外出不用上锁，晚上不用插闩。陌生人很容易从外部侵入屋内。如日本有“泥縄”一语，什么意思呢？日本人称小偷为“泥捧”，抓住“泥捧”的时候，就用绳子将其捆绑，这是“泥縄”的由来。不用手铐而用绳子，表明日本人防范意识的淡薄。很早就发明了铁炮的国家，到明治时代还没有手铐，“泥縄”一语也就带有嘲讽的意思了。日本人总以为，单一民族的同质文化，就把人框住了；村落共同体，就把人监视住了，哪里还有什么坏人呢？还要防范什么呢？于是被俘虏的“持子”，加入敌方战力，在逻辑上也是通的。
2. 织田信长是玉碎的渊源
让我们再回到日本的战国时代。
战国武士俘虏后没有一点耻辱感，抓捕后向敌人投降并为敌人服务，这是战国的常理。用对旧主人的忠义服务于新主人，这个行为不会带来任何非议。这就和其他文明圈的做法很不一样，如在罗马俘虏往往当奴隶，有力量有技术的当斗剑士，继续使用的几乎没有。二战的时候，美国人逮捕日本兵，还没有拷问就说出秘密了，并愿意与美国人协力，并用同样忠诚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吃惊的是美国人，开始研究其原因何在，一个答案是：日本人把俘虏看成是最大的耻辱，而重视耻辱的日本人把当俘虏视为人格丧失。所以干脆自暴自弃，干与正常事理相左的事情。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为什么？
因为人格丧失，陷入失范的人，再从事有秩序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协助战争了。但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为美军效力，连美军都感到吃惊的是俘虏的正确思维。
实际上这里绝对不是规范的问题，而是日本人为新主人服务的一种忠义的转移。所以日本的将棋中，吃掉的马也好、金也好、银也好，按照其作用可再使用。这是日本人俘虏思想的极端表现。
这样看来日本原本并没有“玉碎”的思想。
那么玉碎思想从何而来？
在本能寺，织田信长被家臣杀害，具有大书特书的价值，表明信长武士道革命的成功。
战国武士，主人与家臣之间是一种交易。家臣奉仕主人，取得的报酬是主人给予的土地（禄），这是武士道剧本的基本情节。所以没有报酬的奉仕是不可想象的。忠义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明智光秀杀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来个战略大返回，袭击了明智光秀。这个时候，天下的诸侯不知如何判断是好，不知该依附于谁，不知道最终谁是胜利方，更不知道谁是正确的，总之是非善恶不知如何判断为好。于是有诸侯向传教士请教，问：
秀吉与光秀，谁正确？
传教士断定：秀吉正确。
光秀不正确，是因为他杀了主人。这是神人都无法容忍的大逆不道，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
这是基督教从感觉论出发的当然判断。
但是战国的武士，要的是伦理的判断。当时的武士道还没有被规范，还没有客观的判定标准。这样，战国的武士道常常处于一种相对状态，靠情绪来规范，用感觉去判断，所以往往要出错。
信长对武士道作了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家臣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忠诚，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场合下，不变的是忠诚。这与感觉无任何关系。
这一变革的结果如何呢？看看本能寺信长随从们的举动就知道了。明治史学家德富苏峰说，信长身边的人，到马夫为止，个个像男人。只有两个字：壮绝。
确实，信长身边的人全员玉碎。闻声赶来的汤浅甚介和小仓松寿两人也战死，他们两人当时在京都市中泊宿，不赶过来也没有人非难，但是他们还是冲入了敌阵。日本式玉碎的滥觞。从本能寺逃走的只有一人，是黑人，而且是传教士。本能寺的和尚，是带着寺宝逃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