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贾樟柯介绍，《站台》是他个人最喜欢的，属于半自传的一个电影。这个东西在他念大学的时候就一直酝酿着了。这个东西不拍出来，他简直就做不了别的事。80年代是他怎么也忘不了的一个时代，80年代在他那里引起的感情是那么复杂，“就像压在心里的一个大石头”。一直到《站台》拍出来，他才感到，这块石头落了地，他轻松了。所以，他把《站台》之后的那部电影取名叫《任逍遥》。
他曾说过：“《站台》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我自己的。我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中学老师，教语文的；母亲是售货员，姐姐比我大六岁，这个四口之家的家庭组合非常普通。母亲家在农村。从我小时候差不多到现在，我们家每天都有乡下的亲戚来来往往，像个交通站一样。其实我们县城往外走一里地就是田野，从南边走到北边差不多十分钟就穿过去了。我直到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10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这种期待经过了10年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妥协和失望上。这是非常悲观宿命的一个电影，并不是生活就这样宿命悲观，主要是我自己。在我看来，对生活、环境和习惯的妥协，其实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承担。”【注：钟和晏、贾樟柯：《没有终点的站台》，载林旭东、张亚璇、顾峥编：《贾樟柯电影〈站台〉》，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91-192页。】
03 《站台》拍摄密辛
《站台》的拍摄起步维艰，贾樟柯介绍说：
在拍《站台》之前，为了得到准拍证，我常去电影局。有一天终于为《小武》的事交了一万元罚款，并文笔流畅地写了一封检查，承认自己的确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从电影局出来，我突然想起了北岛的一句诗“我不相信”……车过长安街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心沉到了底，这个时候我连自己都不相信了。【注：孙健敏、贾樟柯：《经验世界中的影像选择———贾樟柯访谈录》，载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94页。】
当年《站台》的副导演顾峥记得很清楚，在大学时，贾樟柯就和他提到过自己最想拍摄的电影是《站台》。贾樟柯向他游说《站台》一定会是一部很好的歌舞片，而且在1997年（拍摄《小武》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剧本的初稿。不过直到两年后，真正开始筹备这部电影时，顾峥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一部歌舞片。
顾峥曾以《四季中的〈站台〉——回忆影片〈站台〉的拍摄》为题，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站台》拍摄的密辛。那是在2000年四月，树木已经抽出新叶，春天到了，贾樟柯和顾峥等又回到了山西。演员先期到了汾阳，为了便于他们之间更加熟悉，整天安排他们排练要在电影中演出的节目，给他们放映侯孝贤的电影，让他们从中获得非职业演员的自信。
当大队摄制组从北京赶来时，贾樟柯完成了他的剧本。剧本有78页，180场，六万多字，是一部普通电影三倍的容量，使人从中感觉到了史诗般电影的重量。香港监制见到他的完成剧本几乎晕倒，因为这样一定超支的，但是贾樟柯坚持不修改剧本，他要完成他的史诗，从1979年到1990年代，他有很多话要说。以后的日子，就是每过几天，他都要打电话给北京的妻子，让她借钱买胶片带到山西。
“春季拍摄中有几场走穴大棚的场面，正好有一个河南的大棚到汾阳演出，他们演出的保留节目正是《站台》。这个节目在电影里是要由王宏伟来表演的，平时排练时，他总是很羞涩地不愿在众人面前唱歌，说他真到演的时候一定没有问题。贾樟柯心想，是不是给王宏伟一点酒。烫着爆炸式头发的王宏伟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令我们吃了一惊。王宏伟从舞台上下来告诉我，这首歌他在中学时候就学着唱过。”顾峥说。
到了秋天，即1999年10月，大家认为，《站台》的拍摄只是一次简单的预演，那时还没有成型的完整剧本（后来发现这一直是一个难题），贾樟柯只是设想其中应该有一段黄河岸边的戏，当时的气氛应该是秋天，两岸一片黄色调。三四天的拍摄很顺利，而且在平遥城墙上的一段戏，证明了他选择女一号赵涛的正确。
顾峥介绍说：“几天以后在北京看见冲洗完的样片时，大家都对他选定的男一号提出了疑义，因为贾樟柯还是保持着选择非职业演员的方式，所以大家怀疑男一号是否能够演好。男一号长相冷峻、性格孤傲，是理想电影中的男一号。熟悉贾樟柯的人都知道影片《站台》是半自传性的，虽然他一直不愿意说明这一点。他怀疑用了这样一个男一号是否会美化了那个时候的生活，自己是否故意在回避当时的记忆。后来他决定原定的男二号王宏伟和男一号对换角色。”
2000年1月，《站台》开始了第二次拍摄。这次开机第一天，就恰逢狂风大作，室外经常是零下十几度，下了三场雪，交通不便，而且靠燃煤取暖的汾阳城整个灰蒙蒙的，使人感到压抑。
冬天主要拍摄影片中1979年的段落。在汾阳和平遥的老城区，许多建筑20年间并无改变，无需改景，只需把后来的一些招牌和广告遮住就可以了。
冬季的最后一天是在一个村子的大礼堂里拍摄片中文工团的演出场面。那礼堂能容纳两千人，于是动员了全村的老乡来做群众演员，也只站满了半个礼堂。剧目是听说在“文革”中很红的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由县文工团一个老导演指导他们按照当年的样子重新排演。夸张的形体，上口的歌词，许多非职业演员好像在这天感受到了1979年的气氛，表演的效果很好，老乡们不时发出笑声，他们把这当作一场喜剧来看。
贾樟柯在回北京的路上说，这不是一部歌舞片，这是一部史诗片，一部普通人的史诗。
2000年5月的一天，是拍摄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在坝上草原拍摄完走穴团遇到困难的场面，就坐着车往北京赶，还有两场内景需要在北京补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其实不完成也没有胶片了。但大家好像都不希望这部电影有结束的一天。那天上午在地安门的小酒馆中看着天慢慢亮起来，无人的街道上渐渐车水马龙起来，天空落下雨滴。可能是太累了，喝了酒也不想睡觉。可这会儿真的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就像《站台》中的人物一样，再美好的聚会也总有散场的时候。
一个月后，贾樟柯完成了他的初剪，影片长达三小时十二分钟。他用的几乎全是中景与全景，没有特写。在这个距离外观照，人物的面目不再有细节的记忆，而悲欢不再如当日般煎熬，它们沉淀到时间的潜流里，留下的是一个会意的笑。
这时，贾樟柯得到消息，《站台》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不久，《站台》获该电影节亚洲电影奖。这是中国第一次有70年代出生的导演进入一类国际电影节。
这部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站台的电影为什么会叫《站台》？贾樟柯说，一来他特别喜欢曾在80年代流行的歌曲《站台》，二来他觉得，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这就是人生！
贾樟柯将影片献给父亲，同样，也是给观众们的。
《站台》在国际电影节获得殊荣多多，继在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成为正式参赛作品，获最佳亚洲电影奖后，同年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2001年获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唐吉可德奖、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同年还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奖、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奖、第30届蒙特利尔国际新电影新媒体节最佳编剧奖、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外语片；2007年获法国《电影手册》年度十大佳片。
虽说贾樟柯在国际上得了大奖，但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有义务讲述那些不幸的人，或者不能说不幸，而是那些不如意的亲朋好友。“我的摄像机对准的，始终是那些在土地上奔走、劳累，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利用和分享，顽强地活下去的人们。”他说。
后来，贾樟柯还忍不住要说：“《站台》是我最心痛的。”因为在2005年前他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他那会儿心里的感受虽说不是委屈，但总觉得有个事要解决掉它，有个山要把它翻过去。有时候会难受，但会被创作的乐趣冲淡。
为了能让电影在国内公映，贾樟柯没有做过妥协，但做过努力。他曾说过：“今天反省起来……我觉得《站台》是我最心痛的。《站台》当时如果能够公开拍的话，相信比现在好多了。那个原剧本我写得特别有意思，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很多公共行为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开头不是演出，是春天，在一个山坡上，许多机关干部在种树，接下来是卡车在黄昏的时候，一卡车一卡车把人拉回来。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的干部，怎么组织那么多的机关干部呢？没有公共资源帮助，我那时候根本没办法。这部电影如果有这些东西，会显得更强，不贫血。这种遗憾每部电影都会有。”【注：转引自易立竞：《贾樟柯：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见易立竞著：《中国导演访谈录》，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98页。】
西川是著名诗人、翻译家，他在《站台》里出演文工团团长徐燕京，这也是重要的角色，当年一月和四月他曾经两随贾樟柯赴山西汾阳，投入拍摄工作。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贾导的人文关怀精神评价颇高，啧啧称佳。
西川首先回顾了与贾樟柯结交的过程，他是在诗人欧阳江河家里认识贾樟柯的，谈得很投缘，就这样他们成了好朋友。在西川印象里，贾樟柯拍电影时，事先有一个大概的脚本，在片场则有所发挥，因此，电影的偶然性随处可见。西川记得《站台》起初约有9小时，后来贾樟柯又把它压缩成3小时【注：2012年6月6日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