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啸张笑薇)
流行语
迪斯科
1985年，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在国内上映，由此引发了一场迪斯科热潮。如今，这部电影的情节已变得模糊，但提起主题歌《吉米，来吧》，很多人仍记忆犹新。当年，这首迪斯科舞曲曾在大街小巷传唱，随之劲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陆续引进《猛士》等一系列经典西方迪斯科音乐，包括《chachacha》等舞曲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旧闻新看
一公司千人求职
重庆民生轮船公司今年3月重建以来，收到的求职信件有500多封，接待求职者逾千人。
可是时至今日，却一个人也未能调进，天平的一端是千是百，另一端却是零！
为什么人才这样难于流动呢？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才部门所有制，是人才流动的主要障碍。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单位，某个地方，不管专业是否对口，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个人才智能否充分发挥，想挪挪窝，是极其困难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大量积压人才，一些地区和单位需要某种专业人才，很难调出人。
如此落后的体制，管活人用“死人”方法，使多少人闲白了少年头！使多少人的美好理想成了泡影！如果要算浪费账，在我们这个人才相当缺乏的国家里，人才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4年7月7日第2版
原标题：《为什么还是“0”》作者：万小光
第三节百姓生活 从黑白到彩色电视荧屏拓宽百姓视野
“没有电视，生活会失去一半精彩”
《新周刊》曾做过一个名叫“砸烂电视”的专题，文中列举出电视的十宗罪，其中有电视把你的大脑当垃圾桶、是你孩子的教唆犯、是你时间的“小偷”等等。但你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当你第一次和电视结缘后，你和它的关系就日渐亲密，甚至不可或缺。
电视让家庭变影院
家住乌鲁木齐市五星路的毛圆圆今年30岁，当年，因为父母都在运输公司上班，家里算是富裕户，也成为乌鲁木齐市最早拥有彩色电视的普通家庭之一。
到现在，毛圆圆依然能清晰记得家里买来第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时的情景。
那是1984年10月的一天下午，毛圆圆的爸爸推着自行车回来，车子后面驮着一个大箱子，妈妈小心翼翼地在后面扶着。毛圆圆好奇地问妈妈，箱子里面是什么，妈妈说：“是电视机。”毛圆圆立即兴奋地跳起来。
此前，圆圆的姥姥家已经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次圆圆家买的是一台金星牌彩色电视机。
到了晚上，左邻右舍的人都聚集到毛圆圆家里，当电视里显出了彩色的人影时，原本热闹的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被画面紧紧吸引，直到电视节目结束，出现满屏雪花也舍不得离开。
从此，圆圆家成了小朋友们的乐园，每到傍晚，家里就会有很多人，有的人挤不进来就趴在窗户边，有的还骑在院里的大树上。“那时候隔壁家有一个小男孩，和我差不多大，他每天傍晚都会用筷子串两个馒头，一路小跑冲进我家坐在小板凳上，边吃边看电视。”
毛圆圆还回忆说：“1985年春节时，听说我家买了电视机，住在沙湾的舅爷爷等亲戚都赶了过来，浩浩荡荡20多个人。爸爸就在家里生了两个炭火盆，大家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完后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聊了好久。”
电视走进全疆农村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开始走入全疆农村家庭，家住乌鲁木齐市团结路的王焱曾是阿克苏广播电视器材公司的会计，她亲历了当年电视机走进地州的情景。
“每到秋收完毕，大批农民就赶着毛驴车早早来公司排队买电视，每天的队伍都有四五十米长，我们每天都从早忙到晚。当时一台电视700元左右，公司每天的营业额都达十几万元，每天的营业款都能装满一个电视机箱子。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左右。”王焱回忆说。
为了改善电视的收看效果，人们还想出很多办法改造电视。父母家在伊犁的小文记得，1985年，家里买了一台14的雪莲牌黑白电视机。“因为电视屏幕太小，爸爸就买了一个和屏幕差不多大的放大镜，放在电视机屏幕前，这样看起来电视里的人就大了很多。后来，我还看见邻居家买了塑料彩条贴在电视屏幕上，这样看电视就有了颜色。”
小文说：“最有意思的是，那时每到冬天，家家用电增加，电压就会很低，带不动电视。为了能看上电视，大家就发明了用自行车发电的方法：把发电机装在自行车后轮上，想看电视的人轮换上去骑半个小时，可每次换人时就会停电，总不能看尽兴，后来市面出现了调压器，家家都赶在春节前去买，以保证不错过春节晚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电视从彩色到纯平、高清，现在，液晶、等离子等电视已走进寻常百姓家。
电视传送日新月异
当普通百姓家的电视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时，新疆的电视传输事业也在不断发展。现在陕西电视台工作的于聚义曾是新疆电视台的老员工，正是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1979年12月5日，新疆电视台开始正式传输彩色电视节目。
1978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的于聚义回到新疆进入新疆电视台工作。那时，新疆电视台一周只能播一次黑白电视节目，每次一小时。
于聚义说：“那时候电视信号非常不稳定，图像总是飘来飘去，为了保持信号稳定，台里决定改造发射机并尝试着发射彩色电视信号。由于没有彩色发射机，我们只能把原来的发射机进行改造，用了大概4个月时间，我们改装好了发射机，开始在7月试播彩色信号。当时新疆电视台只能使用一种名叫“代代红”的胶片，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彩色胶片，拍摄出来的图像只是稍微带点红色而已。后来我们又去录制了中央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并购进了彩色拍摄设备，大概到了12月，新疆电视台才开始正式播出彩色电视信号。”
随后，电视传输技术也开始发生变化，1989年2月20日，新疆电视台开始正式使用通信卫星向全疆传送维、汉、哈三种语言的节目，1993年，新疆有线电视台正式成立，全疆观众开始看到其他省区市的节目，而如今，数字电视已开始在全疆普及。
电视改变百姓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霍元甲》《射雕英雄传》《排球女将》……几乎部部电视连续剧都能引发热潮，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毛圆圆记得，那时候女孩子最爱玩的游戏就是用家里的窗帘和枕巾、床单等物品把自己打扮成电视剧里的古代美女，学她们走路、说话，甚至背下每个人的台词。而男孩子则聚在一起练武功，一会儿“降龙十八掌”，一会儿猴拳、蛇拳。
今年33岁的李响提起童年往事仍历历在目，“我记得小时候最爱看《射雕英雄传》等武打片，羡慕里面人物的轻功。有段时间，每天放学后，我就从房顶往下面的草垛上跳，希望有朝一日也能练就一身好轻功。”
伴随港台剧风潮走进人们生活的还有明星贴纸，那时候学生们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买一个笔记本用来抄电视剧歌曲的歌词，然后在空白的地方贴上明星贴画，谁的笔记本抄得多、贴得全，就能成为大家传借的对象。
从事媒体工作的刘静还保留着当年的十几本手抄歌本，几乎每本上都贴满了明星贴画。她说：“那时父母每天都会把买菜剩下的分分钱给我，让我存零用钱，我一存够三毛钱就偷偷去买贴画，梁朝伟、黄日华、翁美玲都是我们最喜欢的明星，这成了我们当时最大的乐趣。”
正如着名主持人赵忠祥所说：“电视机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果没有电视，我们的生活不会那么丰富。如果没有电视，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一半的精彩。”
(叶富伟)
流行语
菜篮子工程
曾一度流行的“菜篮子”，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符号隐喻，即副食品短缺和物价上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居民冬日的当家菜是“萝卜、白菜、土豆”。为改变餐桌上的单调颜色，农业部于1988年发起“菜篮子工程”，大量菜园子、养殖场等副食品生产基地投入建设。
8年后，曾经的“高档食品”肉、蛋、奶已变成一种家家必备的寻常食品。目前，肉和蛋的人均占有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而菜篮子工程并未就此结束。它在21世纪的新任务不是要让人吃得饱，而是吃得好。“绿色”、“无公害”成为关键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已实行20年的漫长“工程”是一部改革史的缩影，并且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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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蛋部队”冲破封闭山门》
在西宁到互助的公路上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农民想把鸡蛋或清油带到西宁去卖几块钱，结果逃不过“卡子”。轻者东西被没收，重者被送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他们被称为“倒蛋部队”，最早冲开了封闭的山门，游泳于商品经济的海洋。
一夜春风，那些挡在致富路上的“关卡”被拆除了，但“倒蛋”的农民却仍心有余悸。有一个“倒蛋”队员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收了200来个鸡蛋，正要去另一个村子，突然发现远远一辆小吉普开来，心中不由一阵发慌，猛蹬着车子拐进一条小土巷，没走多远就在一个泥淖里拐翻了，蛋清蛋黄流了一地。
尽管如此，“鸡蛋卖给谁”的年代毕竟过去了，互助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一面要求有关部门给鸡蛋运销户提供便利，一面树立“倒蛋”典型，给予表彰奖励。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8日第2版
原标题：《土乡的“倒蛋部队”》
第四节百姓生活 1979年全疆每天119万人次看电影
姐弟俩凌晨两点看红楼梦
2008年9月23日，在新疆人民剧场二楼技术部办公室里，于文兵正坐在办公桌前仔细整理属于自己的物品，抽屉里各种书本、桌面玻璃板下压着的老照片，他都慢慢取出来，一一装进袋子里，准备带回家——他已在前一天向领导递交了退休报告，9月25日，于文兵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
1978年，27岁的于文兵抱着当一名电影放映员的愿望来到新疆人民剧场，成为一名窜片员，这一干，就是30年。从跑片员、放映员、技术员、技术经理到现今的技术顾问，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电影在新疆的30年发展历程。
每天骑车去窜片
因为从小特别喜欢看电影，于文兵的梦想就是当电影放映员。文革结束后，于文兵来到了人民剧场。“那时候拷贝很少，一般是几家电影院共用一个拷贝，需要窜片员送、取电影拷贝，我就自愿去当了窜片员，因为能近距离接触放映机。一部电影通常是十几本拷贝，要来回跑3次才能拿完，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幸福、团结、儿童等几家电影院之间跑，最远的时候还要到地调处去窜片，通常是刚刚放下就又要出发，冬天的路很滑，一路上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对于当年的经历，于文兵记得非常清楚。
在当了一年多的窜片员后，于文兵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学放映电影。最初的放映机很落后，要用炭晶棒燃烧来做光源，放映前要先把炭晶棒的正负极调到恰当位置才能燃烧，等燃烧一段后，又要停下来重新对准。
此外，那时的胶片也因为技术原因非常落后，有时在放映过程中因为温度太高会自燃。“师傅当时就告诫我们，在放映时眼睛要看、耳朵要听、鼻子还要闻。我听说当时有家剧院在放映《红日》这部电影时，胶片就突然着起火来了。”于文兵回忆说。
买票队伍长达30米
于文兵说，在30年的电影放映生涯里，最让他难忘的是当年人们观看电影的热情。“那时候人民剧场只有一个厅，每天早上还没上班，卖票窗口就围满了买票的人，小小的窗口伸进来十几只手，谁力气大谁就能买上。后来观众就自发排队发号，按号买票，每天排的队有30多米长。”
电影院当时绝对是最火的娱乐场所，每天从早到晚，场次都排到了凌晨两三点，仍然满足不了观众的需要。为了能买到电影票，大家开始拉关系，找在电影院工作的熟人，那时如果谁家有人在电影院工作，绝对会成为显摆的资本；谁要是有本事弄到几张电影票，那更是大家眼里的红人，而于文兵就是这样的红人。
于文兵说：“有一次，别人给了我两张在团结剧场上映的《红楼梦》的电影票，场次是凌晨两点钟。在火车西站工作的姐姐听说了，兴奋地骑着自行车从西站赶来和我一起去看。我们到团结剧场后看到，门口黑压压地站了几百人，很多人并没有票，但希望能碰运气看有没有退票的人。”
自治区电影公司的统计显示，1979年是全疆电影观众人次最多的一年，当时全疆人口不足2000万，而电影观众达到4.3亿人次。按一年360天计算，当年每天全疆电影观众有近119万人次。
《庐山恋》冲破吻戏禁忌
从文革时期观众只能看到8个样板戏，到现在每年上映100多部各国电影，和全国一样，新疆的大银幕在改革开放30年里也经历了冲破诸多禁忌的过程。
自治区电影公司第一任经理、现已83岁的李杰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国产片还比较少，大部分是苏联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观众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文革开始后，电影就只剩下8个样板戏，其它都被封存了，直到文革结束，电影才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