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新疆奎屯读者问英杰写给《大众电影》的一封信在全国掀起一场大争论，起因是第五期《大众电影》的封底上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接吻的剧照。在信中，问英杰用激烈的言辞责问编辑部：“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大众电影》全文刊登此信后，全国读者对此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众电影》共收到来稿11200封，赞同问英杰观点的不到三分之一。大家已经开始慢慢认同电影中的一些亲昵行为。
首先打破“吻戏”禁忌的是由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很多观众都对影片中两人亲吻的镜头记忆犹新，今年46岁的张军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是和姐姐去看的这部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这种镜头，心怦怦直跳，姐姐的脸也红红的，但还是忍不住想看。”
而让另一位电影迷李树玲记忆深刻的是《追捕》中真由美和杜丘之间的感情戏，她说：“那会儿哪有爱情电影呀，自从看过那部电影后，高仓健就成了我们的偶像。”
开启进口大片时代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电影在电视、卡拉OK等娱乐形式的冲击下走入低谷，1992年，新疆的电影观众跌到了9000万人次，即每天25万人次。为了刺激电影市场，国家开始允许美国进口大片在国内上映。
新疆人民剧场经理向金歌记得，1994年首部美国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在乌鲁木齐上映时，成了全市热点，各家电影院都在门口挂起横幅进行宣传，电影院门口又看到了排队买票的情景。
随后，《红番区》《真实的谎言》等港台影片和美国进口大片的上映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新时代。如今，首府观众不仅有更多影片类型可以选择，甚至已经能和全球观众同步欣赏到最新电影。
除了电影本身的更新外，如今的电影放映设备也已愈加先进，首府影院已经由胶片时代全面过渡到数字时代，新疆人民剧场投资30万元建立的第一个3D数字电影厅已经完成，并正式开门揖客。
(叶富伟)
流行语
摸奖
1987年7月27日，石家庄市政府门前广场，副市长孙永生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首发式上，掏出10元买了10张奖券，新中国第一张彩票(当时叫做“募捐券”)就这样售出。随后，“一张桌、一把椅，扯条横幅卖彩票”开始在各地流行。
当时销售的彩票以即开型为主，现场发行，当场兑奖。而更多的老百姓管买彩票叫“摸奖”。在中国城乡的广场集市上，数以万计的人群集中买彩的场面成为当时常见的景观：大喇叭里不时播报着中奖信息，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等奖品摆在台前，周围是抢购彩票的人群，中大奖成为人们的谈资。
旧闻新看
《在中南海卖股票》
9月8日下午3时，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买过的东西——股票。
股票销售者是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齐文增和他的伙伴。
他们应接不暇：“我买500元的”、“我要300元的”、“我要200元的”、“100元的行吗？”
4点钟出现高潮。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柴飞递上一沓现金……
到5点钟，在国务院总共销售3万多元。
国务院大院里的25名工作人员第一次成为企业股东。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8年9月11日1版原题《中南海里购股票》
第五节百姓生活 第一代模特街头展示商场时装
模特大赛奖品清一色是大花瓶
1981年的一个早春，一位名叫皮尔·卡丹的法国老人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一次中国时装秀。6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身着建筑风格十足的时装款款而至，时尚终于从人们悄悄议论的话题成为现代生活的象征。而国人也第一次知道了有一种走在时尚前沿的职业叫“模特”。
时装表演队的街头秀
1988年，新疆第一代模特诞生。陈红便是其中的一位，20岁的她当时是大十字商业大厦童装部的营业员。商场为了促销每一季新款服装，成立了一支时装表演队，陈红因为拥有1.74米的身高而被选中。她们的任务就是定期身着商场新款服装在大街上表演。
“我们穿着新款风衣，垫着厚厚的垫肩，人人梳个‘招手停’(额前的刘海吹成翻翘)，路上很多人围观。有时候表演队上街表演，沿途都会戒严。”回想起那时的情形，陈红很感慨，“当时我们商场卖的衣服都比较高档，一件衣服上百块钱，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是非常贵的。对于爱美的年轻女孩来说，穿上这些衣服能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所以即便穿着高跟鞋在大街上走一天，累得要死，也很开心。”
首个“模特”班诞生
就在陈红当上模特的这一年，新疆第一个模特训练班在舞蹈演员出身的李良婉手中诞生了。如今，李良婉已年过花甲，她回忆说，当时她是兵团歌舞团的舞蹈编导，曾去法国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在当地目睹了法国的时装秀后，她被T台上高雅的形体艺术所吸引。而在观摩了大大小小的秀场后，她坚定了把“模特”带入新疆的信念。
在北门群艺馆的排练厅里，李良婉的模特班开始招生。当时的模特招生标准很简单：身高1.7米以上、头小、肩宽，对于三围和体重没有过多限制。招生效果很好，短短一周便有几十人报名，这超出了李良婉的预想。“当时人们对模特的理解还存在误区，觉得成天在台上扭来扭去是不务正业，来报名的以待业青年居多”。
已经在街头走秀的陈红也报了名，进入模特训练班后，她才明白“原来走路是有学问的”。排练厅里，高矮不齐的女孩们排成4排。一台双卡录音机，伴随着李老师的口令，女孩子们开始了正规的模特训练。“抬头、挺胸、目光平视前方……”
模特大赛摘得季军
1989年，上海举办了“中国迅达杯时装模特大赛”，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模特比赛。虽然当时并没有在新疆设赛区，但那一年新疆也举办了一次模特大赛，比赛的地点是新疆话剧团，大赛要求参赛选手自备春、夏、秋三套服装。陈红记得比赛时她穿的那件黑色风衣：“是一个亲戚从上海带来的，双排扣，闪光面料，腰身收得很好，平时穿着上街，回头率很高。”
那时的模特全是自己化妆，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美人坯子一定要浓眉、大眼、红唇。所以，亮相模特的妆容几乎清一色：两条又粗又黑的“利刀眉”、用眉笔和口红掺在一起打造出的“熊猫眼”、外加一个红红的唇。陈红回想起来用“惨不忍睹”这个词形容。
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灯光很炫。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原本就表演欲很强的陈红内心充满兴奋。那天，她自信、大方的表演赢得一片掌声，并摘得季军。“我当时以为奖品会是洗衣机，结果每个人的奖品都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陶瓷花瓶”。
也就是那次比赛，改变了陈红的生活道路。
只能在歌舞厅走穴
大赛后，有人找到陈红，将她和那届大赛的获奖选手组成了一个表演队，到歌舞厅走穴。
小场20元，大场50元，一晚上能赚二三百元钱，这相当于她当营业员时一个月的收入。“虽然我不喜欢那种场所，但是高收入带来的高消费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当时，新疆的服装业并不像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那样发达，模特几乎没有在T台走秀的机会。李良婉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感到很心痛：“模特应该是为服装设计师服务的，这么高雅的艺术怎么能沦落到在娱乐场所表演？”
霓虹灯下的纸醉金迷，让一些走穴模特陷入迷惘，有的嫁了有钱人，有的当了“二奶”，这些现象让人们对模特戴上了有色眼镜。李良婉说：“我的学生逐渐流失，而他们中有的人资质很好。”
走出去成为职业模特
短暂的走穴时光，也让陈红知道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纪录片《南沙群岛》，一直向往有海的城市。”1990年，珠海电视台下设的一个文化机构来疆招平面模特，李良婉推荐了陈红。
虽然陈红最终没有留在那家单位，但外面的见识却开阔了她的眼界，她开始走向职业模特的道路。除了在国内参加顶级时装秀外，她还出国走秀。“模特不单纯是衣架，它诠释的是一种文化。”8年的职业模特生涯，让她对服装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如今的她，拥有自己的高级成衣进出口公司，成为一名职业经理人。
在陈红离开的这些年，李良婉的模特训练班依然还在，她的学生已有上千人。因为专业水平的大型服装表演活动很少，能够和国内外名模同台表演的机会就更少，成为职业模特在新疆并不现实，“走出去”是李良婉对学生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岳梅，就是“走出去”的一位。她1996年参加李老师模特培训班，最后成为1998年世界超级精英模特大赛中国选拔赛冠军，自此离开新疆，成为活跃在中国时尚界的宠儿。
国际服装节带来契机
从2001年起，每年一届的乌鲁木齐市丝绸之路国际服装节，不仅为首府百姓们提供了一场服装盛宴，也为新疆的模特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据统计，每年服装节都有100多名新疆模特承担服装表演任务，每届共计30余场服装“秀”，热娜、王希维、苑圆等名模就是在参加了第一届服装节后脱颖而出的，随后被推荐参加全国的电视模特大赛。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际模特大赛落户新疆，如世界小姐大赛、环球小姐大赛等。模特们在T台上绽放美丽的同时，也向大家传递着时尚的概念。低龄化、高学历、多才艺是现代模特的特点。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广告中出现新疆模特的面孔时，我们心中涌起的是一份骄傲。
(刘媛媛)
流行语
卡耐基
卡耐基，美国着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和演讲口才艺术家，被誉为“成人教育之父”。他一生致力于人性问题的研究，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对人类共同的心理特点进行探索和分折，开创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融演讲、推销、为人处世、智能开发于一体的成人教育方式。
改革开放后，大量卡耐基撰写的成功励志书籍被引进中国，《沟通的艺术》《人性的弱点》和《演讲与口才》等，这些书一直被人们当成礼品广为赠送。
随后，卡耐基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了人际关系培训学校，传授他多年总结出的成功技巧，影响了许多中国人。
旧闻新看
《红山牌香烟数量总不足》
编辑同志：去年12月初，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在石河子红旗商场买了一条“红山”牌香烟。抽到第8包时，偶然一数，20支装的“红山”牌香烟只有17支。其他同志听了都很吃惊！可一看确实只有17支。那位同志回家把剩下的两包拿来一数，都只装了17支，其中一包留下备查。后到商店了解，发现近来“红山”牌香烟短支和分量不足现象确实存在。
国家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后，一些商品搞“搭车”涨价，群众很有意见。
“红山”牌香烟这样做，会失去信誉的，我们借贵报一角反映此事，希望能引起生产厂家的注意。
——《新疆日报》1989年1月12日(作者潘根新)
第六节百姓生活 翻录磁带手抄歌词录音机引来流行风
不上晚自习全班同看“小虎队”
改革开放之初，邓丽君、张帝的歌曲被视作“靡靡之音”，年轻人在唱到“爱情”之类的字眼时还很羞涩。而在此后，台湾民谣、摇滚乐、RAP等逐渐与我们接触，伴随着这些流行音乐，我们的生活态度在变，交流方式在变，兴趣爱好也在变，获取音乐享受的工具也从单卡、双卡录音机的抢购，到CD机、MP3、MP4的风行，如此种种，都印证着我们精神生活的提高。
从收音机到录音机
1979年张金铭结婚时，那台120元的红灯牌收音机是家里比较值钱的家当，不过当时的收音机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音乐可以听。那时工厂都有大喇叭，放的都是《东方红》那些歌曲，经常听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8个样板戏，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电影插曲都是禁止在公开场合演唱的。
1981年，张金铭花70多元买了一台“砖块录音机”，当时电视机等电器都要凭票购买，张金铭托熟人才买到，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
3年后，张金铭的“砖块录音机”升级为单卡录音机，音响效果还是不太好，张金铭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自己动手做了音响。“出差去上海时买回来喇叭、音箱布等材料，价格都不贵。还记得音箱布是黑色底子，上边是枣红色、紫色和金色线织出来的纹路，做好后上边再放一块用白棉线钩出来的台布，摆在家里显得非常时髦”。
一盒磁带相当10碗肉丝面
37岁的王伟现在还珍藏着当年翻录的磁带和歌词手抄本。CD、VCD、MP3……尽管听歌的工具一换再换，王伟最有感情的还是磁带。“1982年家里就有了砖块录音机，我听磁带一直听到1994年参加工作。”
从1986年起，王伟开始自己买磁带，当时在现在的中泉广场附近有两家磁带行，每盒磁带5元钱，这个价钱在当时可不便宜，一碗肉丝面才5毛钱，1盒磁带就相当于10碗肉丝面，一个月能买一盒磁带就相当不错了。
“因为磁带贵，当时很多磁带都是翻录的，那时下班后没有电视，除了上夜校外，就是去朋友家聊天、挑磁带、录磁带，没双卡录音机时，就带个单卡机子去录。那阵单位的宣传科、工会的录音机好，也有年轻人去那里翻录。”张金铭也有相同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