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子是个女孩，如果她是个男孩，那我和她就可称做是青梅竹马了。
玲子是家里三姐妹中的老小，因为年龄相隔很近，所以她们看上去都差不多大。玲子的妈妈是个很漂亮的女人，皮肤光洁，头发浓密，眉眼明媚耀人，个头高挑慵懒，在我眼里她是个俯视一切的冷漠的美人。只是她经常懒得说话，而多用她那美丽的大眼睛向孩子们示意。久而久之，我觉得她那原本好看的眼睛有些向外突出了。
三姐妹都幸运地秉承了母亲美丽的容貌，尤其是玲子，她除了眼皮生得一单一双（据说有福气），哪里都显得更标致。鲜嫩的脸上敷着一层茸茸的汗毛，侧着看去像一个光环；玫瑰花瓣般的嘴唇围绕着坚实洁白的牙齿，像是为了显示一种分明。这样的一张脸笑起来就是一个夏天的早晨。
在三姐妹中，玲子是最精明的，所以最少挨母亲的打。二姐憨厚勤快，从不惹事。大姐有点儿假小子性格，虽然生着一双绝妙的丹凤眼，却不会看人眼色。她是家里的老大，本应是权利多一点的，但事实上，她除了担任照顾每个人的义务外，对任何好处都是最没有权利的。记得有一次看到她被母亲劈头盖脸地打，母亲问她盆子里的沙枣怎么越来越少了，她用两臂护着头哭着说是自己吃了。她母亲似不相信：“我怎么没看到你吃呢？”她嗫嚅道：“晚上在被窝里吃的。”
这样的打，玲子本应有份的，她没少吃，但挨打从来轮不上她。她最馋嘴，但从不自己偷，怂恿着别人偷来了她便分一份，等母亲问起时，她是有理的。母亲反而喜欢她的乖巧，看着她因急于申辩而涨红的小脸就“噗”地一声笑了。玲子也笑了，朝着泣不成声的大姐做个鬼脸。
那时家家户户缺粮食，尤其是细粮。一般的家庭都是苞谷面发糕和馒头对半吃的。玲子家三个孩子都是最能吃的年龄，而且热爱运动，所以发糕也是好的。常见她们以蒸土豆为午餐，佐着一些家制的咸菜。三个如狼似虎的家伙围着一锅热气腾腾的圆土豆，像是在进行一场国际象棋比赛，让人觉得兴趣盎然。我常去那里凑一份子。
吃土豆也是有学问的。绿皮的发苦发麻，不能吃；深褐色的分量死沉，像一个面疙瘩，嚼起来黏糊糊的一嘴；只有皮色发白的泛着鱼鳞状的那种是好吃的：打开来像一包银粉，熠熠生辉、干干爽爽，放进嘴里不嚼就化了，一嚼便是“嚓嚓”像脚踩在冬天雪地里的声音。我们把吃土豆的这种最佳感觉叫做“沙”。
一次去玲子家吃土豆，无意中看到玲子的父母在小屋里用单把锅煮荷包蛋吃，我惊呆了。在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有，吃荷包蛋的绝不是父母。看看那三姐妹，她们正欢天喜地地争抢着最沙的土豆。玲子作为最小的孩子，偶尔有幸能从父母那里分一杯羹，她引以为荣。而大姐振振有词地说：“父母还能享几天福，我们还长着呢！”那口气完全不像个贪嘴好吃的小姑娘，倒像个经世豁达的老太太。我心里暗叹：做他们家的孩子，得有多大的肚量啊！
玲子从不做这种明确的表态，也可能她知道自己做不到。
玲子吃东西的时候喜欢让别人看着她吃，好像那样才算吃得有意义。当大家都围坐在教室的火炉边聊天的时候，她会变魔术似的变出一个苹果赫然在同学们面前，然后在两手上不停地做抛物线运动，大家的目光也就不由得随着苹果上下翻飞。玲子突然停下来，像是腻烦了，咬了那苹果一口，脸上现出酸甜交替的表情。大家在观赏的同时，心里都怀着一丝难堪。那苹果就是玲子为自己制造的一个节日。
除了吃土豆，我们四个女孩子有时会坐在一起说一些平时绝对不敢说的话。比如日后谁会最先嫁人，玲子说：“当然是大姐，她最大。”我们便哄笑，幸灾乐祸地倒在床上，好像嫁人是很不齿的丑事。笑完了，彼此再互相看看平坦的胸脯，又笑。还是玲子说：“等咱们这里都长大了以后，别忘了互相参观一下哟！”我们便骂她：“不要脸。”
在学校里我和玲子一个班，她尖嗓门的笑声总能听得到。虽然玲子很聪明，学习却不怎么好，我当了班里的小干部后，她就离我远了。她用她那非凡的号召力团结起了一批成绩中下的女生，经常批判她们眼里的不良倾向：谁巴结老师了，谁吝啬小气了，某男生和某女生关系不正常，某某没有是非观念充当老好人了，等等。我常在她们的批判之列，但这种批判从不是当面进行的。
玲子和我不再在一起玩了，见面只是泛泛招呼。当然，我们还没有吵过架。而我们曾经吵嘴的时候，却亲密无间。
我和玲子在小学都是乒乓球队的队员。一次业余体校通知我俩在星期天去参加选拔赛，我们又兴奋又紧张，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校队队员努力的方向就是体校，那是我们痴迷向往的地方。
可能上帝总要让人在一生中忘记几件大事，以证明忘记的意义。
那个星期天我玩得忘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等到下午想起时，我就像个被列车误丢在荒野上的人那样绝望。我立刻跑去住同院的玲子家。我怀着毫无希望的侥幸心理，想让那些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出现，比如教练病了，赛场正好停电了，球台倒了等等。
玲子像是知道我会来，一脸平静地等着我开口。“已经比过了？”“当然比过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当着她的面便泪如雨下。“教练说了，”玲子提高声音道，“不去的人统统不要了。”
我边哭边回家，一路上伤心欲绝。我在心里暗暗羡慕着玲子，羡慕到嫉妒。她没忘记，她没像我似的在不该忘记的时候忘记，她成了业余体校的正式队员。
上中学后，我仍和玲子在一个班。玲子的学习更滑坡了，但她并不以为意，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当时是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乒乓球已不再练，迷上了排球，是非常优秀的二传手。玲子的确是擅长运动的，排球从她的十根手指上弹起时，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在风中起跳，轻盈得好像不会再落下；她两条修长的手臂一举起，便像是奔放的非洲舞将要上演。
那时的玲子成了学校的明星，没人不知道她。但她仍然讨厌我。一次她从旁边指着我对别人说：“看她都长成什么样了！”风把她的话清晰地送到我的耳朵里，玲子可能就没打算顾及我。我立刻有些紧张无措，想象着自己的不恰当。其实我也没变成什么妖怪，我正顺利地长成我们童年所暗暗期望又羞于正视的那个模样，玲子当然也不例外。儿时的梦正像一个空的花枕，渐渐地被絮满。
记得那时我在学校的舞蹈队，每当玲子在操场硬地的烈日下练习扑球翻滚的时候，我正在排练室里不顾韧带撕痛尝试着“掀身探海”；当玲子的十指上贴满了胶布时，我手上正舞着红绸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当时，功课在大家眼里绝对没有文体重要，所有的老师都会为文体生开绿灯。我们真愉快啊，天经地义地活在游戏中，被所有的同学羡慕着、牢记着。玲子经常停课外出赛球，赛后懒散松弛的样子很有运动明星的风范；我也时时涂着漂亮的油彩妆去参加汇演。玲子益发健美，我更加苗条；她有她的发烧友，我有我的崇拜者。
在班上，有个高个儿男生喜欢我，他常常在课堂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有时我甚至能感到背上火辣辣的。只要转过脸去，十次便会有十一次碰到他那电一样的目光。我显然被击中了。那是我的初恋。
玲子和她的族群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这个秘密，便如破获了盗窃案一般地兴奋。课堂上她们不再东张西望，只是盯住了那男生和我。截获我们投给彼此的一瞥成了她们最大的乐趣。我从此过着囚徒般的日子，目光都失去了自由——玲子成了我的监狱。如此的监禁还不够，她又去汇报给了班主任老师，讨了一个我“思想意识不好”的结论到处宣布着。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啊，你不做任何错事都会有罪恶感：身体悄然的起伏，内心刹那的向往，都足以让我们忏悔，更何况这个可怕的断语。它让我羞辱难当，我无地自容地哭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从此我心里便恨了玲子，认定她是个恶毒的、唆事的女孩儿，还发誓今后绝不做一个与玲子有丝毫相似的人。
在我快乐单纯的少年时代里，玲子就如同一根闪闪发亮的芒刺，向我投射着一个少女的恶毒。我从未反抗过，可深记在心里。什么是我沉默的力量呢？我当时并不清楚。
成人多年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多地想到玲子，甚至是想念她。怨恨的心情好像已经石沉大海，再也找不到，浮起的却是略带伤感的甜蜜和呼之欲出的亲切。时光在流逝，我怎么能不对她有一种感念之心呢？她用她的方式给了我那么多印象深刻的感受，回想起她带给我的苦涩，就能同时遇到那些并存的快乐，它们在时光中交替闪烁，直至融为一体。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能够承受的原因：那时我和玲子作为同龄的女孩儿，我比她安全，比她幸福，我深得父母的疼爱和信任，我的内心从未有过对她的羡慕和向往，我从没希望过将自己变成她，一分钟也没有。玲子的感受也许正相反，只不过用了一种变化的方式来表达。不然她不会像个复仇天使似的。
曾经被我恨透了的玲子，现在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那个样子：眼皮一单一双，脸上有一层绒毛，两臂修长，说话尖声，美丽又开朗，好像她永远都不会随着时间改变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