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师在数学老师精练简短的总结之后，开始了作为班主任的全面性归纳。她很谦虚，也很稳重，语调平缓，声音纤弱，端庄的样子很有些播音员的风范。只是她那略呈弯月形的眼睛里并不含有这种眼睛常令人感到的笑意，小而圆的嘴也不合情理地紧抿着，在不得不笑的时候还极力克制着。她只用鼻翼微微的翕动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波动。
一直在凝神谛听的家长们，有的开始了不露声色的窃窃私语，课堂中掠过了轻轻的嗡嗡声。新老师并不因此而提高声音或改变节奏，一如继往地讲下去，毫无不适地与另一种声音平分着秋色，我不禁担忧起她在平时的课堂上所具有的凝聚力。
我一直认为，小学教师、甚至包括中学教师的工作带有一定的导演和演员的性质，因为小孩子们更容易被形式的东西所吸引，他首先被吸引了，然后才能听到你要告诉他的东西，这是他们年龄的特点。所以往往优秀的教师不仅是渊博的，而且是生动的，或口才极佳，或声情并茂，或富于动态和表情，这种教学本身带着不露痕迹的让孩子们获得享受的艺术。
那天女儿放学回到家，急急忙忙找画具要画画儿，像是突然来了灵感。看她奋笔疾走的样子，真像是画家进入了创作的状态。
“我要画一把刀，让她坐在刀刃上！”
这句话立刻比画更引起我的注意，我断定“她”指的是新老师。我觉得女儿这样做很过分，便说：“你这样对待老师也太恶毒了吧？”
雨点儿说：“我恶毒？她才恶毒呢。全班同学都说她讨厌！”
我不懂了，全班有五十多人，怎么可能对一件事有这么统一的感觉？又是小孩子认真的“谎言”。我想起了她说新老师长得丑的那件事，便反问她：“老师对你们全班做了什么坏事？”
雨点儿一怔，声音卡住了，继而像是目睹了犯罪又拿不出证据的那种，不管我信不信，耍赖似地喊着：“她不笑，她从来不笑，老皱个眉头，吊个苦瓜脸！”
我有些明白了。在孩子的眼中没有笑容和赞许的脸可能就是最丑的脸。
新老师分得一间单身宿舍，问谁能帮她去打扫房间。十来个学生放学后欢天喜地地去了，直到天黑透才回到家。家里的大人们都急得纷纷互相打电话，竟问不出个下落。看到孩子灰头土脸地进屋，家长心里都装着无名火。后来听说孩子是在做好事，而且是为了新老师，就又心软了。
雨点儿那天和她的好友璇子也去了，回到家都挨了家长的斥责，她们反而因此和新老师亲近了一些，以后便时不时地去新老师那间她们曾建立过功劳的宿舍串串门，仿佛很有资格似的。
那一天，她俩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饭，悠悠闲闲地去敲新老师的门，敲过以后调皮地躲在门的两边。新老师开门张望，见到是她俩在恶作剧，便收了迎客的表情，警告道：“以后你们再敢敲门，我找你们算账呢，嗷！”两个被关在门外的小姑娘面面相觑，狼狈不堪，比风还快地跑出那座房子。
以后她们不再去敲新老师的门了，只把她当做新老师而已。
有一天，新老师面对着这个丢失了一切红旗的班级严肃地说：“你们班要努力呀！”她本应该说“我们班”的，可她忘了这一点，这又伤害了全班同学敏感的心。
雨点儿有时会完全忘记新老师，不再对她的“苦瓜脸”做过多的评论。我倒对此耿耿于怀，有时问她：“今天她笑了吗？”雨点儿反问我：“让谁笑？”“新老师啊。”我提醒她。她干脆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有时她又会凝神沉思半天，考虑着新老师的事。在这种长久的凝思之后她会说：“妈妈，你看这样行不行：爸爸不是要出差了么，让他们的车把我们新老师也带走吧。”
我吃了一惊：“带她到哪里去啊？”
“回她的老家去，她不适合做老师。”
新老师自然没有被雨点儿爸爸的车带回她的老家去，雨点儿转眼也就忘了她曾有过的重大决定，天天照常上课。那天她和璇子在校园里溜达，看到新老师匆匆往前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待新老师艰难地离去后，她和璇子便捂着嘴笑，后来就笑得前仰后合。她们分明知道新老师是急着赶去医务室看受伤的学生，有个同班男生的下巴磕坏了。
听了这件事后，我心情特别沉重，突然抛开了长久的犹豫去学校了。
自己的日子
郭小川说：三个牧童必谈牛犊，三个妇女必谈丈夫。
我就曾毫不自知地充当过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听别人说，自己也说。
后来这样的次数多了，渐渐地发现，别人多是夸耀丈夫的能干、体贴，而我则总是抱怨老公的专制、挑剔。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渐渐变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形象。大家都对我说着怜悯宽解的话，并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来安慰平衡我，都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想起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这古训终究不过教人粉饰而已，除了让你的人生变得好听，没有什么实际帮助的意义，属于你的日子还是得你自己过。
结婚的第一年，我这个崭新的新娘不知不觉地扮演起管家婆的角色，忙是忙一点，但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新感觉。可感觉虽好，业绩却不佳，每到月底家里的钱总是对不上账，常常搞得入不敷出。新郎倌疑惑得很，心里想的什么嘴上没好说，只宽容地把这种拮据归咎于我的持家无方，说道：“我来管账。我就不信！”我自然乐得把这200来块的财政大权拱手交与他，但愿他能像手执魔棒的仙子，化零蛋为鸡蛋。
他找来一枣红色硬壳大账簿——财务专用明细账簿，来记我们家那笔三位数的流水账，还用了工工整整的仿宋体。有次我要买些食品向他支钱，他很认真地说：“写个预算给我。”这件事不幸被我在“妇女沙龙”中无意说出，演变成“写个计划报上来”，成为盛传一时的笑柄。只可惜他仍没能使我们富起来，而当我怀孕爱吃心里美萝卜时，他还想起一句守家谚语：“家有万贯，不拿萝卜就饭”，说是他认识的一个理财权威食堂马师傅说的。
那时，我和老公有很多想法相左的时候。
走在街上，很想要一串插在草垛上的冰糖葫芦，他就开始给我讲卫生课；而我不想吃的东西，他说有营养便不断给我夹，我的碗里总是越吃越多。
他的诸如此类的正确和好意常常令我无奈，有时我真讨厌那些真理。
生孩子时是母亲侍候我坐月子，可老公非说我妈给我做的饭太清淡，营养不够，还一本正经地写了食谱给我妈。我母亲生了我们姐妹四个，他可真正是鸡蛋教训母鸡呢。
我是个典型的厨房歌唱家，会唱很多的歌，但嗓音微弱。有时我想：如果上天赋予我一条靓嗓，我就不做编辑。可上天偏把我造就成了只能有一个听众的歌唱家，那个听众就是我先生。恋爱的时候，他偶然听我哼哼，惊讶道：“你唱得好哎，再给我唱一遍吧！”他真诚而努力地表现出他发现了我的一大优长并且有能力欣赏的样子，让我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结了婚之后，我依然唱，他依然听。后来他近朱而赤，也唱起来，还谦虚地问：“我唱得对吧？”后来，他索性也不再问了，一路顺风地唱下去，把几首歌合为一首，每当我打断他做纠正时，他便跳脚：“我偏这么唱，我这么唱舒坦。你别老指导，脏人情绪么！”
那时傍晚在街头散步时，几十米一处的卡拉OK机常令我“技痒”，我那微弱的歌声正好可借助扩音器一显其优美，“狐假虎威”其实挺聪明的，可以演绎成我和麦克风。我唱时，老公远远抱手站着，把两条胳膊拧成麻花。我唱好了，围观者便会鼓掌呼啸，老公便款款迎上来，接我离开人群，令人会意他是我的伴儿；如果我唱砸了，我自己灰溜溜下台来，走到伴儿的身边，见他头微扬着，那么入神，眼睛也不看我，“麻花”也不放下来，我便知趣地往前走，不敢连累他。我心中窃笑：这么个大男人居然像小孩子一样幼稚虚荣，不肯面对现实。我不说破他，权将那看作是童心未泯吧。
有了女儿后，闹心的事自然多起来，我却依然唱，但先生不再听了，说烦。我逐渐地撤退，撤到卧室、撤到厨房，最终撤到厕所，虽然关着门，可还在唱。直到有一天，他正式让我“悄悄”，还说他的心烦得要长毛了。
我登时噤若寒蝉。
小小的女儿过了一会儿拿一张纸给我，我一看，上面画了一颗桃形的心，心上戳满了长长短短的毛刺。女儿居然站到了他的那一边。
从此，我锐气大减，每当想唱便有顾虑，兴致索然。我岂能忍心让他俩的心变成了刺猬，他们毕竟是最需要我迁就的两个人，厨房歌唱家不做也罢。
我有次对老公说：“我们俩真是太不同了，我好动，你好静；我喜欢把什么都说出来，可你不爱说话一切都在行动上；我渴望浪漫，你追求实际；我热情，你严肃；我爱玩，你爱工作。你说我们俩究竟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老公慢吞吞地说：“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是相同的。”
我大吃一惊，觉得他的话好空洞。我觉得全中国人民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相同的。
我和老公都是父母家里最小的孩子，都排行老四，各自在家从小就被其他五个人迁就着。而当我们最终走到一起的时候，心里都不由自主地希望自己是被对方更多呵护和谦让的一方。
我们的想法如果能像一双手和一双手套那样契合该多好啊，可我们俩的想法恰恰像两双手，都不愿意当手套，于是常常觉得失落。我们彼此相爱，却针尖麦芒。我说：
“你干吗就不能让着我？你年龄比我大，又比我有力气，让着我一点也掉不了一块肉。”
“你是个女人，理应温柔贤惠，井井有条，怎么我就觉得你笨得不像个女人！”他说。
老公有过四年的知青生涯，生活独立得很，可我是出了校门就嫁给他，还没有实习过过日子呢。他一点也不同情我。
为了让他满意，我努力学着做家务，付出了比当年考大学辛苦十倍的心血。可我还是没有湖北小保姆做得好，有一次我对老公说：“你干脆娶了她吧。”
那段时间我虽然抱怨他，可也有对他满意的时候。不过那不是在他体贴的时候，也不是在他宽让的时候，而是在他吃饱的时候。
这么说话很像是在谈论一只猫或其他的什么动物，有些别扭，可事实如此。老公在外面奔波劳累了一天，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一进家，正好吃到了他渴望的那一口饭，当然一定得有肉或有鱼，那么一切就都圆满了。刚进门时的暴躁、易怒、牢骚、偏执都悄悄地从它们潜伏的地方消失了，都随着可口的饭菜被嚼碎了，咽下去了，消化掉了，不然那可都是些一触即发的无名炸弹。
饱食后的老公像个乖巧的孩子，手勤脚快，善解人意，快乐豁达，几近理想。我多次观察，竟无例外；反复测试，屡试不爽。怪不得梁实秋先生说：一个男人在“一餐盛馔之后，他的人生观都能改变”呢。从这个角度看，要使挑剔的先生成为顺从的老公也挺简单的，只要做一个好的饲养员就行了。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那些日子真是苦其心志的艰难岁月，我从不知道一个女孩子要变成一个男人的妻子是那么不易的一件事，绝不是生了孩子就算完成的。生孩子对女人来说是最容易、最不用努力的事呢。
女儿渐渐长大了，该上幼儿园了。老公每天骑自行车驮着女儿，早上送，晚上接，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从没让女儿迟到过。这件事一做就是四年。
而“四年”这个数字是我后来才突然发现的，那是一千四百多个日子。老公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出差，没有懈怠过一次。那时我才知道了他这个人身上的有恒和韧性，心里感到特别踏实。他做了对我们家、对女儿多么重要的实事啊！从那以后我就认为不能坚持到底的性格是一种缺陷。
老公在政府机关工作，有时回家会讲在外面看到的不公之事，家人们不免要劝他不要过于锋芒毕露，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之类的话。有一次他突然就冲着家人厉色道：“你们知道么，我想听到你们这么说：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个官不当又怎样！”
老公每天都和我离得那么近，我对他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可每当我和他拉开距离的时候，比如他出差，或者我出差，我的脑子里就会清晰地出现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个傲骨铮铮、敢于蔑视的拧种，而且这些东西全都表现在他的行动中，不是在嘴上和表情上。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格格不入，他为此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也招致了一些本可避免的损失。但这些从不能成为我抱怨他时的口实，相反，我稀罕他身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因为拥有了这些而显得与众不同，显得清爽。
一次去绍兴鲁迅故居游览，三味书屋旁有一儒雅的八旬老人在那里为扇面题写鲁迅诗句，书法很见功力。我请他为老公题了一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扇面。回来问他最喜欢鲁迅的哪句诗，他说的恰恰就是这一句。
女儿长大以后经常对我说：“你和我爸对我说的话总是一模一样，你们俩真不愧是一家人。”
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老公说过的我们俩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相同的话题。我曾经为此嘲笑过他，可那话其实并不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