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先生认为，对新闻价值的内涵如何界定，新闻界许多人都陷入“语差误读”，把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要素和新闻价值的标准视作同一个对象。如果说要素是指事件构成新闻的因素，标准是记者对新闻事件选择的依据，那么把标准当作“决定事件或观念具备新闻价值的因素”，那就极为荒谬了。
麦道格尔指出：“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决定因素，所有的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无论有何差异，它们在每天从千百万发生的事件中作出选择时，都有确定而潜在的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从心理学上说，这些标准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它们已经受到年复一年的考验，在一批数目不容忽视的新闻编辑部内盛行，用得正确与否这里就姑且不论了。”
可见，把新闻价值同时视作新闻价值的标准和新闻的构成因素，是在三个范畴中来回跳跃，强行拆掉两个范畴的明显界碑。也许德国学者迈克尔·昆齐克说得更明确一些：“新闻价值就是选择新闻的标准。”这就埋下了自我颠覆的祸根。
但美国新闻学者德弗勒和丹尼斯抛弃了标准说和因素说，把它们归属为事实的“程度”。他们写道：“新闻价值就是新闻报道的潜在兴趣的程度”，“这些标准经过了长时期的孕育，代表了某种智慧的历史积淀，以确定公众要求在报道中读到什么、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
密苏里新闻学院在自己的教科书里对新闻价值不作解释，只对“标准”作了如下的释义：“新闻价值的传统标准是指历代新闻工作者用以判断什么样的事实能构成新闻以及衡量什么样的新闻报道胜过另一些新闻报道的尺度。”
刘建明指出，这里使用了“传统”一词，预示新闻价值有传统与现代之分。
以上引文出现明显的歧义，但新闻界普遍认为，新闻价值、标准、要素这三个不同概念是相同的东西。正如我国教科书上通常解释的那样：“新闻价值是记者衡量事实可否成为新闻的标准”，“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中存在的那些特殊素质。”既然价值等于新闻构成的标准，又等于新闻的素质要素，那么标准就是新闻素质了。
这类释义不能不说是混乱的。正如我们向别人发问：“这张桌子有什么价值？”对方回答：“它是木头做的，有桌面和桌腿，具备了桌子的标准，也构成了桌子的要素。”这种所答非所问的解释，不会让发问者满意。传统新闻价值理论就是如此推定自己的逻辑，不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且设置了矛盾重重的范畴叠合，把不同范畴的概念混为同一个称指。
刘建明认为，所谓新闻价值的要素或标准——“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这些属性不是新闻价值，而是某些新闻事实的特征。
传统新闻价值观
威廉·梅茨在《怎样写新闻》一书中谈到如何给新闻下定义时写道：“及时性、接近性、显著性、人情味这些都是每一个老练的记者和编辑在决定一条新闻、一张报纸或一则新闻广播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考虑的因素。这些是新闻的特性，并非新闻本身的定义。”（威廉·梅茨著，苏金琥译《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语》，新华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另一位美国记者杰克·海敦则认为，那些要素实际上讲的是什么是新闻，他举例说：“如果在智利发生的飞机失事中死了三个人，那就不是新闻。但是，如果在你居住的区里发生了飞机失事，死了三个人的话，那就是新闻了。或者说，如果在智利的飞机失事中丧生的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本地人的话，那也可能成为新闻。”（杰克·海敦著，伍任译《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判断事实构成新闻的标准或事实中包含的新闻要素，或许在逻辑上同新闻价值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与新闻价值没有任何同质性。如果把它们视为具体新闻的特性，那么它们根本就不再属于价值范畴；如果认为它们回答了什么是新闻的问题，那么它们只能是新闻事实的属性。内在的理论冲突摧毁了以往新闻价值的逻辑根基，使传统新闻价值学说因为背弃价值本身的含义而遭到自我颠覆。
传统新闻价值说，产生于报刊商业化时期，报人们为了争夺每个发行份额，不得不把新闻的卖点视为“命门”，强调“读者兴趣是新闻价值的试金石”。希伯特和麦道格尔两人几乎一致提出的所谓“读者兴趣因素”就是：“个人关心的、同情、反常、进步、斗争、悬宕、两性关系与年纪、动物、死亡、暴力行为、犯罪、冲突、仇恨、愤怒与恐惧的感情和状态，以及奇特古怪的爱好”，以此招揽读者。这种新闻价值说从20世纪中期开始注入大多数记者的神髓，梦魇般的报道相继猖獗起来，使西方许多媒体充满了凶杀、性爱和恐怖的内容，引起许多学者的批评。
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社会责任理论是，向这种新闻价值观挑战的开始，但由于商业利润的命脉地位，它对新闻界的诱惑越来越难以挣脱。当时，日本新闻学者小野秀雄虽仍强调新闻价值的要素，认为报纸在不违反本性的范围内尽量刊登吸引大众的新闻。但他提出，什么才是重要性？有时确实是重要，有时只是相对的重要。什么才有吸引力呢？这个问题要由编辑的判断来决定。某一报纸认为很有价值的新闻，对别的报纸可能就没有什么价值。
小野秀雄总结说：“报纸出版罪恶和不道德的新闻的任务，在于暴露它的丑态、规模和危险，这才是一种真正必需的服务。报纸有一种选择的责任，它要区别什么是对人有用的，什么是对人没用的；它要区别什么是正当的公共趣味，什么是不正当的公共趣味；它要区别什么是合法而有价值的新闻，什么是仅能满足淫秽好奇的新闻；它要区别什么应当刊登，什么不宜刊登”。
到20世纪60年代，汤姆森基金会编写的《新闻写作基础知识》一书，在谈到乐趣、丑闻、内幕、猎奇这类“有价值的商品”受到欢迎时，提出十分严肃的批判。
书中写道：“报纸的责任不仅仅是提供娱乐，也不是想使读者觉得自己消磨那半小时的闲工夫是重要的。它还担负着提供信息、教育、研究和评价国内外大事的责任。它的力量取决于它的影响范围以及是否提供真实的记录。它提供的信息与估价对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和其他专业人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70年代，赞成传统新闻价值理论的西方学者在推崇这种价值学说时，几乎都要指出它的弊端。
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认为，这种价值学说是缺少活力的：
“这些标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样一点，即最有生命力的报道是关于人们生活的报道，虽然它可能是没有时间性的，甚至是没有趣味的。介绍我们现在怎样生活，这样的报道是不会有人拒绝的。同样，这些标准也没有告诉我们新闻价值的变化，而且没有就新闻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它的压力和它的政策——向我们提出任何的指点。”（麦尔文·曼切尔著，张争译《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德弗勒和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一书中则明确指出，这一价值学说会对新闻价值判断产生误导：
“用这些标准确定新闻价值所付出的代价是，许多新闻报道从其他角度来看，实际上很有意义，却很可能被判定为太平淡，例如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那些能改善人类环境的事件或扩展人类知识领域的事件等。有关这些事件的报道很可能只会在报纸的最后几页或新闻广播的末尾才能找到，如果它们有幸被报道的话。”（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973年台湾学者李瞻教授对传统新闻价值观提出强烈的质疑：
“根据传统新闻自由的观念，新闻价值的标准是冲突性、传奇性、刺激性、显著性、临近性……这些观念大部分都是‘黄色新闻’激烈竞争的产品。它提高大众化报纸的销数，但却忘记了本身对读者及社会所负的基本责任。报业主要协助读者了解正常的社会，促进人民与人民间的了解，保障世界和平，以便他在社会中贡献他的才能，创造更多的幸福。假设用这种角度衡量新闻事业，无疑会令人感到无限沮丧。”
“由于传统新闻价值观念的狭窄标准，报纸仅使读者认识了社会的反常现象、突出现象及其黑暗面。这些消息绝大部分都与读者无关，不仅无益于读者，危害读者，而且造成社会的重大灾难。”（刘建明《创立现代新闻价值理论》，《新闻爱好者》，2002年12月）
这里，李瞻教授再次提出“传统新闻价值观念”这一概念，认为这种新闻价值学说只能引导受众了解反常、突发和阴暗面事件，容易造成社会灾难。
为了说明传统新闻价值观对人和新闻业的危害，李瞻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了几位国际新闻界知名人士的意见。
例如，印度联合通讯社库尔地卜·纳雅社长说：“饥荒是新闻，为何印度努力克服饥荒不是新闻？印度发生饥荒后，各国竞相报道，但对印度政府努力克服饥荒的四项计划，各国从无一字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霍亨伯格教授是获普利策奖的著名作家，他说：“新闻记者并未负起促进国际了解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战争、革命、凶杀、灾难是重大新闻。这种传统新闻观念的最大危险，是将社会的正常现象匿藏于反常现象的后面，将人类导入一个迷惘的世界。”
1961年，“国际新闻学会”出版的《积极的新闻屋》一书，要求记者改变新闻价值的观念，要生动、综合、系统而有意义地报道社会的正常现象，将人类重新导入一个和谐而幸福的世界。
刘建明先生提出，从严格意义上看，新闻价值是指新闻与受众、社会之间的需求关系，表现为对受众和社会需要的满足。既然新闻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那么，研究新闻价值就得从剖析新闻与受众及社会关系入手，从新闻事实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程度去考察。这样，人们会发现，新闻本身的重要、新鲜、有趣或接近性，不过是新闻事实的一些属性，而不是满足受众需要的获益性。这些事实的品类属性，能够派生出新闻价值，但不是新闻价值本身，它们不具有直接的价值效用。说人们需要重要、有趣或接近性，不仅在语义上不通，而且在逻辑上根本不会发生人们对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的需要。我们只能说人们需要重要的新闻、有趣的新闻或有接近性的新闻；等等。在这种语境中，“重要、新鲜、相关、显著等种种的性质，恰恰是事实的特征，而不是价值。”
文章指出，传统新闻价值的目标背离了价值的内涵，谈的根本不是价值问题。
当代社会生活改变了新闻价值观。1980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在《新闻写作教程》中提出：“近年来新闻价值的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在继续发生变化。”
他们提出的根据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件事的新闻价值是由传统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也看到，新的标准如何在发展，新形式的报道如何与传统的‘正统’新闻争夺版面和读者的兴趣。我们也注意到新的变化使新闻工作者面临困难，但同时也为他们创造新的机会。”
这里所说的新的新闻价值标准正是现代新闻价值标准。
生活变迁与新闻观的变革
刘建明指出，现代新闻价值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同当代社会对媒体的影响及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直接相关，展示了新闻观的变革方向。对此，西方某些新闻学者首先作出了探索，他们研究的结论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活类新闻大量进入报道。
多年来，西方许多严肃的媒体用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报道了不能以传统价值标准衡量的新闻。这些报道往往不包含冲突，也很少猎奇，而是有关公众日常生活的新闻。这类被称为“生活方式”的新闻将继续拥有读者，甚至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是因为它们具有最重要的新闻因素，即事件的影响力。
美国新闻学者认为，最受人欢迎的新闻是所谓“怎么办”的报道。对新闻工作者与对读者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同上司、同事、丈夫、妻子、儿女、医生和修理匠打交道。买卖保险、买汽车和食品，甚至选择一家饭馆或是看一部好电影，都有个怎么办的问题，这类报道指导他们买车，如何对付要求过严的上司，题材几乎是取之不竭的，而且读者反映强烈。这类“生活新闻”潮水般涌进编辑部，包括保健事业的发展情况、税法的更改、有关商品质量与服务质量，成为许多报纸和电台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者与读者们发现，重要的新闻不一定有冲突，生活永远不会失去引人兴趣的力量。
事实上，这些生活新闻满足的是人们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活法、新的体验的认知需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知本身就是财富。而且，现代生活不仅色彩缤纷，而且每一刻都充满变动——新闻传播业到了“即时刷新”的时代。这正是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认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