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已晚上十一点过了，可我像打了兴奋剂，没有一点想睡的意思，就翻身下床，再吸一根烟。
电话这时却响了，半夜三更谁还会往这打电话？刚拿起来，里面就传出一个熟悉的乡音："小波，我是强娃！"是牡丹江炮团的老乡，当新兵时与师班长吵了架，我还是去他那里挤了一晚。他曾经给我支了不少对付师班长的招，可惜都没有用上。一转眼，又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见着了。我马上激动起来："你现在在哪？在春城吗？怎么这时才来电话？"他说他们几个老乡在牡丹江师部聚会，念叨起我，就给我来个电话，谁知打通了，办公室电话一直没有人接。他说："还是你们军部长话班的女兵态度好，每次都给接，而且声音还特别好听。
"我就吹开了："你什么时候来春城，我带几个给你们认识一下？"强娃高兴坏了，连说："要得，要得！能见到漂亮的女兵，那这兵就没白当一回了。"停了一下，他认真地说，"我们有个事想给你说一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问："是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还真不是吹的，虽然我是个战士，但毕竟在军政治部上班，认识的人多，门路也广，只要不是太大的事，也就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他说："我们都当了两年多的兵了，现在连个士兵证都没有。不管是回家还是出差都很不方便，有地方的朋友想看看也拿不出来，好像我们这个兵是歪的。说不定明年我们就要复员了，看能不能反映一下，让部队尽快给我们办下来？"
说起士兵证，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自己就没有，上次去北京解放军报社，不是差点连门都进不去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就一口答应了。放下电话就想，如果给师里的军务科打个电话，给他办一个是没问题的，可还有那么多老乡、同年兵不是都没有吗？干脆写个稿子反映一下，领导一重视，说不定就都解决了。想到这里，我就马上拿起了笔，反正也睡不着了。对这类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反映最好。不到一小时，稿子就写好了，又用盖了宣传处公章的稿纸抄了两份（每篇新闻稿都要求有单位审稿盖章。为了减少麻烦，人熟的话，可以找管公章的人在空白稿纸上多盖些。当然，公章都是盖在稿纸的右上角，除了证明审稿外，起不了其他作用）。
抄稿的时候我多留了个心眼，把稿子里提到的不给战士办士兵证的部队的对外代号实事求是写成了牡丹江炮团，而文章后面的通信地址又是留的我现在所在集团军的对外代号。我已打好了算盘：如果登出来，反映的是炮团的问题，和我现所在的集团军没有关系，而稿费会一分不少地寄到我现在这里。既能解决问题，还有稿费拿，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再说了，只要能发出来，军报的稿费还是很可观的，一篇一百多字的新闻稿，可以给三十元钱，赶上我一个月的津贴了！等贴好邮票，窗外已经开始发白了。
刚好十天，《解放军报》就在第三版上以《请发给我们士兵证》为题登出了这封"读者来信"，信里说：
我是八九年入伍的战士，当兵已经两年了，还没有见到士兵证是啥模样。没有士兵证，给我们战士探家、出差带来了许多不便。据了解，其他兄弟部队也有类似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发给我们士兵证。
××部队战士赵小波
我一看，心中就叫苦不迭，这是我信尾的通信地址啊，怎么会跑到文章中了呢？这样一来，稿子不是就失实了吗？我是炮团的人，在军部学习，是炮团没有给我们办士兵证，又不是集团军没有给我们办。我忙找出原稿来对照，草稿里的的确确写的是老部队。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编辑为了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帮我做了改动。这样一来集团军会怎么看我？说不定写了千篇万篇稿件，包括那个头版头条，都抵不了这篇"读者来信"的影响。怎么办？半天了，我脑子里乱乱的，没有理出一点头绪。
有电话来找樊处长，我说："他下部队了。"他问我是谁，我说："是赵小波。"对方一听，笑了，说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的，他在军报上看到我那篇不给战士办士兵证的文章了。
什么，他们也看到了？我心里更沉重了。
第二天刚上班，军务处就来电话让我下去。在八楼的军务处长办公室外，我大声叫："报告！"屋里开着灯，也能隐隐约约听到说话声，可就是没人叫我进去，半晌，才传出一声："进来。"
两张拼着的办公桌对坐着两个人，一个上尉，一个是中校。那上尉手一指靠墙的沙发，没有任何表情，吐出一个字："坐！"又指了指对面的中校说，"这是我们柴处长！"我忙站起来举手行了一个礼："处长好！"柴处长既没有回礼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让我坐下。我站在那里，尴尬不已，心里很气愤，却无可奈何，就挑衅地打量起他来。柴处长人很瘦，一张刀条脸，两个小眼睛，马裤呢军装穿在身上空空荡荡，那副中校的军衔也略长了些，伸出了肩膀，好像是借来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在心里说：牛什么牛？不就是管兵的军务处长嘛，这么大架子！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会儿，他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抬起了头，盯住我"哦"了一声，眼又看别处去了，但一股威严传了过来。他说："你是赵小波？"我答道："是。"他又说："你没有士兵证？"我声音小了些，还是答道："是！"马上，他的第三句话紧接着又像一个石块冰冷地掷了过来："把你的出入证交出来！"我机械地服从了命令，解开上衣口袋，拿出出入证，递了过去。他不再言语，那上尉此时示意我可以走了。
出了军务处，我抹了下脸上的汗水，身上开始发冷，才发现刚才紧张过度，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我想不通，不就写了个"读者来信"吗，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叫我下来就是为了专门收我的出入证？
好在因为王良的关系，我和警卫连的兵都很熟，上下班没有兵要求看我的出入证，暂时没影响到我进出军部的办公楼。
这封信发出的效果与我的初衷大相违背，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即使后来我离开军部回到了牡丹江，麻烦也接踵而至（这是后话，此处不表），这是当初的我万万没有料到的。第二年春，我调到延边的守备B师后，才略知了些内情。原来这封"读者来信"见报的当天，总参军务部就打电话给沈阳军区的军务部，军区马上给我们C集团军军务装备处来电话，要求军务处立查立改，并要做专题汇报等等。想一想，我对军务处才有了一点点的理解：你一个小战士有什么问题不找组织解决，就一下捅到军报上，还惊动了总部和军区的首长，给集团军的军务工作抹了黑，不收拾你收拾谁？怪天怪地，全怪我自己不长记性，上次照相的"读者来信"就差点惹麻烦，这次又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不挨收拾谁挨？
后来老部队解散，强娃和几个在牡丹江当兵的老乡一起分到了延边的守备B师。到了新部队，我们见过几次，听说他们在"来信风波"后很快就领到了士兵证，我的心里才有了点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