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柜台的后面卖货，白翠芸并不像她在东林师范做工农兵学员那样爱笑，她连话都不是那么愿说。她用最简单的“有”“没有”“三毛二”“你没有眼哪”等等最简单的语言打发顾客，稍有空闲就拉开一扇板门到货架子挡住的地方照一照一面小镜子，把雪花膏抹得不是太匀的地方用手掌轻轻地揉一揉。板门上有一张大幅的剧照，杨子荣张开双臂，朝着所有的顾客敞开高档大皮袄宽大的衣襟。担任着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倒不大在意女儿不爱笑的缺点，他只担心女儿不愿讲话的毛病。
“好汉生在嘴上，好马生在腿上。”他用古老的格言教导女儿。
女儿从最本质的区别上反驳他：“俺也不是好汉。”
父亲说：“好女也一样。”
女儿咯咯地笑了，她看不出好女为什么要和好汉一样生一张好嘴，父亲仍然极其认真地劝女儿学习讲话练一张好嘴，女儿不听，依然用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语言对付顾客。偶尔有胆子大一些的顾客要和她比试一下嘴头子功夫，她才用连珠炮般的话语把对手击回去，听起来也是极其简单直接了当：“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留着走后门你也干气，对啦对啦，有也不卖给你，爱气气吧，气死你！”
白翠芸当够了售货员起意要上大学做工农兵学员是在夏天的一个蚊子最多的夜晚。党支部书记听了她的要求摸着自己光滑的肚皮说，“上大学倒不是难事。”白翠芸害愁地说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一道难关就不好过。党支部书记让女儿说说困难在哪里，白翠芸哭唧唧地说：
“我不会讲用。”
父亲一听就不高兴了，坐直了身子说：“我早就告诉你叫你学习讲话……”
“讲用”就是大段大段地讲话。新兴的上大学（包括中专）途径不再是考试，而是“讲用”。把一大篇写成文字的话在自己的村子里讲了以后再到联中片上“讲”，“讲”得大家说好再到公社里“讲”，最后“讲”到县里，这才决定是否录取你。到了这个时候，白翠芸才服膺了父亲的眼光，父亲有了当支部书记的讲话生涯，才看到终有一天讲话会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白绍玉看女儿已经认识到了“讲话”的作用，也就不再计较她当初的不听规劝，拍死了落到肚皮上的一只蚊子为女儿设计了通往大学（也可能是中专）的道路。
高庄小学的民办教师邵立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白绍玉选中的。邵立生勤勉教学，眼睛大大的，布满了血丝，一看就知道是经常熬夜而且营养不足。他讲课从不喝水办公室也不预备装了水的暖瓶。他过些日子就在村中间的黑板报上书写小半天自己写的文章，引用的“最高指示”来自报纸。邵立生被党支部书记选中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讲用”最基本的条件：他经常从报纸上摘抄“最高指示”必然能够“活学活用”，他既然整天讲课不需要喝水他也就能够大段大段地讲话，从村子里一直讲到县里。白绍玉到学校里找到邵立生，把光荣的任务交给他：
“你准备讲用。”
邵立生似乎被吓住了，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却不相信自己的命运，“讲用”需要能力但显然与命运关系更大。他用写黑板报的正规字体把要讲的话全部写下来，组成一篇世界上没有一块黑板能够装得下的大文章。他没有足够粗的钢笔又不惯用毛笔，他就运用“描”的办法，把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最高指示描得跟报纸上的笔划同样粗黑。他用强迫小学生背课文的手段逼迫自己把引用的文字全部背诵下来，以便“讲用”的时候不用眼看稿子也能随口念出来，这种逼迫手段就是用教鞭狠敲脑袋瓜。他当然也做了“讲用”时背不下关键段落的准备，他用心把那些文字的笔划描粗就是为了到时候瞟一眼就能看清，他不敢保证自己的胆量就会大到那种程度，“讲用”会像讲课一样不慌乱。
邵立生果然胆子不够大，在自己的村子里“讲用”他就乱了阵脚。他竟然需要喝着水讲话了。桌子后面放了干部讲话时放的凳子，邵立生往那个凳子上一坐就拿起了水杯像讲话的干部一样喝水，他一喝水就忘记了需要背诵的段落，他只得像干部念文件一样念他自己写的文章。党支部书记白绍玉在旁边大声地提醒他：
“讲，用嘴讲。”
邵立生苦丧着脸，说：“我往这儿一坐就不会讲了。”
党支部书记说：“站着讲。”
站着讲也不行，邵立生不坐下就不放心。他当着全村贫下中农的面站着问党支部书记：“真的叫我讲用？”
党支部书记反问他不“讲用”站在这里干什么，邵立生放心地坐下去，喝一口水润润嗓儿，一张嘴又忘记了需要背诵的话。他照着稿子念两句，党支部书记一招手叫上来一个姑娘，让姑娘替他讲。邵立生把他写的此生最长的一篇文章交到姑娘手上，忐忐忑忑地对党支部书记说这样讲恐怕无效，党支部书记挥一下大手，说：
“你反正也是照着稿子念嘛。”
照着邵立生的稿子念着“讲用”的正是党支部书记的女儿白翠芸。姑娘不胆怯，她用站在柜台后面跟顾客打架的语调念民办教师管理学生的经验，令调皮学生的家长放心。她坐下去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着站着声音一样大，在场的听众人人佩服女孩子像她父亲一样天生适宜讲话，渐渐地忘记了姑娘是在念诵别人写的稿子，是一只漂漂亮亮的大鹦鹉梳了人才会梳的发辫。白翠芸不喝水，不是不需要，是不愿意使用邵立生刚刚用过的杯子。白翠芸用两只手捧着稿子，到了十分必要的时候用一只手理理头发一只手仍然不放下稿子平平地端住，她额前的一缕头发时常飘垂下来怪好看的也怪碍事的。她就这样从自己的村子里开始“讲”，一直讲到联中片讲到公社最后讲到了县里。县里负责招生的领导摸着自己刚刮过胡子的下巴看她漂亮的眼睛半分钟，笑嘻嘻称颂她的“讲用”，说：
“你的教学经验真丰富。”
白翠芸咯咯地笑了，说：“俺可没有教学。”
她惊人的坦率令人喜欢。负责招生的领导认为她如此坦白实在强于鬼鬼祟祟弄虚作假，她这样的品质比较适合培养下一代，就录取她进了东林师范。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白翠芸又懊悔又恼怒，她怪父亲不该让她替民办教师去“讲用”，她要是替赤脚医生去“讲用”，她就会被医学院录去学习当医生。党支部书记说赤脚医生像最不会“讲用”的人一样不会“讲用”，白翠芸真的气坏了，用跟顾客吵架一样大的声音说：
“又不用他讲！”
党支部书记哈哈地笑了，笑够了以后用最温和的态度安慰女儿，说：“你不愿意当孩子王不怕嘛，先把书念出来，你要是想着当书记，我就让给你。”
女儿说：“一个破书记，俺不稀罕！俺一毕业就不回来了。”
党支部书记说：“这就对了，管他师范不师范呢，辈辈世世不是农民啦。”
女儿赌气不说实话，朝着父亲撒一下娇，说：“俺没想那么远。”
红枪会起义首领三木匠的孙女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白绍玉的女儿还是上了东林师范。她上学没准备教学，学校里却一心一意要培养新型的教师。开门办学，横着走划船，按老师一个人的脑子想出来的题目作诗，一切都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早知道上了师范如此快活，白翠芸就不会因为替邵立生“讲用”而埋怨父亲不适当的选择了。说实话白翠芸并不害怕横着走划船，那可比站在柜台后面好玩多了。写诗也不可怕，只要是有过“讲用”的经历，再什么样的讲话也吓不住人。诗，说到家只是一种装腔装势的讲话罢了，要紧的只是记住一个要领：你觉得应该这么说，偏偏不要这么说，咬着舌头转着弯儿别别扭扭地说出来，把往东说成往西，把吃饭说成刮风，干打雷不下雨，火上了房子也不着急，那就是诗了。白翠芸快快活活坦坦荡荡，在发辫上系红布系红头绳，在集体宿舍里脱得光溜溜的睡觉像她承认“俺可没有教学”一样坦白。她想笑就笑凭笑声给所有人带来愉快，她自己却没有取悦任何人的动机，她只是因为自己从心里高兴罢了。她是一片接受了太好的阳光和雨水沐浴的处女林子，没有经受过粗暴砍伐的斧钺和摧残夭折的山火，感伤的鸟儿飞不到天性娇脆的嫩枝上。
高庄小学民办教师邵立生熬过了一段稀里糊涂的日子，他在二十以内的加减法教学中发生了混乱，弄不清３＋２和２＋３的结果是不是一样，常常需要小学生数着秫秸棒棒演示给他看。他老是在黑板上把“上”写成“下”，小学生乱嚷着给他纠正错误，他不用黑板擦子擦掉重写，却把黑板摘下来倒着挂上，让小生看“上”和“下”倒过来的结果。党支部书记把自己家的旧房子扒倒要盖一座新房给小学民办教师带来了更难做的功课，邵立生诚心诚意准备去帮工，可是他不知道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带酒。
没有人帮助小学民办教师解答难题。答案其实是现成的连小学生都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给老师。自从党支部书记白绍玉扒倒了旧房子在旧的地基上铺下石块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人去帮工了。大家都想着在支部书记的新房上抹一把汗水，渐渐地排号发生了困难，盖房的工地上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干活的人，支部书记盖的要是一座宫殿还差不多。带着酒去帮工的办法就发明出来了。其实还是一种排队的办法：你要是打算去帮工了，头天晚上就把酒送去。你要是头天晚上没有来得及送酒，也可以去干活的时候把酒捎去，但这样就比较危险了，因为你不敢肯定去得就是最早，你要是不能在开始干活之前把酒送好，就很容易失去帮工的资格。小学民办教师邵立生打算去支部书记家里帮工的时候，还不知道大家正在实行送酒排队的办法，他只是由白翠芸替他“讲用”想到了是不是应该带酒的问题。他极想纠正一个错误，他的“讲用”既然被支部书记的女儿替代了，那么，他去支部书记家里帮工的时候就应该喝自己的酒，货真价实。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更不好解决，他不知道应该带多少酒才合适。按照他的酒量，他最好带二两，一滴不剩喝了也不会耽误干活。难以解决的问题接踵而来：他找不到正好能盛二两酒的瓶子。他不敢带一斤装的“东林白酒”，那样一来，白绍玉肯定又要找人替他喝，像找白翠芸替他“讲用”一样。白绍玉要是采用另一种办法那就更可怕了，党支部书记要是要求“自己带的酒自己喝”，小学民办教师倒不会醉死，他肯定要醉得耽误了干活，那就把帮工的根本目的丢掉了。
邵立生斟酌再三到底没有带酒，只带了一把铁锨就到党支部书记盖房的工地上去了。他到得不是最早，他一脚踩到了房场上头天掉落的一摊稀泥以后，发现有人笑嘻嘻的从支部书记家里出来了，那正是到得最早的人去送了酒排在了帮工队伍的最后。邵立生不知道正在实行的送酒排队的规矩他就无所顾忌，不顾虑会不会被人挤掉，挥起铁锨就干活。他是小学民办教师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农民生涯，他使用农具干活的本领像教小学生念书一样娴熟，只是由于“讲用”带来的混乱他搞不清３＋２和２＋３的结果是否一样了，他的锨法才有一些纠缠不清，干泥和湿泥好半天也搅拌不匀。他的头脑却是清醒无比的，他明白手的技能要是不能奏效那就不如脚了，于是他脱掉鞋袜跳进泥里用脚搅拌。他在一大摊稀泥里手舞足蹈转着圈行走大半天走不出泥淖的包围。冷水沁骨，他明白走得快了自然会摩擦生热，他越走越快很想唱歌，几年前大跳“忠”字舞的时候他也这样跳跃和走路。
快要到吃午饭的时候邵立生才又想起了酒的问题，他不知道来帮工的人是不是都像他一样没有带酒，要是有人带了酒有人没有带酒，肯定还会发生“讲用”一样的事情。他不敢断定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肯替别人喝酒，如果不肯替，吃饭的时候非发生混乱不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地捱到吃饭的时候，邵立生开始秘密察访，他趁着挑泥给瓦工的时候搬着石头从别的小工旁边走过的时候悄悄地问：
“你带酒了没有？”
“你带酒了没有？”
他一一探问，问遍了工地上所有干活的人，只剩下一个人没有问，那就是将要建起的新房的主人白绍玉。党支部书记在自己盖房子的时候像盖集体的房子一样不干活，邵立生就没有问他。邵立生的查问好像一种特务的行动，他保证了自己的行动诡秘安全无虞，被查问的人却觉得极不安全了。他的做法就好像在把大家全都心昭不宣的秘密揭发出来大白于天下，他只是在为了给这个不光彩的秘密一一查证。谁也不给他好的脸色，谁也不给他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大家都用白眼看他，用统一的口经回答他，把舌头一卷，从舌头底下射出一股气：
“嗤！”
“嗤！”
一直到坐下来吃饭了，邵立生也不知道那些帮工的人是不是像他一样没有带酒。
令邵立生最害怕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党支部书记白绍玉果然叫邵立生替别人喝他们带来的酒。白绍玉一手握着酒瓶子一手端着杯子给邵立生敬酒，明确地告诉邵立生，你不是问他们带没带酒吗，这就是他们带的酒。邵立生被支部书记的话弄糊涂了，着急地说：
“我又没有问你。”
白绍玉微微笑，说：“你知道我没有带酒当然不问我啦！”
邵立生说：“我也没有带酒。”
白绍玉大声地笑，说：“哈哈，就因为你没有带酒才叫你喝别人的嘛。”
邵立生说：“我不替别人喝酒。”
白绍玉板起脸来，像训斥答错了问题的小学生：“到底谁替谁？”
邵立生无言以对了。他此生注定了要陷在“谁替谁”的泥沼里不能自拔。他不得不喝别人带来的酒，代人受过，替人大醉。带了酒来帮工的人却在他酣醉不醒的时候笑声依旧继续做活，为支部书记的房子砌上一块又一块石头。
清晨，东林师范文艺班的学生横着走划船的早课还没有开始，白翠芸在集体宿舍里比往常早一些起床。她估计丁小圆大概夜里排戏比较辛苦早晨醒得就会晚一些，横着走划船的早课时间也会往后延，她准备回家吃两块招待瓦工的粉皮再回来划船，她就这样发现了小学民办教师邵立生的尸体。邵立生死在白翠芸家盖新房和好的泥浆里。邵立生的嘴里和鼻子里全都灌满了泥浆，不仅房主白绍玉，在这里帮工的人都知道房场上原本没有泥浆了，头天和好的泥浆全已用完。看邵立生赤着脚泥浆糊到了膝盖以上的样子可以断定，他是自己和好了泥浆自己喝了。他倒下去的样子好像没有什么痛苦，泥浆里没有翻扑挣扎的样子，不像一般人陷进泥沼里有一阵求生的垂死冲动。他死的样子极其平静，留给大家的遗憾只有一个：他想着自杀可以理解，可是选择这种以泥浆代水的方式显然有些糊涂，他难道不知道泥浆比水更难喝吗？最先看到他一鼻子一嘴全是泥浆的白翠芸倒没有笑他，党支部书记的女儿只是惊叫了一声，被小学民办教师独特的自杀方式深深地震撼了。
高庄小学民办教师邵立生奇异的死法在开门办学的东林师范文艺班的师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白翠芸三天没有发出一点笑声，令肖正清担心她也许会从此失去给人愉快的天性；丁小圆暂时停止了横着走划船的早课，扮演秦始皇不再计较工宣队长夺戏，杨培乐把坠琴当三弦弹奏的技巧生疏了她也不挑剔；班主任老师毕令石的脸更加阴沉，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每一个学生，嘴巴被浓密的胡髭紧紧包围也不用剃刀收拾；行军时必须蹲下才能尿尿的三组副组长王维升不走路也需要蹲下才能方便了，他这个毛病一直维持到正组长蔡淑兰开始频繁地跟他谈话；上政治的乔老师带领最像老师的女学生李静树组成一个小组调查红枪会的历史，盘腿坐农民的炕头，洗脸后忍受住面部皮肤板紧不再搽廉价雪花膏护肤，头发剪短露出很粗的脖颈，调查到中午或晚上，就在农民家里吃饭，不回设在高凤歧深宅大院的学校伙房就餐。
调查红枪会的斗争历史是东林师范文艺班这一次开门办学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为高庄大队办一个展览馆的现实需要。上政治的乔老师跟语文教师毕令石密切配合，毕令石主持撰写展览馆的脚本侧重于技术方面的指导，乔老师便负责材料调查掌握政治方向。为了吃饭的事情，乔老师差一点跟女学生李静树打一仗。
只因为李静树太像老师了，她文文静静的样子天生适合于教课而不便于在乡间的农户里走动。她教过五年中学的语文课最擅长语法分析，能把长句子拆卸成大大小小的零件剔削得像一具带鱼骨头，短句子她也能切割成一段一段像剁断的猪的尾巴。她没有像白翠芸似的替别人“讲用”，她自始自终完全讲她自己的教学事迹便击败了一个个竞争对手，走进了东林师范。她不梳辫子剪一种比较流行的散发型，头发比乔老师长。
大家都叫李静树老师，只要是李静树上门调查，贫下中农无论年龄是否可以做她的父亲，都老师长老师短的叫她。乔老师样子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大嫂，因为是从师范来的，人家也叫她老师。上政治的乔老师是非分明，一进门就给人介绍清楚：“我是师范的老师，她是师范的学生。”贫下中农微微笑，不把乔老师的话当话听，李静树还没有坐下他们又叫老师了。李静树并不是那么希望年龄可以做她父亲或者母亲的人谦谦和和地叫她老师，她还反过来叫贫下中农大娘呢，可是乔老师每一次清清楚楚的介绍她听了都心烦，恨不得抓起炕上的剪刀把政治老师的头发剪得更短，让贫下中农看见乔的脖子跟长了头发的头一样粗，一个女人的脖子只要长得像头一样粗了，那就不再适合于教学讲课只配喂猪，无论她是否会上政治。
乔老师和李静树同组调查一块吃饭，饭后把粮票压在碗底下免得被风刮跑，贫下中农看见了粮票自然会收好，他们虽然有时候也会推辞一下说吃顿饭不用钱，但他们不会真的不要。家里只要没有吃公家粮的人，想兑换点粮票比登天还难。有了粮票，他们要去看望一下生病住院的亲戚才能有资格买包饼干。就连吃了多年公家粮的乔老师也极其珍惜粮票，有一天调查到红枪会建立了“神车排”神速出击大败敌军的时候，乔老师忽然问李静树：
“你欠我四两粮票是不是没有给我？”
李静树停止了记录楞住了，楞了半天才说：“你真是的，我还你了，你忘啦？”
乔老师摇着像脖子差不多一样粗的头说：“没有，你没有还我。”
李静树急了，说：“你好好想想。”
乔老师不想，仍然摇头，说：“没有，你没有还我。”
李静树说：“那一回，走到西面靠墙头的地方，我说，我还欠你四两粮票……”
乔老师说：“哪一个墙头？墙头多了。”
李静树再也保持不住文文静静的态度了，她急得想哭，说：“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
正准备把红枪会神车排的故事讲到底的老人忘记了下面要讲的内容，不知道是鼓励自己还是劝解别人，说：“好好想想，人脑子不是猪脑子。”
李静树和乔老师耐心“对茬口”。李静树欠乔老师的四两粮票是一顿午餐的饭费。以往，她们总是各人交各人的粮票，无论是谁先吃饱了都把粮票往碗底下一压，也不用提醒后吃饱的那个人，那个人只要吃饱了也会把粮票压在同一只碗底下：她们往同一只碗底下压粮票是不愿意让管饭的贫下中农以为她们是各人交各人的粮票分得那么清楚。李静树欠了乔老师四两粮票的那顿午饭吃的是面条——李静树回忆到这个茬口乔老师说吃面条的时候多啦，差不多老是吃面条，李静树说反正那天是吃面条——李静树欠了乔老师四两票粮票的那顿午饭仍然是吃面条，因为是午饭所以要付四两粮票，李静树碰巧没有零粮票了，乔老师就代李静树交上了四两粮票，把一个半斤的一个一两的一个二两的三张零票压在了碗底下。李静树回忆至此问乔老师说：“这个对吧？”
乔老师像慷慨的男人一样把手一挥，说：“这些对不对没有必要！”
李静树点头说好，说这些没有必要咱说说有必要的。那一天走到西面那个墙头跟前，你打了个喷嚏，说馋好饭吃了，还说真吃够面条了，我说对啦，我还欠你四两粮票，我就掏出粮票来给你了，两个二两的，你接过去没往钱包里装，夹在笔记本里。乔老师听到这里就抖开了自己的笔记本，说，哪儿有？笔记本里哪儿有？李静树说你是夹在塑料皮后面的那个兜里。乔老师刷地翻到塑料皮的本子最后一张，伸进去两只指头撑了塑料小兜让李静树察看，她用的力气太大了动作太粗暴了，塑料皮的小兜几乎被她撑裂了也没有掉出四两粮票来。李静树看着政治老师两只粗暴的指头在塑料皮的小兜里撑裂，那样子好像在撕裂她“对茬口”的嘴，她感到了剧烈的疼痛和压抑不住的愤怒。她说：
“你不用撑了，我给你粮票！”
她没有找零粮票，扯出一张二斤的粮票给了乔老师。
乔老师说：“我没有零的，以后找给你吧。”
李静树没有理她。又吃了一顿面条以后乔老师又要代李静树付粮票，李静树不用她。乔老师解释说我反正还得找粮票给你。李静树不说话，坚持把自己的四两粮票放在饭桌上，用自己吃面条的碗压住。乔老师要把她的粮票压到到同一只碗底下，李静树平静地叫她拿回去压上她自己用过的碗。自此后李静树牢牢记住自己付自己的粮票，用自己的碗压住，让贫下中农都知道她已经和老师井水不犯河水。她要是没有零粮票宁肯多付给饭主人一些，也坚决不让乔老师垫付。她自此总结出人生的一条重要经验：万万不要跟人借粮票，钱也同样；迫不得已时借了，还帐时一定要有第三者在场，以便弄不清楚的时候“对茬口”好有个证人。
并不是所有的师范学生都能在短时间内具有李静树的觉悟，粮票上的来往还会发生，只是性质不同罢了。一个有太阳的懒洋洋的下午，刚刚排完了一遍方惠萍挑着担子卖货的戏，丁小圆还没有决定接下去是否排练她的秦始皇。自从杨培乐从肖正清手里夺过坠琴以后，丁小圆失去了在两个节目之间非此即彼此此彼彼的选择随心所欲地折磨人的契机，她变得经常心灰意懒的，大家因此便有了多一些的时间干点别的。趁此机会，方惠萍把一沓粮票送到了肖正清一根食指包了尼龙布的手上，粮票是用国家通用粮票兑换成的学校粮票，全是细粮，用一根一尘不染的白线绑着。
事情的起源大约要追溯到毕令石一个人的脑瓜想出许多许多题目来让大家写诗，那是肖正清第一次在东林师范展露才华。能够像白翠芸那样通脱聪慧把写诗看成另一种方式的说话只要能够装腔作势就行的人毕竟绝无仅有，太多太多的学生还是被从未干过的写诗课业愁坏了，他们知道诗的样子却不明白这种样子是怎样做出来的，就是知道了制做的方法也没有用，他们依法炮制出来的不像是那个样子。肖正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同学们当成老师一样看待的。他会写诗啊！他在上学之前就有诗发表在报纸上了，是一组，三首，写他本人没有过的知识青年生活，歌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天高海阔一辈子也不离开庄稼地的崇高理想，诗里有“啊”。肖正清借城里人的嘴倾吐不愿意离开农村的虚假情怀，贫下中农偏偏推荐他上学把根子从黄土地里拔出来，好像是故意惩治他不说真话似的。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肖正清最先想到的是：再也不用吃地瓜了。肖正清在他发表的组诗里把满地的红地瓜写成了知识青年理想的火焰，他自己的胃却被这种火焰烧坏了。为了节省下苞米度过来年春夏长长的日月，整整一个冬天肖正清和他的父母弟妹光吃地瓜，他的胃整天都是火烧火燎的，到了吃苞米饼子的时候也热辣辣的上酸水。他没有想到进了师范以后也不是光吃麦子面馒头，国家配给的粮食定量里有比例数严格规定的粗粮，有一回伙房里还蒸过一回地瓜干，比庄稼院的锅灶里蒸出的地瓜干更黑，因为已经在国库里搁得发霉了，那还不是为了忆苦思甜教育学生。毕令石一个人的脑瓜想出大量题目让大家写诗的日子里同学们光吃细粮，认为诗的本质跟人的身体一样需要最好的营养。肖正清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吃粗粮，肚子里像作诗的脑袋一样烧热。他寅吃卯粮，已经在不写诗的日了里把细粮吃完了。
肖正清反常的饮食倒没有引起大家的惊讶，反正分给每个人的细粮和粗粮都有定数，你先吃了细粮到后来必定要光吃粗粮，反过来也一样，粗和细只是早吃了晚不吃罢了，道理正如吃葡萄有的人愿意先吃好的剩下坏的有的人偏偏愿意先把坏的吃掉留下好的看看也舒服；令大家倍感惊奇的是肖正清吃着比任何人差的食物却写出了比任何人都好的诗，他简直就是在用异乎寻常的举动验证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大家于是纷纷向他请教，让他传授作诗的法子。肖正清避开了吃饭和劳作之间的必然联系专门谈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当然啦，押韵的技巧啦，分行分节的窍门啦，都是大家需要弄明白的，可是大家仍然关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王维升像逼供一样问：
“你说实话，写诗与吃饭到底有没有关系？”
肖正清的回答却不像他的诗那样慷慨激昂，听起来倒像算命瞎子给人的模棱两可的预言：“说有关系就有关系，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王维升要他把话说明白。
肖正清说：“很明白嘛，要饭吃的叫花子就不写诗。”
王维升叫他说正经的，不要胡扯。
肖正清说：“这是马克思说的。”
王维升的脸吓白了，他还没有听见马克思这样说话。他是全班最先发现了吃细粮会有利于写诗的少数人之一，没想到却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相符。接下来肖正清又说整天光吃好饭的大地主高凤歧没有成为诗人却被红枪会彻底消灭了，王维升没有再想其中的道理，他准备继续吃细粮一直到写出好诗来的那一天。
只有一个人知道肖正清在写诗的日子里光吃粗粮其实是无可奈何的苦熬，肚子里正在忍受火烧火燎的痛苦，他能写出好诗来与吃饭无关，而是他异乎寻常的秉赋，是大家所没有的诗人的天才。这个人正是后来在戏里挑着担子卖货的方惠萍。方惠萍比其他人更早地知道了肖正清写诗的才华，肖正清歌颂知识青年壮美情怀的诗一发表方惠萍就读到了。说实话她并不觉得庄稼地像肖正清写的那么可爱，她就亲眼看见过下乡的知识青年累得哭，男青年剃了秃头故意弄得不像样子。可是肖正清的诗倾注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烫人，他还向着苍茫的大地呼喊“我爱你”，敢那样大胆说爱的人肯定是不寻常的。方惠萍没用剪报和抄写就记住了肖正清的名字和他热烈大胆的诗句。到东林师范报到的第一天，在办公室西墙的红榜上看见了“肖正清”三个字，方惠萍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就断定了他是在诗里勇敢呼喊“我爱你”的那个人，她认定了居然没有心跳，她其实在读到“我爱你”那句诗的时候已经跳过了。
此后是一段寻找和等待的日子。方惠萍找遍班里所有男生的面孔都不是她期待出现的那一个。她不询问他们的名字，只凭眼睛和直觉，她相信只要是那个人出现，她的心上就会出现“是”的反应。把原来的班级打乱重新划分为文艺班和数理化班的时候，方惠萍才恍然明白，她等待的那个人迟迟不出现并不是她没有寻找的能力，而是那个人根本不在她处的班上。她连一点儿都没有迟疑，即刻报名要上文艺班，她坚信那个写诗的人肯定会在文艺班上出现。她判断的没有错，重新划定的班级开课以后还没有等到丁小圆教大家横着走划船的时候，一个下午的政治课之后大家被乔老师婆婆妈妈的讲课搞得怪腻烦的，方惠萍的心像一个异常灵敏的荧光屏似的闪跳了一下，慢慢地图像清晰了，方惠萍知道，他就“是”了。
肖正清正是被方惠萍从诗里认定的样子，他像他写的诗一样，豪壮的背后是一副柔弱的身子骨，忧郁的气质藏在奔放的激情架子里。他敢于大胆地喊爱不是外地来的知识青年给了他勇气，是他从母土里出生时带来的多情的天性，他就是写庄稼地里的苞米林子也是这样。他宽泛而又执著，博爱而又恒定，既能够挚爱万物也能够强烈地爱人，他的爱华彩而又灼热，必定是能够把人烧化的。他愿意前瞻想望数不清的日子后头不大可能实现的美景，他也频频后顾怀恋失去的日子，不是回味那日子里不堪忍受的苦难，而是怜惜在苦难中流过的岁月不可重复。他见花落而神黯，遇月缺而忧伤，即便有公子哥一样的闲工夫，他也不会折了鲜花插在花瓶里，他害怕花残后扯出花枝扔掉的那个时刻。怜物惜人，多情善感，他不出生也许比生而为人更能够幸福，因为不出生的世界没有残破和死亡，没有消逝和轮回，“永恒”和“永远”这一类概念只是在那里才具有可触可摸的实体。方惠萍认定了肖正清正是诗里的样子没有感到一丝惊讶，也没有觉得陌生，她梦里的肖正清正是这个样子。
方惠萍成了第一个找肖正清教着作诗的人，她不问押韵和分行分节的法子，直接让肖正清看她写的诗。她居然没用毕令石老师一个人想出来的题目，自拟了诗题，她不写红的东西而写白的物体，她写四个年轻的奶妈为高凤歧供应乳汁。她的诗让肖正清大大地吃惊了，倒不是她的诗里流露了多少诗人的才华，而是她在诗里表现出的女性少有的勇敢，肖正清无法用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来评价。她写四个奶妈的乳汁原本是爱情酿造的美酒像爱情本身一样纯洁精美，却喂养了吃人的魔鬼，魔鬼的狂笑里婴儿正在哭泣爱人正在含悲。肖正清知道这样写的是诗，但他不敢说这样写行不行，因为“爱情”的字眼已经在诗里消失很久了。方惠萍展开想象，设想了四个奶妈可能会遭到另一种凌辱，她的笔调带了女性固有的羞涩却不乏刚烈和愤怒，令人想到她本人或许正是柔中含刚的那一种姑娘，正如她既能在体育课上为男生示范跳马，在艺术课上横着走划船也会被极谙水性的丁小圆看中。肖正清似乎被方惠萍的诗吓住了，他看完以后久久不语，把本子捧了一会儿合上了，不说诗写得好不好，只叮瞩方惠萍：
“不要再让别人看了。”
方惠萍乖乖听话，说：“嗯，我只让你一个人看。”
肖正清进一步叮瞩：“也不要当作业往上交”
方惠萍说：“我做的不是作业。”
肖正清说：“那么是什么？”
方惠萍说：“是诗。”
方惠萍果然没把写乳汁的诗交给毕令石，也没有在班上念给肖正清之外的同学听。她把从心里涌出来的诗又藏回心里。她从藏起诗来的这一天晚上开始积攒细粮票。她不像王维升似的看见肖正清大吃粗粮写出了好诗便追问诗人吃饭与写诗的关系，不用问她也知道肖正清吃粗粮是因为没有细粮票了。她积攒细粮票遇上了很大的困难，原因只在于她想保守秘密不让任何人看出破绽。她要是在一段时间内光吃粗粮肯定会很快地把细粮积攒起来，可是那样做大家肯定要说她要学肖正清的样子大吃粗粮写出好诗来。她倒不是那么害怕人家把她跟肖正清说到一块儿，她只怕写不出肖正清那样的好诗来引人嗤笑，她知道除了洁白的乳汁她再也写不出什么好诗了。要克服困难守住秘密她只有勒紧腰带忍饿的办法。她仍然不中断吃细粮，只是值日生订饭的时候她少订，每顿都省出一点儿，这样就比较容易将大家的眼睛瞒过去，就是有人好奇地问：“怎么订这么少？”她说一句“这些日子不爱吃饭”就搪塞过去了。这样做就是饿得不好受，更何况她还得在一部戏里挑着担子卖货在肖正清奏出的音乐里往外一跳一跳的听丁小圆“直着跳直着跳”的大喝。
如果不是肖正清在乐队里作乐手，方惠萍无论如何也不会演戏的，丁小圆看中了她横着走划船姿势优美也无用。与白翠芸相反，方惠萍认为写诗是倾吐心声，演戏才是装腔作势用任何人都不用的方式说话，看戏的人看得都快要急死了，演戏的人却还在不急不慢拖腔拉调地唱着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死到临头气息奄奄了还大声地唱。幸亏方惠萍挑着担子卖货没有需要死的结局，否则她真的不知道到时候还能不能唱出来。她只是饿得挑不动没装什么货物的假担子了。她以水代饭，过一会儿就以水代饭撑撑肚子。丁小圆烦烦地说她：
“你的嗓子也没有哑用不着喝那么多水。”
方惠萍笑一笑，不泄露以唱戏为生的人不该知道的秘密。
方惠萍积攒细粮票直到丁小圆懒洋洋排戏的一个下午，趁着丁小圆心灰意懒没有心思顾及别人的秘密的时候，方惠萍把一沓细粮票送到了肖正清的手上，细粮票用牛皮纸裁成的纸条印制，斤数和张数全部成双，用一根白线绑着。看到绑粮票的白线一尘不染，肖正清一下子想到了方惠萍写了只给他一个人看的乳汁诗，紧接着想到的是另一首有关乳汁的诗，是一位著名诗人写的：
“清晨，我把一杯马奶子放在你的窗台上……”
肖正清被方惠萍绑了白线的粮票烫疼了。他深感惊讶的仍然是方惠萍写诗一样的大胆。说实话他早已经有了如方惠萍同样的情愫蕴积在心，可是他还是没有敢采取方惠萍这样的举动向白翠芸表示，白翠芸也许并不缺乏细粮，可是她肯定也会有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她自己说过，她大清早看见了邵立生以泥浆代水自杀的尸体，就是因为她想着趁横着走划船的早课开始之前回家吃两块招待瓦工的粉皮；他要是具备了方惠萍一样的勇敢，他理应在那个早晨之前把用豆类淀粉做成的两块粉皮放在女生宿舍的窗台上，让早起的白翠芸出门就看到，也免得他看见邵立生怪样的尸体吓一大跳。难以解决的矛盾就在这里，如果肖正清没有萌生应该送两块粉皮给白翠芸而未送的悔恨，他不妨吃掉方惠萍用一尘不染的白线捆着送给他的细粮，把肚子里因为吃粗粮而生的火烧火燎的酸水压下去，可是，他既然已经为发辫上绑过两块红布又系上两根红头绳咯咯笑的白翠芸愉悦过迷恋过，他就不应该再为方惠萍送上来的白面馒头而陶醉，他可以动心，可以喜欢，可是他不能贪婪，他此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性中“贪多嚼不烂”的坏毛病，那种毛病与人的欲壑有关，实乃万恶之渊薮。
肖正清把粮票还给了方惠萍是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高庄残存的古围子墙上笼罩了迷离的薄暮，像人的愁绪一样。他第一次不叫方惠萍的名字叫她“小方”，他注意不让方惠萍之外的任何人听见，他没有解下粮票上绑的白线，他说：
“给你的粮票。”
小方——方惠萍呆呆地楞在那里，手上的粮票半天没有收好。
肖正清给她解释：“我自己的细粮票够吃的。”
方惠萍咧咧嘴苦笑一下，竟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第二天早晨，方惠萍比白翠芸要回家吃两块粉皮那一天起得更早，丁小圆上完了横着走划船的早课也没有发现少了姿态优美的方惠萍，丁小圆的艺术课渐渐松懈连点名都常常不管了。大家乱纷纷离开场园准备去伙房领饭吃的时候才发现方惠萍从村头的围子墙那里走过来。她脚上的布鞋已经被露水打湿沾了泥土，头发也湿漉漉的仿佛是刚刚从水里出来的样子，她的衣服却没有被水湿过的迹象。大家投到她身上的目光充满了疑惑和探询，蔡淑兰李静树等几个懂事多的女同学的目光都惊兮兮的了。方惠萍向着几个女同学惨淡一笑，说的话令人摸不着头脑怪吓人的：
“看什么呀，我又不会自杀。”
丁小圆不追究她不参加早课的原因，只催促她吃饭，说：“快吃饭，吃了饭排戏。”
方惠萍在铺了乱石的街道上向前斜着一跳，嗓音锐亮地唱一句：“我挑担刚下十字坡……”
唐守川怪叫一声：“好！”
丁小圆向唐守川瞪一眼，怪他胡乱喝彩，用丁小圆专业化的目光严格审视，方惠萍仍然合不上肖正清的节奏。唐守川的出身决定了他缺乏艺术的热情，不会用戏剧的眼光判断人生的歌唱。入学前他当过三年赤脚医生，医学的科学精神教导他求真务实不尚浪漫。没有合适的药剂为患者注射的时候，他在针管里吸进蒸溜水把针头插到病人的臀部毫不犹豫地推进去，但决不拿一枝空针管往痛苦的屁股里注射空气。他用小号针头为小姑娘注射，专用红色的药水，用一只指头专门挠搔针头插进的周围令人愉快而放心。给大姑娘注射他改用大号针头针管也改用大号，握在手里像一根电筒可以在黑夜里照明。为了让大姑娘扎了针也觉得舒服，他用不握针管的手掌揉搓下针的地方，一直把此处揉到跟姑娘的脸一样红他才果断地扎下去，射进红白交融的药水。他特地从兽医那里要来给牲口注射的针头和针管专门用来对付老人，老人皮厚而且坚韧，他折断过一根细弱的针头以后就想到了兽医的器械，此后他果然没有再受损失无坚不摧。他有力气，敢治疑难顽症和农村的多发病，用“以毒功毒”的力法治疗扭腰岔气，办法就是请一个和他同样有力气的小伙子帮忙，一人抱住下肢一人抱住上身，患者要是腰向左扭了不敢向右，就偏向右狠扭，一直扭到患者大叫得喘不过气来就行了。这种办法最要紧的就是掌握好扭的方向，不可弄错，往往患者还没进门，他打眼一看佝偻着腰艰难行走的样子就断准了方向，不用患者自述病情他一摆手就可开扭。他用刮脸刀片治好了公社党委书记多年不愈的脚鸡眼。第一次治疗之前他问党委书记能否坚持，党委书记以为他指的是疼痛，便拍着胸脯说了大话，说一句流行的豪言壮语：“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痛吗？”没想到随后而来的考验不是需要极强的忍受疼痛的意志，而是不厌其烦的耐心：唐守川为党委书记修脚像姑娘绣花一样，不同的只是姑娘绣花是用外人看不大出来的进度慢慢地用绣花针添加一些物体，唐守川则是用刮脸刀慢慢地从党委书记的脚上削去一些东西，其进度之慢，外行也是看不大出来。实际上唐守川做的工作比姑娘绣花更需要双方的耐心。姑娘的花绣完了也就完了，不会再将绣上的东西退掉让你重新填充，党委书记的脚鸡眼周围如同盘根错节的老树根一样的老皮坏肉却是削掉了又长。到头来终于是党委书记失去了耐心，唐守川从书记的眉头牵动着厚重的眼皮直皱的样子看出来了，他抹掉刮脸刀片上的脚皮屑把刮脸刀片举到离自己的鼻子二指远问党委书记：
“不能坚持啦？”
党委书记背一句最不耐烦的诗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
唐守川不跟党委书记计较时间上的错误，埋下头去一刀把党委书记的脚剜出血来。党委书记像熬不住敌人酷刑的叛徒一样大叫，忘记了他曾经拍着胸脯说过不怕痛的大话。
唐守川割掉了党委书记脚鸡眼的坏根就此扔掉了刮脸的刀片，他预见到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电动的剃刀供男人刮脸剃须，医院里作绝育手术也会让女护士执了电动剃刀作术前事务。他准备一旦那种剃刀发明出来他就首批使用，绝不再使用为人修脚的刀片刮脸。他得意洋洋走完了所有工农兵学员都要走过的程序，从村子里到县里的“讲用”会上，大胆实践勇于探索用刮脸刀片为党委书记治好了脚鸡眼的事迹都是他“讲用”的一个主要内容。进入东林师范学习当人民教师的本领，唐守川也带了他的药箱，药箱里装了小号和大号各种类型的针管和针头，跟兽医要的针管针头还给了兽医，他估计师范里不会有老年病号皮肤坚韧得好像皮革，那种器械肯定用不上了。由于高庄小学民办教师邵立生喝泥浆自杀的震动，三组副组长王维升不行军也需蹲下才能尿尿的病症再次发作，唐守川打算为王维升根治这种毛病。王维升问他用什么办法。唐守川拿出专门为大姑娘注射用的大号针管拔下针头，要王维升脱下裤子。王维升护住自己的裤子不脱，唐守川伸出自己最粗的一根指头演示给王维升看，他把针管最细的部分往自己的指甲缝里狠插，再握住可以往里推也可以往外拉的部分一直拉出来，说：
“就这样，你站着，我也站着，往外抽。”
王维升担心这样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不好克服的困难就是唐守川不可能日日夜夜拿着一支针管跟在患者身边。唐守川用“习惯成自然”的道理说服王维升，说：
“抽上几回，你再往那里一站就觉得抽出来了。”
王维升连连摇头，害怕养成那种自然的习惯后果更糟，比较起来“一站就抽”的感觉比“蹲下去”更加可怕，“蹲下去”固然讨厌令人害羞，可是毕竟属于人的本性是自己做的事情，“一站就抽”却让你每每感觉着外力的强迫，是极不情愿的。再说啦，他也担心受不了唐守川狠插的劲头，指甲缝插坏了长出新的指甲就会复原，他要插的可不是插坏了还可能生长的物体。
王维升拒绝了唐守川的治疗也没有长久地遭受“蹲下去”的痛苦，高庄小学民办教师邵立生下葬后的第三天，三组正组长蔡淑兰一找他谈话，他就好了。那时候蔡淑兰把他叫出男生宿舍，刚刚说了“咱谈谈组里的工作”一句话，王维升就憋红了脸说：
“你先等等。”
蔡淑兰不知道王维升的脸为什么胀红，她以为王维升大约是被女生约了谈话产生了非份之想，她觉得真好笑。她其实正是为了避免启人疑窦才把王维升叫到这所大院最大的房子外头谈话，以便让所有人都看见，知道他们是在谈工作不谈其他呢。蔡淑兰差不多都要为王维升不正常的表现生气了：副组长要是这样下去可真难合作。王维升回来得比蔡淑兰预计的要快一些，蔡淑兰的预计没有明确的依据自然难以准确。王维升的脸色比离开时轻松，明媚，笑嘻嘻的，朝着蔡淑兰大声说：
“好啦！好啦！”
蔡淑兰一眼看见王维升的裤子前面有星星点点溅湿的痕迹，觉得他渴极了喝了一顿饱水值不得高兴成这样。她不责怪王维升高兴过火，却批评他嘴漏湿了裤子，说：
“你就不能慢慢喝？”
王维升仍然压抑不住自己的满心高兴，声音仍然很大，说：“快喝我也不怕。”
蔡淑兰便冷冷地把他的高兴打下去，声音也很大，以便让看见他们谈话的人把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听见，她说：“咱谈谈组里的工作。”
王维升就一直站着跟蔡淑兰谈话。大约就在谈话谈到王维升又想离开蔡淑兰去体验一下恢复了“站着尿”的英武和畅快的时候，一个比撒尿更强烈的念头在王维升的脑子里萌生了：他要写诗了，不是像接受了红枪会的教育以后那样由毕令石想出了题目大家都写，而是他自己想出题目自己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好像想尿尿了一站就尿一样。
县委孙书记的到来暂时搁置了王维升写诗计划的实施。高庄大队是县委孙书记的“点”，他定期来“蹲”几天，这一次来“蹲”带来了一批优质化肥，是国产尿素，用白色塑料袋包装。东林师范教导主任高紫光跟着孙书记一起来到。高紫光打算动员开门办学的学生每人捐两块钱代红枪会的诞生地交上尿素钱，班主任老师毕令石把脸上的胡子刮净同意了。孙书记摆着大手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告诉大家，这一批化肥不用花钱，是县里奖给先进典型的。孙书记的手大得像蒲扇，剃秃头戴帽子，开会讲话的时候就把帽子摘下来当扇子摇风，天气不热也是这样。大家第一次看见剃秃头的县委书记，为那颗异样硕大的光溜溜的头颅惊奇不已，女同学更是啧啧惊叹，简直有些困惑不解了。音乐教师杨培乐嘻嘻哩哩地解除大家的困惑，说：
“农业学大寨呀。”
音乐教师的话像无标题音乐一样难以理解。
不干农活的夜晚，开门办学的东林师范文艺班的师生演了一场戏欢迎前来蹲点的孙书记，孙书记“点”上的社员高庄大队的贫下中农一起观看。演出效果比预料的要好，因为乐队也画了妆。乐队也要画妆是音乐教师杨培乐的主张。最初丁小圆不同意，她倒不是害怕乐队画了妆会“夺戏”，她担心的倒是其反面：观众根本不看乐队，画了妆只是白白浪费油彩。杨培乐不再嘻嘻哩哩，说一句很严肃的话：
“不是孙书记要看吗？”
好像孙书记看戏专门爱看画了妆的乐队似的。
丁小圆不怕他，说实话看过她演戏的书记比孙书记的头大多了，只是没有把头发剃光罢了。丁小圆倒不直说“孙书记看戏也不能浪费油彩”，她用唱戏的方式转着弯说话，她说：
“孙书记不让高庄花钱买化肥，他就不愿让人浪费油彩。”
杨培乐恢复了嘻嘻哩哩的样子，说乐队画妆也不就是为了叫孙书记愿意，是做又一手准备，要是大家不爱看戏，就有画了妆的乐队可看。丁小圆一听这话就冷笑了，她即刻同意了让乐队也画妆，她要看看观众到底是爱看演戏还是爱看画了妆的乐队拉胡琴。随后杨培乐就带领着乐队像丁小圆带领着演员一样在脸上抹了油彩。丁小圆拿着眉笔为演员画眉眼，给乐队描眉画眼圈就由美术教师罗大江来干，用画画的毛笔。丁小圆轻车熟路自然显示着专业化的优势，因人制宜，画出的眉眼细腻柔和，比不画的时候俊秀。罗老师在学生的脸上作画，常常忘记了原本已经有了眼睛和眉毛，大笔一挥就作出了理想中的眉眼，形象改变得十分生硬，叫人都不敢认了。杨培乐看不中罗老师画出的模样，就磨磨蹭蹭地往后捱，想叫丁小圆给他画。丁小圆看出了杨培乐的心思，很快地将挑着担子卖货的方惠萍和买东西的老太太等人画好了以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在工宣队长周贵福的脸上描描画画甘愿冒着被人“夺戏”的危险，精雕细琢，想要修饰出一具漂漂亮亮的活的秦始皇来推到台子上。丁小圆把周贵福妆扮得比原来年轻，红润的大脸更加红润，却用黑墨画出了大大的鬓角把脸衬得小了一些清秀了许多。丁小圆用一只手掌轻轻地按着周贵福的额头一只手拿了笔画，工宣队长觉得丁小圆的手掌还没有他的额头大，天生不是工人阶级。
丁小圆终于画完了周贵福，又接着画她自己。杨培乐在旁边嘻嘻哩哩赞叹丁小圆自己照着镜子画自己眼圈的本领，佩服丁小圆能够睁着一只眼睛画闭着的另一只眼睛，如果不是有求于人，他就会操起坠琴自拉自唱，让丁小圆佩服他在器乐上的本领像丁小圆在脸上的本领一样好。看看丁小圆两只眼睛都睁开，在镜子里看一副比不画的时候更娇美的面孔手上空闲了，杨培乐就把自己的脸往丁小圆的跟前送得近一些，说：
“给我画画。”
丁小圆收拾起眉笔和油彩，淡淡地说：“来不及了。”
真的是来不及了。孙书记已经在摆了一把暖瓶放了一个杯子的那张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坐好了，白绍玉也在旁边坐下又站起来为孙书记填了第一杯水，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画妆了。杨培乐没有丁小圆自己照了镜子画自己的本事，他只好让罗大江在他的脸上作画。罗大江性情仁厚，不忍心杨培乐只抹了油彩不画眉上台，尽管情势紧迫，而且杨培乐起初还磨磨蹭蹭的不愿用他画惹人生气，他也抓起笔来在杨培乐脸上很快地画了几笔，像画一幅大写意的中国画似的。
观众果然愿看画了妆的乐队。演员还没有出场，画了妆的乐队就把观众吸引了。汽灯光不大能够照到乐队坐的地方去，他们又是侧对了观众，被美术教师的画笔夸张了的眉眼便很像一些黑框子眼镜。大写意的杨培乐最引人注目，他成了一种多年后比人贵重百倍的国宝，就是可爱的大熊猫抱了一杆坠琴，完全是被驯兽师驯化出来的模样。
在观众的笑声里丁小圆最先出场，她不明白观众为何发笑，以为又是工宣队长“夺戏”，她狠敲小鼓偷眼瞥去，却见秦始皇只是在梳理还没有长出来的胡子，并没有那样强烈的剧场效果。她搞不清楚满场的笑声自何而起心慌意乱的，刚一张口手中的鼓槌就掉了。这时候台下起了一阵骚乱，师范学生小干干叶突发肚子痛实在不能忍受，就在人群中翻滚起来。
小干干叶的真名叫叶秀芬快要被大家忘记了。丁小圆横着走划船严酷的早课上，唯一没有被叫到圈子中间作“示范”的就剩下了小干干叶，她几乎没有臀部，无论怎样走也不会作出难看的扭臀动作。唐守川给小干干叶紧急打针止痛，把药剂抽进了大号针管又换了专给小姑娘用的小号针管。但是唐守川还是用了给大姑娘的力气，把小号针头也插进了小干干叶的臀骨里，小干干叶换了疼痛的地方，新的剧痛更加难忍，肚子痛的急症立刻好了。
开门办学的第一批成果出来了。红枪会展览馆在上政治的乔老师和最文静的学生李静树那样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部分脚本。王维升用韵文写的版面词深得语文教师毕令石的赞赏，词曰：
红缨枪足有四尺三，
旧世界穷人没有权，
夺权造反干干干，
对敌人要用铁的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