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甭说要跻身于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即使要成为一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不至于完全“边缘化”的中小城市，也得有自己的文化品牌。没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城市充其量也只能是另外一个大城市的卫星城或者后花园。
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追求自己的文化品牌，到哪里去寻找？只能到地域文化中。闪光的亮点埋藏在历史的馈赠之中，只有在历史的沃土中寻找城市品牌，才能在时代的春风化雨中发展出自己文化个性的硕果来。完全忽视地域文化，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那种种时髦都只能是“过眼烟云”，是虚假政绩的遮羞布而已。
烟台的地域文化中有两大耀眼的亮点，是其他城市望尘莫及的。
应当感谢历史的馈赠。
第一节 开埠文化独一无二
烟台在1861年开埠。在14个最早开放城市中这项历史不算最早。比它还早的有广州、上海，几乎同时的还有宁波、天津等。但是，同时还有600年甚至2000年历史依托的，却唯有烟台。应当感谢历史对烟台（包括威海）的厚爱，馈赠了他处无法比拟的丰厚的人文遗产。这笔遗产理所应当地包括20世纪后半部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丰富内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遮盖了不少真相，急需进行“拨乱反正”的“补课”。
一
根据l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条文，山东新增通商口岸是蓬莱，而不是烟台。l861年正式开埠时，口岸却设在了烟台。据说是由于一个英国人马礼逊考察了蓬莱港浅而改成了水深港阔、冬天不结冰的烟台。
这说法似是而非。事实上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早就野心勃勃要征服世界，对中国也觊觎很久了，不会允许长期逆差过大的中英贸易存在，所以远在200多年前的l793年，就派出了特使马加尔尼来华觐见康熙皇帝，要求开放沿海港口。马氏是在烟台登上中国大陆的，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在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了康熙大帝，要求被拒绝后，他回到了烟台，采购了大量的土特产后乘船，还是从烟台港起程回国复命的。一种外交条约的改变，偶然因素不会起决定作用，英国人对芝罘不会是完全陌生的。他们的出版物在很长时间之后仍然把烟台称为芝罘，便是明证。
登州改为烟台这件事没有见诸文件，只是清廷官员的口头承诺，当时的“变通”也是将“登州地区”的辖区扩大，包括进去烟台。
烟台终于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外交”威逼下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可说是“因祸得福”，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总说是恶果，而且不顾历史事实，例如对众多的外国领事馆，东海关（洋关）的洋员。说洋员主宰攫取了重大的权力——海关，“大把大把地捞银子”，享有种种特权，而中国的关员则权力小。
这是需要辨析的：按照外交通则，在对方国土设立外交机关（大使馆、领事馆）是不能视为侵略的，至于强调“弱国无外交”，清廷不可能依照外交对等原则，在对方国家的相应城市也设立领事馆。这说法也难以构成“侵略”的依据。当时中国闭关锁国已久，华侨数目不多，有没有必要设那么多的领事馆以保护侨民，尚待讨论。
问题是，驻烟的这些领事、代理领事在正常的外交活动之外，有没有为非作歹，即所谓“享有种种特权”。根据不平等条约，外国领事享有的最大特权是“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但是，查阅历史档案得知，在烟的十几国领事（代理领事）尚没有一次行使“治外法权”的记录。
依照国际惯例，外交人员享有的“外交豁免权”不算什么特权，至于生活水平的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更不是什么特权。艳羡人家吃面包、喝牛奶，就信口雌黄，只能是一种农民意识。
根据现有的档案资料，这些领事馆以及辅助机构都不存在“无偿地占用中国土地”的问题。大多是买的“二手房”，原来的房主也多系外国人，少部分是征地，而征地的价格也略高于附近的朝阳街，更高于当时四乡地主进驻烟台街所购地产的价格。对此，应当尊重历史事实。
还应当指出的是洋关问题。洋关确实把持在洋人手里，从关长到职员，洋人居多，待遇丰厚，现在仍旧可见他们在烟台山上的宿舍，确实环境优美、造型别致。但是，这并不构成罪状。首先得看历史，落后的清政府直至1859年才在烟台的瀛洲街设立了一个厘捐局，仅仅在两年之后设立海关，谁也不懂海关业务，怎么办？那些长袍马褂，只知诗云子曰的冬烘办不了海上事务，不聘请洋员行吗？只能引进人才，高薪聘用内行专家不仅是势在必行，而且也无可厚非；况且他们的工薪不能与国内同行相比，只能跟他们在上海、宁波的待遇持平。所以，比不了经营洋行的洋人，当时大马路东端的高级别墅，一幢也不属于他们。其次，要说明他们的“捞银子”不仅仅是职责攸关，而且是为了清政府。当时的洋关确实不受地方政府管辖，而是直接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政府的外交部），他们捞的银子是给清廷的，无可指责。至于用海关税收支付战争赔款，那是数十年后“庚子赔款”之后才有的事。混淆了时间是一种偷懒，所以说不清历史真相。
二
烟台开埠后，众多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胶东“抢滩”，他们最先到达了烟台，转道蓬莱，或者先抵蓬莱，然后又到烟台，从这里转向内地，最后走向全国。
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习惯的说法是：他们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是来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谁要说他们的好话，那立场就有了很大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还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
这些传教士中的绝大部分是美国基督教会派遣来的，只有少数欧洲天主教国家派来的，也是在青岛活动。他们在胶东所从事的开拓性工作非常单一，就是传教。在他们看来，东方的古国民众没有受到基督的洗礼，是一种野蛮的混沌，需要他们启蒙，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他们，这是异常神圣的拓荒。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来到了胶东，进行拓荒的时间是19世纪的后半期，即1861年至辛亥革命，在这一时期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当时的北方政府根本没有派遣一名传教士来，相反，如果发现了任何一名未经批准而擅自登船的传教士，即使有教会的所有手续，也要捉回去服兵役的；而南方，也没有派遣一名传教士，他们对企图出境的，是巨额罚款以雇人替他们打仗。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美国政府派遣的问题，传教士们只有宗教背景而根本没有政治背景。
他们来到中国的所作所为，当然首先是狂热地宣讲基督教的教义。毋庸讳言，基督教的教义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其政治效果只能是削弱乃至瓦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中国人民只有仇恨三座大山才能奋起抗争，你却要宣传博爱，岂不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消蚀剂，但是，却不该怪罪他们，只能怪地点与时机，因而烟、威的革命派对他们怀有敌意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种敌意却不该持之以恒，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之后，更不该继承下来，对传教士进行苛求。
其次，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在胶东地区没有教案。查阅档案，只在福山法院（当时是省法院的派出机构）发现有一个不准围观外国传教士的告示，是应郭显德的告诉颁布的。还有一则买房产的民事纠纷案，完全没有“天津教案”“曹县教案”那种情况。为什么？当然，深层次的原因是胶东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儒、道文化的仁爱和谐与基督文化的博爱相通。但是，浅层次的却是这些传教士的行为似乎没有介入当时的政治事件、政治斗争。众所周知，l9世纪后期的中国是“多事之秋”，至少有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对于前者，只有个别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有所热衷，其余的传教士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却在行动上超脱。中国的爱国志士探索改革之路是去往东瀛，在那里寻找朋友，而对西方人却有点敬而远之。所以，迄今没有西方传教士在胶东进行政治活动的记录。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波及蓬莱，停市许久，传教士纷纷逃离、避难，但未闻有流血冲突的事发生。凡此种种，都说明传教士不是中国革命的政治敌人，也把他们视为反革命，实在有点“扩大化”。
然而，事涉宗教，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它与政治是难解难分的。对此问题的见解也见仁见智。一般说来，20世纪中期以来从政治层面剖析的观点居多，他们认为是一种侵略。这种观点言之有据，在胶东，传教士是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来的，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前，法军7000人在烟台山搭帐篷遮蔽了东海岸，其中就有两个神甫。宗教活动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历来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出版了不少书刊，另一种观点广为流传，这种观点从社会发展的层面人手，认为传教士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胶东的传教士是基督教善会派来的，而善会在基督教的宗派中恰恰是各州各区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他们本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挣扎在本国政治和教宗的束缚之下，最后才取得了信仰和崇拜自由的。他们与本国政府没有任何关联，更不会作为本国政府侵略弱小的工具。这种观点当然也有道理，也就是说对传教士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义和团是仇视传教士的，但在高潮时也有口号：“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就是有名的传教士。来胶东的传教士在传教之外，还做了大量的教育、行医等善事，似乎不该一概以“侵略”视之。例如那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狄考文，他就帮助登州商人装配过碾谷机、磨粉机、煤球机、捻绳机、织麻布机等，不收一丝利益，因为他认为中国需要工业来改善民生。对此也说成是侵略，就有失公允。
然而，“文化侵略”是客观存在，因为“基督文化”毕竟是一种强势文化。它带来的恶果及影响是久远的。
传教士们在胶东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钦佩。目前已经陆续看到了西方人，包括他们的亲属撰写的文章、小册子，回忆他们在华的传教活动，许许多多细节都令人感动。他们的收入菲薄，只有教会发给的少量津贴，所以要省吃俭用，甚至节衣缩食来挤出一点费用来维持与传教紧密相关的教育事业。他们面临的困难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仅仅语言障碍也令他们一筹莫展，在蓬莱十八个月才发展一名教徒，但是他们百折不挠，终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那位慕拉第女士终身未嫁，脱下洋纱裙，穿上对襟袄，一副中国农妇打扮深入穷乡僻壤，在农家炕头上传播马太福音；那位郭显德，一天奔波百余里，讲得口干舌燥，归来刚要入寝，又有教友敲门，强忍着病痛又爬起来传教。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需要全民的敬业精神。如果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传教士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实在具有楷模意义，让我们把它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吧！
三
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传教还做了另外一些与传教紧密结合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举其中荦荦大者，即有：
狄考文与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狄考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l864年，他历尽艰险来到烟台，船只横渡太平洋屡遭大风浪、海盗的袭击，在香港附近海面触礁，又令他几乎丧命，乘小船来芝罘转登州，创立了“登州文会馆”。
“文会馆”的学生食宿免费，一学六年，当时的学生常常是家庭的劳力，狄考文的工作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坚持下来了，终于造就了第一批六个大学毕业生，这要比其他的教会大学，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京津的官方大学早好几年乃至十几年。他培养的学生成为后来中国土地上兴办的新型大学的骨干教师。
唐浦生和中国的特殊教育
唐浦生，l853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1884年来华，与先期抵华的米尔斯结为夫妇。见到中国的特殊教育还处在空白状态，就决定创办第一所盲哑学校。1887年在蓬莱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启喑学校”。
1895年米尔斯辞世后，美国长老会停止了经费供给，学校被迫停办。她用亡夫的抚恤金、贷款和募捐，在烟台东山购地建设新校。亲自多次西行，呼吁美国人关心东方的盲哑儿童，仅1906年就在美国作报告29次，写信40余封，接受多次采访，终于募得了许多赞助，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予以接见。最后在美国长老会的经费支持下，学校规模迅速扩大，连朝鲜都有了启喑学校。
郭显德与烟台小学教育的普及
郭显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l866年在烟台创办文光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1866年将两校合并成会文书院；以后在胶东各地创办小学40多处，遍及县城与大镇，并在芝罘办了有名的益文中学。
此外，他还办了博物院、幼儿园以及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