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戊戌变法被保守派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然而，改革的大潮在暗中涌动，势不可当。所以，稍稍平息之后，教育又成为清廷“宪政”的组成部分，“开发民智”成为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后来清廷颁旨要兴办教育，用洋学堂来代替私塾。然而，且不说朝令夕改，经费没有着落等官方原因，即使如教师，对近代教育理念，例如智力开发，心理学诸元则均完全陌生，让不认识阿拉伯数字的冬烘先生去教四则运算，还不是挂在黑板上？所以许许多多的小学停停办办，清廷的旨意只能大打折扣。而在胶东，哪怕相对落后的海阳，也是国民小学一办到底。胶东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能不说是传教士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女子教育
1865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登州（蓬莱）观音堂收养两名穷困女孩办起全国第一所管衣管饭的寄宿女义塾，成为最早的女子学校。此后，美国传教士梅里士、狄考文、郭显德夫妇又办起了女子学校、义校和书院等。l868年，倪维思将其创办的女子义塾与狄考文妻妹办的女学合并到登州察院，成立女子文会馆。胶东才终于有了女学生，迈出了妇女解放重要的一步。
四
任何文化的交融都伴随着物质文明的交流。在胶东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带来了不少物质文明的成果。举例如下：
胶东是有名的“水果之乡”。烟台苹果闻名遐迩。然而，著名的品种却不是古已有之的花红果，而是引进西方品种与当地品种杂交的结果。这一过程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功不可没。1871年他从蓬莱迁到烟台，凭其幼年在家乡纽约州农家生活所获得的果树栽培经验，在毓璜顶南坡的高地上办起了十亩示范农场，从欧洲多方搜求各种苹果、梨、葡萄等果树幼苗，与当地品种嫁接，培育的良种赠送四乡农人（当然是为了收买民心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艰苦努力30年，既传播了新的育种技术，又推广了优良品种。
胶东还是大花生的主要产地之一。据《东海关十年贸易报告（1822～1931）》载：胶东扩大了花生耕作面积。结果是每年出口国外的花生大量增加，定期停靠烟台港的大型船舶专门运输这种商品到国外。据说，从花生获得的利益对农民来说比从其他任何作物获得的更多，有三分之一的农田被用来生产花生。列表统计的情况是l920年出口花生果56837担，花生仁85168担。到1931年，花生果达到186435担，增加到三倍多；花生仁93769担，速度慢于花生果，说明加工能力不足。
这种情况带来的冲击波是很大的。首先是改变了胶东人的饮食结构，对海产品的烹饪起了很大的作用，烟台美食有了物质基础。其次，甚至影响到胶东的民俗。定亲的时候“下柬”，要用一对染红的花生用红线捆绑成双，装入“柬匣”，在新床上也要铺花生，寓意是既生男又生女，“花”生，儿女双全之谓也。
大花生的引进与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密切相关。梅里士，美国长老会牧师，他在1862年抵达登州。那年春天，霍乱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到晚秋九月，仅上海一地因霍乱而死亡的人数每天都在千人以上，梅里士在死亡的恐怖中无畏前进。由上海赴登州途中，他的两个儿子均染病而亡。他在登州见海滨一带多沙砾地，土质贫瘠，但很适合大花生的种植，就把自己携带的半斤大花生种交给了当地农民，也是最初的教徒种植，获得了成功，很快就推广开来。海莱山区与宁海地区成为重要产地，带动了整个胶东作物结构的改变。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许多新的增长点。例如烟台绒绣、烟台棒槌花边，甚至莱州的草帽辫，均成为烟台出口的大宗。这些土特产的出口，催生了烟台一大批洋行。据统计，l891年烟台有英、美、德等国开办的洋行ll家，l901年发展到26家，l906年增至40余家。三井、盎斯、美孚、道斯等著名洋行在烟台均有分支机构。其中，不能不提及马茂兰和他的仁德洋行。
189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赫斯夫妇回国定居，决定把在烟台开办的女子花边班托付给马茂兰夫妇。l895年马氏在南山路正式创办了女子花边学校，收容生活无着的贫苦女子入学，一边读书学《圣经》，一边学习花边编织技术，学成后往胶东农村推广，以后又在栖霞、蓬莱等地开办了同样的学校。数年后，以此为生计的妇女数以万计。而他们也攫取了巨额利润。l900年达到了五六万两白银，居山东省进出口贸易之首。
值得提及的是，这个大发横财的企业家，最初只是一个因为口吃而失业的牧师。他在穷困潦倒时帮助他创业开掘第一桶金的竟是从广州到烟台来“捞世界”的梁姓商人。在胶东，中外商人竟是合作的。
烟台在开埠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以轻工业生产为主的制造业中心城市。这里的经济发展当然主要靠自身的物质积累。但是，也绝不拒绝外来文化的积极参与。这方面异常成功的实例可以缫丝业的独占鳌头与张裕公司的荣获金奖为例说明之。
胶东素来是“柞蚕之乡”。据历史记载春秋时代蚕丝就是驰名商品。但是，“千年一贯制”，直至晚清仍旧是家庭式的小手工作坊，数量少，质量差，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十九世纪末，由于“滇案”李鸿章到了烟台，而且与德国人合资办起了第一家机械缫丝厂，从此开始了烟台机械工业的历史。虽然由于经营不善，这家缫丝厂并没有成多大气候，但却由此而带来了缫丝业的迅猛发展，以至成为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据《东海关十年贸易报告（1902～1911）》称：“l911年共有40个缫丝厂在工作。这40个缫丝厂共雇佣14000人，年总产量为l4000担。”
爱国侨领张弼士创办的张裕公司无疑是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它酿造的金奖白兰地红葡萄酒在190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国人兴办实业的骄傲。
张裕葡萄酒无疑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晶，它的原料——优质葡萄是欧洲优良品种与本地土生土长品种多次嫁接的产物。至于技术，那更盛传他五请外国酒师的佳话。特别是其中的拔保，本身是奥地利帝国住烟台的副领事，却屈尊到张裕当酒师，连奥国的国旗都插到了张裕公司的大门上，创造了中外合作的佳话。开埠后的烟台，其开放性确实有许多创举。
张弼士是应当时烟台的最高首长盛宣怀之邀来烟投资的。按盛宣怀的旨意是希望张弼士投资重工业的。他是航运的骄子，又是洋务派办工业的中坚，对矿山情有独钟。但是，张弼士却捂紧了钱袋子，只肯把钱用来酿酒。这一点，不能用烟台缺乏资源和能源基地来解释。烟台能源、资源分散，但是品种齐全，有的资源，例如黄金占全国首位，而且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个胡佛，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他还是个采矿工程师的时候，就亲自到招远考察过。张弼士不肯在胶东染指重工业，实在是因为文化背景。他当然也属于“实业救国”派，但在途径上却是张謇的信徒，主张先做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轻工业与百姓的开门七件事、衣食住行休戚相关，所以“爱民”与“爱国”紧密相连，他们务实，与胶东的历史文化积累相吻合。这样，他就理所当然地沉醉在酿酒之中了。
值得辨析的是，盛宣怀在21世纪称为闻人，那本《盛宣怀》影响很大，竞说盛是张裕公司的创始人、大股东。这是不对的。张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企业，是因为他是独资经营。他融人烟台的儒商行列，绝不肯当什么“红顶商人”，更不会与官府联系。烟台商人距官府老远。
烟台的华商工会均是布衣，兴办的也是小本生意。l895年后，“实业救国”浪潮滚滚，烟台有了醴泉啤酒、程明锁厂以及被称为机械手表翘楚的德顺兴（后来的“北极星”钟表）、大华毛巾厂、罗锅香皂等一批轻工业，奠定了烟台工业结构的最初框架。
五
现在应当说到狭义的文化。一个流传一时被视为“正统”的说法是，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胶东特别重视文化侵略。与这种说法相矛盾的是：“烟台得风气之先”的证据很多却是“文化侵略”的结果。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都跟深受儒道传统影响的“礼仪之邦”格格不入。蓬莱众多的传教士发展第一名教徒竟然用了三年的时问就是明证。
这种冲突，十分深刻地表现在理念上就是生命哲学，在行为上就是生活方式的悄然演变。这很可能是一种“共性”现象。在山东各地、内地的人口密集省份，天主教传教士把“慈善”事业办得有声有色，而且以此扩大自己的传教圈。与他们相比，烟、威的基督教传教士却因为“历史的馈赠”绕过了两个十分敏感的“雷区”，即完全无助的寡妇和孤婴。这是因为烟台有着官办的最大慈善机构——广仁堂，还有士绅们主持的红万字会及其所办的恤养院。孤婴的收养和寡妇的救济均无须洋人动手，所以天津和曹县会因此引发剧烈的冲突，而烟台的红万字会里，耶稣和如来同时享用香火。这里的“个性”就是特有的和谐。
当然，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在20世纪出版21世纪陆续翻译过来的传教士回忆录中（例如《慕拉第女士传》），就记载着他们反对溺杀女婴、制止女童缠足与“准教民”发生的争吵，几乎令他们的传教效果前功尽弃。至于穿着打扮，他们露胳膊露腿的洋裙子，在穿对襟唐装的妇女眼中不啻是一种淫乱。还有医药，烟台是南北草药荟萃之地，历来药房中缺了某一味中药，都是到烟台来配齐的，何况这里历来就药房如林，名医坐堂，对西医确实是不屑一顾。
但是，历史提供了发展西医的机遇。这就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传染病的流行。烟台西医有了用武之地。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会在爱德街创办了施医院诊所。l906年时设安东尼诊所，即后来的法国医院，现在的烟台山医院。
1888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创办体仁医院。
1890年美国人苏紫兰在毓璜顶设义诊所，这是毓璜顶医院的前身。l901年，由美籍女医师库柏尔和中国助手医师接管，改为诊疗所。
19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科毕业生希尔得到美国长老会和民间团体的赞助，在诊所的基础上创办毓璜顶医院，于1914年10月落成，开始收治病人。设有内、外、妇、眼、五官等科，已颇具规模，占地8653平方米。此后一百多年，直至今日仍旧是胶东地区最大的医院。
当然，都是为了传教，凡来就诊者，必须先到候诊厅看传教电影，做祈祷后方可挂号看病。
当然还有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烟台的洋人们对当地公共卫生状况颇多诟病，见于东海关十年贸易报告，对粪便污染更是颇多微词。问题的解决洋人出力甚多。烟台市领事们出面，会同华商公会，雇员打扫街道，后来营建了大粪场，既安排了进城的闲散劳力，又清除了环境污染，还为果园准备了肥料来源。威海是租界当局，包括那个曾经做过清朝皇帝老师的庄士敦，下定决心整治，最后令环境卫生大为改观。
烟、威两地民众的卫生习惯显然要好于其他地区，应当说与开埠带来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相关。
还应当提到的是疾病防疫。有资料证明，最早的天花接种就出现在胶东。
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的饮食结构依然是“糠菜半年粮”，能吃上白面包的只是绝少的达官贵人，是下属对他们祝寿的礼物。但是，终于有了华商开的点心铺，逐渐市民走亲戚也有了西点。起初，女人的服装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逐渐地就有了开叉极高的旗袍。传教士搞了一个以文体活动为主的青年会，青年会的女学生在“五四”时期就穿裙子了。海里面出现游泳的女性，最初只是跟洋人打交道的交际花，很快，学了英语的女学生也在烈日下来凑热闹。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烟台的“啤酒文化”也应运而生。在烟台山下接近洋人居住的区域，有了林立的酒吧。职业舞女最初是沪、穗来的“咸水妹”，但很快就出现了毫无职业色彩的洋行女职员、中学女学生，甚至上流社会的名媛。烟台人的业余生活增加了“休闲”。海滩散步、野外旅游都进入了日常生活，前者叫做“逛海沿”，是自由恋爱男女的必备功课；后者叫做“逛梨花”，是中小学春天必有的活动。即使是夜生活，也不再是唯一的“听戏”，京剧之外有了“文明戏”，还有了诸如“落子”等曲艺。二马路上的曲艺杂耍聚集着中外观众。
烟台有了现代体育，特别是篮球，一个业余的“白燕队”，曾经征战华北，战败过来烟“歇伏”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代表队，为烟台成为“篮球之乡”作了铺垫。
六
开埠，大大加快了烟台城市化的进程。
远在开埠之初，城市发展的定位问题就因为资源、能源、交通等因素的制约，而处于一种“自然形成”的状态。那就是不与青岛、济南等大商埠争城市规模，宁可放缓城市化的进程，让城市膨胀得慢一些，也决不破坏生态平衡，带来“城市病”恶性暴发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