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地的民先（民族抗13先锋队的简称）队员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林一山等回到了文登，张家洛等返回了掖县。于是胶东也是山东最早的两次抗日武装起义的发生地，都是在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红旗飘扬的。天福山起义的领导人理琪是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来到胶东之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有名的《给胶东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从理论上对“ll·4暴动”进行了总结。莱州玉皇顶起义的领导人郑耀南、张家洛等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起义前都是聚会了京津返乡的学生酝酿起义的，应当说都有过大量的舆论准备。天福山起义前，在胶东特支领导下，荣成的“河山剧团”就在崖头、桥头等大集镇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话报剧，多次散发过宣传抗日的传单。莱州县委在郑、张的领导下，统战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所以，天福山大旗招展，“胶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是“武装宣传队”走遍山村的。玉皇顶起义成功后，攻克掖县城，成立了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后来建立的人民武装三支队拥有4000人，是山东最大的抗日人民武装。
八年抗战期间，胶东地区一直是抗日武装活跃的革命根据地。先是有蓬、黄、掖抗日民主政权，继而有东、西、南、北四个军分区，即使是日寇大扫荡的1942年，伪顽异常猖狂，他们也顶多能控制县城、交通要道上的大镇，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一直是抗日民众的天下，有着自己独特色彩的革命文化在那里大行其道。
革命文化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靠着革命文化宣传、发动了群众，组织起来，保卫家乡。至于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因革命文化而万众一心，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可以说整个战争年代在胶东革命根据地，文化工作真是如火如荼，为革命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举其荦荦大者至少有：
1.七万个农村俱乐部。抗战八年的文化工作真是大普及、大提高。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庄户人自己的俱乐部，农民自演自娱甚至是自编，宣传好人好事，宣泄自己的爱憎，水平不是很高，但为民众喜闻乐见。“庄户耍、庄户乐”，其群众性是任何所谓“提高”的文化望尘莫及的。
2.民众教育空前的大普及。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呼吁了几十年之久的扫盲运动在解放区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落实。遍布各地，包括相对闭塞的山区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识字班，特别是妇女识字班，真是“席卷文盲如秋风扫落叶”。当年在南掖山区郭家店，村口碾旁，大树底下都有识字小黑板，许多妇女是一边拉着风匣，一边在锅台上识字的。识字班里学文化，认字之外就是唱歌。识字有八路课本，是自编的，与农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常用杂字统统人选；歌咏运动别开生面，几乎人人都是歌星，独唱之外主要是大合唱，每次集合都唱，唱的内容换得非常迅速，但都配合中心工作，“旧瓶装新酒”，山歌野调配上新词，常唱不衰：“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加来谁光荣……”起到了鼓动作用，大家就都非常高兴。
3.文化生产力的大解放。胶东涌现出一大批各级各类的专业文化人才，建立了独立的专业组织，从事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成为一道为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景。
当时胶东成立了“文协”，团结了各种行当的文化人才。“文协”在宗旨上跟解放区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统区的文化抗日统一战线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组织上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它只是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它的组织能量是很大的，连盲人说唱都成立了组织，流行了很久的“瞎子唱”（胶东大鼓）提升了一个档次，不仅有梁前光这样的艺术家改造了北路大鼓，而且办起了各级学习班，集中盲人进行学习，很快推广开来。
胶东“文协”办起了一系列的刊物，例如《胶东大众》《大众文艺》《胶东戏剧》等，成功地进行了京剧改革，创作出崭新的剧目《闯王进京》，迈出了现代京剧的第一步。当然，还有许多剧团，创作并演出了新戏《三世仇》《瞎老妈》《解放》等等。至于曲艺工作者更是活跃在田间地头，许许多多的创作人才和表演人才都应运而生。
这里还有个如何看待宣传品的问题。当时的作品，包括后来成为名家的作品都有“急就章”，迎合当时宣传需要的倾向。这类作品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时过境迁，保留下来的不多。然而，它们当时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应当尊重历史，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应当说，战争年代胶东地区的“文化总量”是十分巨大的，人们所享有的文化生活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人们的文化消费，成本极其低廉，反而有助于大批人才的成长。
三
胶东的革命文化成长异常迅猛。植根于民间的沃土，也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
首先，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是：万众一心为了民族和个人的解放奋起斗争，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支持全民抗争的精神力量不是共产主义理想，那太遥远；也不是民族仇恨；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有“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但却没有经历过“种族灭绝”之痛。他们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观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诗经》开始的一个民族信念——同仇敌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忠孝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空前的弘扬。所有的烈士都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因为他们有“忠魂”，全民统一意志的核心就是一个“为国尽忠”。人们最大的爱就是爱国，爱国高于一切。
胶东大地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了升华。
这里涉及一个“阶级仇、民族恨”如何与“让世界充满爱”相衔接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弄清楚。首先胶东确实是“染血的土地”，这是问题的根源。胶东人民奋起抗争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生存的和平空间，灾难是邪恶势力强加给胶东人民的，敌人的血腥暴行实在是罄竹难书。以海阳为例：1942年日寇侵占海阳几个大镇，对周边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所谓“三光”政策，结果西野口村358问房子被烧毁218间，孙家夼村一次被害群众达70多人，赵埴村一次被抢去粮食20000多斤。无辜百姓想求和平生存而不可得，当然就男女老少齐上阵大摆地雷阵。这是对和平的捍卫，也是一种祈祷。所以，胶东革命文化空前地动员了人民群众，既是传统文化的精神感召，更是现实斗争对人们的精神鼓动。“阶级仇、民族恨”的外在形式似乎与“爱”扦格，但基石却是一种“大爱”——爱国家，爱民族。
其次，应当看到革命文化中包容的，或者说倡导的社会风尚，人们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追求，都是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正是由于对民族传统文化观念的尊重，所以才有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例如“改造二流子”一度成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舞台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二流子形象，或讽刺、或鞭挞，都与中华民族主张勤劳节俭紧密相连。人们的是非标准、善恶取向受到了传统的制约。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例如妇女问题，既有鼓励自由恋爱“从今俺要自己找婆家”，也有反对包办婚姻，例如《小二黑结婚》（当时半数以上的村剧团排演过这出戏），但是，对“破鞋”淫乱却深恶痛绝，尤其是涉及军烈属那更是大逆不道，全民共诛之不亚于汉奸。
再比喻“土改”中对待地主，最初是很有点儒教影子的，讲“仁”，给出路，所以康生来山东分局主持工作，清算原分局主席黎玉的“右倾”。胶东被说成是“和平土改”的典型。l947年就搞“土改复查”，对地主“扫地出门”，实行“肉体消灭”，带来了血腥的阶级报复。康生的践踏文化不只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
最后，从文化形式来看，当时胶东的革命文化完全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一切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戏曲（包括在胶东民间有巨大影响的京剧）是重要的宣传形式。各种地方戏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间音乐（包括山歌）、民间舞蹈，都灌输进革命内容，连“瞎子唱”都有了新唱本。相对照的是，曾经在30年代风行一时的“文明戏”（话剧）则有点销声匿迹，只在抗大分校演过一两场就不再有人提及。
四
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胶东的革命文化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在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60周年时，正宗媒体上就有人说，商品社会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蜕变，再讲集体主义，讲“奉献”已经不合时宜了。
果真是这样吗？答案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须提倡“奉献”精神。社会既然是由不同的人群组合在一起的群体，那么彼此就只能是相互协作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这里利益、观念会发生冲突，只有提倡牺牲精神才有可能缓和矛盾冲突。如果真的是“人人为自己，上帝才为大家”，都钻进钱眼里鼠目寸光，那就只能造成“无序竞争”，最后导致社会的动乱，乃至毁灭。所以，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发展，就要提倡奉献精神。
其次，必须看到胶东革命文化焕发出来的那股冲天的革命激情，那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如果精神世界是一片空白，人际关系只是一派冷漠，大家都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这种“文化冷漠”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自身的“动物化”，“完全被奴役而完全不自觉”。胶东革命文化的繁荣带来了全民用热血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历史经验是不该被轻易忘却的。
胶东革命文化造就了大批文化干部和人才，后来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他们走出了胶东，许多人成了文化系统的领导干部，例如北京市首任文化局局长江风。还如四川广播电视局局长王大。这可能是件逸闻，当时许多社会底层的妇女，如童养媳参加了革命，有姓无名，甚至连姓也没有，在胶东区妇救会的就一律姓王，顺序排为“王大”“王二”……王大是在妇女识字班上学会写名字的，后来竞也成了文化干部。不少人成为卓有建树的文化巨子。例如文学界的峻青，戏剧界的马少波。这些都证明了胶东革命文化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