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定位”虽非自觉的，却造就了一个只能是“中小城市”的历史局面。但是，毕竟迅速摆脱了一个“大渔港”的落后局面。城市人口在急剧增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据英国把持的东海关统计，1901年比十年前的l891年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57120人，建筑物增加了40%。这时拥有各种店铺1780家，从业人员接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说明已经成为商埠了。
城市的迅速膨胀直接带动了房地产开发。当时涌人烟台的主要有两类人：乡下财主和流亡贫民。前者是来“捞世界”的，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在这里创业，很有点作为。例如后来成为烟台四大支柱产业的钟表、弹子锁。前者创业人是威海（当时还是乡村）的货郎小贩李东山，后者是龙口的小商人。他们构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重要部分。后者是来出卖劳动力的，他们的住房需求大大拓展了市场。这里应当提到烟台的所城的富户，他们利用地缘优势，以土地人股，用外地人的资金建房，然后收取租金，大大加快了房产增加的速度。
在20世纪初，烟台的城市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主要街道已经形成，沿着大庙两侧的以北大街为主的商业区，海港附近以北马路为主的沿港工业区（其中罗锅桥附近更为集中），以大马路、二马路为主的居民住宅区和以烟台山两翼为代表的侨民区都初步形成。
这个新兴的小城显然具有开放性。在烟台山的两侧，洋风劲吹，洋人雁行，不仅有叮咚作响的洋马车疾驰而过，而且有中西合璧的洋建筑迎风而立。但是，这里却绝不是租界。这里没有租界当局，是中国人的地盘，中国人说了算。华洋杂处，但主权是中国人的，而且文化也是东方为主，西方文化只是“认同”。在20世纪之初，居民结构中，洋人和为洋人服务机构的数目不足五分之一，但是铁匠、渔夫和苦力有32000人，有舢板1700条，业主3400人，说明仍然是当年的渔港，残痕犹在。这是一个和谐相处的“国际社区”。
作为“国际社区”的标本，莫过于当初的大马路了。这里有着100多幢洋味十足的欧式建筑，是洋行、教堂、报馆，东端则是别墅。洋风十足，有高跟鞋、卷毛头，甚至有公共汽车。但是，没有颐指气使的外国人，他们要在这里遵守中国的法律，甚至民俗。这里居住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中国人。传统节日里感受到的只能是中国人的气氛。华洋在这里和谐相处。这里没有乞丐，没有牛粪，更没有打架斗殴现象，卫生好得很，人人讲礼貌，可以鞠躬，也可以握手，当然也允许拥抱。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
第三产业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明显地占有优势。著名的外资银行几乎都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甚至开展了保险业务，清廷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很早就在这里设了分行。这种局面导致四乡的游资很快地往烟台集中，甚至栖霞的土财主也到烟台来投资金融。这里的仓储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当时的西郊是一片栈房，代理货运的规模很大。20世纪之初统计，只有57000人的烟台街上竞有各种档次的客栈310家，最大的客栈可以同时接纳500多人，从业人员1100多人，另外还有兼营旅店业务的大烟馆430家，从业人员1200多人。
城市的新兴行业，如报关业、经纪业、转运业也都涌现，报关业从最初的只有五六家到光绪末年发展到30多家。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近代邮政，烟台是中国最早创设邮局的5个城市之一，l885年就有了电报线路；1910年就有了市内电话。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结合最佳
一
胶东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是美名远扬的“胶东子弟兵”。据统计，l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时，胶东地区就有44628名青年志愿参军。l947年，在“保家、保田”“捍卫土改胜利果实”“上前线、把大门、爬山头、杀敌立功”等口号下，开展了两次大参军运动。莱阳县赤山区共有32个村庄，就有800多名青年报名要求入伍，经审查批准参军者458人，当即编成了一个营，即当时闻名全国的“赤山营”，福山县谭家庄区黄山村128名民兵集体入伍，编成了“黄山连”。胶东子弟兵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不怕死，能吃苦，善打恶仗、硬仗。据统计，l946年9月至l949年3月，胶东地区共有285839人志愿参军，可以编成55个师。
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当代大禹”的文登籍老革命家林一山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胶东特委书记、胶东区游击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青岛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锦州战役，为了实现毛泽东同志“关门打狗”的战略，全歼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塔山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司令员韩先楚对着林一山哭诉：“部队全拼光了！”林一山安慰他说：“我保证在三天内给你补充五万人。”果然，第二天就有华东野战军第l3纵队数万人乘船到了营l5。后来，这支部队成为一支英雄部队，一直打到了福州。
为了战争的胜利，胶东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胶东大地上，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到通衢交会的大集镇，到处都有烈士的纪念堂或陵墓。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铁与火的斗争长达20余年，英雄的胶东人无愧于这样一个时代。
其次是英雄的胶东民兵。几乎就在日寇的铁蹄踏上胶东这块土地之时，胶东民兵就开始驰骋沙场了。后来，胶东民兵自成战斗序列：县里有县大队，区上有区小队，村里还有民兵在站岗、放哨，都接受军分区、军区的统一指挥，只要战斗需要，他们就会配合主力，毫不逊色地担负起战斗任务。平时是组织严密的地方卫戍部队，同时还是野战部队的重要后备兵源。后来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大都升格为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了。
不妨以海阳县的民兵为例加以说明。海阳是著名的“地雷战之乡”。而地雷战又正是海阳民兵在严酷的l942年反扫荡中发明创造的。八年抗战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多次，毙伤俘敌1500多名，缴获各类武器600多件，涌现出县级以上英雄模范500多名，其中有11名爆破大王。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荣获“全国民兵英雄”称号，都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爆炸大王。
再次应当说到胶东的支前大军。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共动员了260余万人次参加支前活动，临时组织的脱产子弟兵团就有129个，l5万余人，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物有物。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l946年下半年，参加支前民工11.4万人次；次年，达到了20万人次。这年的担架队有7000副担架，小车队有l5000余辆小车。车轮滚滚，随着大军过黄河、过长江，一直推到了国民党总统府、南京路。莱阳有一个唐和恩，从家乡出发时，随身携带着当年讨饭用的竹竿，一路上把经过的村庄、地点逐一刻在竹竿上。当支前结束时，已经刻上了88个地名，原来已经历经四省27县，行程已经达2000多里，“一根竹竿走万里”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见证。
还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胶东的娘子军。查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来没有看过妇女如此“巾帼不让须眉”，压在三座大山下面的妇女竟然如此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她们在战斗中成长为一代豪杰。在支援前线中妇女们做出了独特贡献。胶东部队在围攻海阳时，海阳县群众每天供应白面l0万多斤，绝大部分是妇女赶着小毛驴甚至推着细磨棍磨出来的。在解放莱阳时，莱阳县妇女突击五天五夜，赶制军鞋20000双。l947年，掖县妇女日夜突击，半个月就做军袜22万双。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只要不是残疾，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上了前线，每个村庄的烈、军、工属都非常多，生产重担几乎全压在了妇女的肩上。她们除了完成自家的生产任务外，还要替大量的优抚对象“代耕”“代收”。在战争年代，胶东没有撂荒的土地，广大妇女实在功不可没。
什么叫“战争年代那一股劲”？就是全民同仇敌忾，具有统一的钢铁意志，焕发出来的政治激情恰似熊熊燃烧的火焰，足以吞噬所有邪恶。从来也没有过如此深广地发动了群众，可以说没有一个死角。按说最与世无争的是妇女和儿童，可是在战争年代的胶东，最活跃的两支社会力量恰恰是“妇救会”（“妇女救国会”的简称）和儿童团。妇女们在承担了巨大的生产任务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工作，拥军优属的担子也是她们勇挑，尤其是其中的“青妇队”（青年妇女）可说是解放区的中坚。孩子们也都组织起来了，儿童团除了站岗放哨之外，还要充当“小先生”，把在学校里学的知识，马上到识字班里进行传授，这种传授都是在课余到农民的热炕头上完成的。
要说发动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没有能与战争年代相埒的时期了，即使土改与文革时期也相形见绌。
二
胶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主要是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文化，之前是序曲，之后走向了全国。
1937年，胶东像全国一样进入了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日战争。之前，胶东就有革命的火种在地下燃烧，即反动报纸惊呼的“胶东赤患猖獗”。这“赤患”主要表现在1935年11月4日发生的“11·4暴动”，这场被残酷镇压下去的暴动留下了后来天福山起义的火种——昆嵛山游击队。这支队伍的负责人于得水是拳师出身，与尚武文化沾边。智囊人物刘振民（水子）是知识分子，他最早用《苏武牧羊》的小调填新词“黎明之前有星星，胶东酝酿要暴动。”在小学生中广泛传唱。
“卢沟桥事变”之后，胶东迎来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文化的活跃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