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弘光皇帝不敢处死太子，因为在南京城内已经流传着弘光朝廷“欲绝先帝血脉”的大量物议，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弘光有所畏惧，尽管绝对不肯承认太子的真实性，但是暂时又不敢杀人灭口。
太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南明小朝廷的危机，果然“天下大乱”了。
二
“政治魔术”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权力遭到挑战的时候，必须制造事端。制造事端的借口内乱外患皆可，但是运用起来，幻妙无穷。南明小朝廷的“历史表演”非常精彩，很是一面镜子。按说，那时的外患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连首都都被异族占领了，只剩下了半壁江山。这是一个绝大的事端哪！弘光却不用。因为制造事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手中的权力，真的用“保家卫国”的“理念”让举国“同仇敌忾”的话，固然可以转移天下的注意力，达到巩固江山的目的。然而以后呢？就箕是继续当皇帝，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大是大非、社会正气，他受得了吗？那些正人君子必然会在朝廷上说三道四，他和他的大臣们还能为所欲为吗？如果不能为所欲为，那还要权力干什么？所以，弘光皇帝卑就“亲自”指定了“外交政策”，就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刚刚建立了新政权之初就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企图与大清国谈判，两国“划江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这种事实上的“外交承认”多尔衮并不买帐，只是因为一时兵力抽不出来，才暂时没有杀了北符的使节而已。那个莱阳人氏左懋第在宾馆里坐了好长时间的“冷板凳”，也没见着摄政王，连洪承畴也没有见到。
南明小朝廷只能在“内乱”上打开缺口。这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太子事件”直接引发了南明王朝的政治危机。
南宁侯左良玉自汉阳起兵，杀气腾腾，要来南京“清君侧”了。
“崇祯太子，七载储君，确有证据，今乃付之幽囚，天下人人共愤。”理由何其光明正大！
这个左良玉可不得了！他当时驻守在长江中游武汉一带，号称有百万大军。下游四镇的兵力加在一起也绝对不堪一击。
当然，百万大军的说法有些浮夸，但是确实势力非同一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明末著名的骁将。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少孤，不知其母姓，目不识丁却骁勇异常，在辽东与后金作战时，得到了时任兵部侍郎的侯恂的赏识，被荐为副将。
后来，主要的军旅生涯却是与流寇厮杀，特别是与张献忠反复搏斗，屡战屡败，然而又屡败屡战，终于羽翼丰满了。他是靠着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乌纱帽的，深知自己在朝廷的眼里，始终都是个“戴罪立功”的角色，所以，他很注意保存实力。崇祯十三年春，他被重新起用。在玛瑙山一仗中大获全胜，连张献忠的众多妻妾都作了俘虏。这时，如果乘胜追击的话，生擒张献忠真是易如反掌。张献忠派出了亲信马元利对左良玉说：“献忠在，你才被朝廷看重。你的部队多杀掠，你的上司早就对你猜忌多端了，如果没有张献忠的话，你很快就会灭亡。”这左良玉立即心动，不再追击，以致后来张献忠卷土重来，再成燎原大火，把一个武汉三镇焚烧殆尽。
福王立，晋左良玉为侯，荫一子为锦衣卫正千户，目的就是笼络他作为“南都的屏蔽”。这时，他实有兵力八十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卒，每春秋策马武昌诸山，一山旗帜一色，山谷为满，马足动地，声音如雷，数里可闻。
马士英们心惊胆寒：这简直就是“示威”嘛！他们就采取了“阴招儿”：明明知道三镇无粮，原有的粮仓早就被难民劫掠一空，地方官筹粮需要他们下钧旨，他们却偏偏装聋作哑：“你不是能抢吗？看你怎么带饥饿的大兵？”
所以，左良玉的起兵造反名义上是“清君侧”，好像他对皇上无限忠诚似的，其实也只是官逼“兵”反。左良玉要到富庶地区“就粮”。他早就对“中央”刁难不耐烦了，现在有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南京立即陷于动乱之中，几乎就在一瞬之间，冒出来那么多的“反对派”，有真的，也有假的。但是不管真假，都是一律的慷慨激昂。大局即将变动，人人争捞“稻草”，知识分子尤其敏感，焉能不闻风而动？有一个叫孔昭的就跳了出来：“我要跟朱由崧辩论，他的践祚是名正言顺的吗？”
曾几何时，就是这个孔昭争着往朝班里挤，累得满头大汗，好容易才靠着舔马士英的屁股，弄了个一官半职，现在有了风吹草动，他就嫌官小了。公开的牢骚成了未来的政治资本。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真实的“反对派”，这里面的中坚力量是复社诸君子。他们早就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了，这时候就集会结社，出版著作，抨击时政，显得十分活跃。复社新形成的领袖吴次尾和陈定生，充分利用物议沸腾的局面，要真的为天下“以正视听”了。其中有一个叫黄宗羲的，很有号召力。
黄宗羲，是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以后最缺少的就是思想家。像黄宗羲就更是凤毛麟角。当时他还只是一个热血青年，其父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死于魏忠贤的党徒之手。崇祯皇帝登基之后，审讯阉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阉党余孽以及余孽的余孽，众矣！这似乎也是一种中国特色：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是要翻飓风的，否则怎么会有滔天的巨浪？飓风会裹胁许多人，巨浪会吞噬很多人。作为风浪的副产品，就是会产生一大群“政治扒手”。他们人格下作，本事平庸，如果没有风浪为他们提供投机市场，是绝对不会飞黄腾达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珍惜这种机遇，“往往比主子更严厉”，在风浪中得心应手，扶摇直上。然而，一旦风平浪静了，他们往往消失得很快，甚至改头换面，令被吞噬着的后人想报仇都找不到冤头债主。由上面发起的风浪尤甚，会有众多的条条框框，或者很多的新兴说法来为“政治扒手”们开脱，所以，人们对“政治风浪”趋之若骛，而且争当“政治扒手”。
黄尊素是冤案，当然要平反昭雪。于是就有一个装模作样的审判。黄宗羲闻讯赶到了，二话没说，掏出袖里的利锥，当场就要了那个阉党余孽的命。全场大惊，连主审官都瞠目结舌。黄宗羲侃侃而谈：“此人死有余辜，乃天下共识。他们当年迫害东林党人，又何尝要经过什么程序？先哲不是说过吗，‘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这是为天下除害！”说着，他就割下了仇人的头，提了去祭祀父亲了。
黄宗羲令天下的“政治扒手”们畏惧。
马阮之类归根结底是不怕舆论的，“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们怕的是“军头造反”，枪杆子才是致他们于死地的。果然，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公开表态了，要求善待太子。这无疑是与左良玉“沆瀣一气”，宣布京城的西大门已经洞开，准备迎接左良玉的大军。
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对立的两方头面人物都非常难过。马阮之流自不待说，惶惶不可终日，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马士英正准备如何使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抛出阮大铖来以平息民愤。他们的日子着实不好过了。
问题是钱牧斋。他后悔得不可名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也成了“臭狗屎”。一把年纪了，还做此等蠢事！简直是白活了。
他忝着个老脸去讨好复社故人。甭说，那个风流绝代的如夫人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岂料！又一个风云突变！
天不灭明，那左良玉走到江西，突然得了大病，“吐血斗余”一命呜呼。部下早已啼饥号寒，这时就作鸟兽散。
漫天的乌云都散了，马阮们“有惊无险”。
阮大铖最怕遭“二茬罪”，却偏偏喜欢让他人遭“二茬罪”。他是个“政治人物”，向来是“嗜血成性”的。在他“韬晦”的岁月里，已经被东林党人及其余孽们窝囊了太久太久了，早就恨得咬牙切齿，愤愤地想报复了。是的！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天生就是活该挨整的，谁叫你们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事儿都要大发一通议论？天下的事是让你们多嘴的吗？你们硬要多嘴，就活该掉脑袋！你们的子孙有什么可以发怨气的？可好！怨气竟然发泄到了我的头上，我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度日如年，熬过了苦难岁月，迎来了我的春天，该报复了，早该报复了！马相老是压着说“时机未到”，“时机未到”，等待“秋后算账”。可好，秋天未到，寒冬先至，一场寒流差点把人吓死。现在，“金色的秋天”来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等待了。他面孔狰狞，声嘶力竭，多次喊叫：“除恶务尽。”一个几乎被忘掉的老家伙突然成了耀眼的“政治明星”，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凶猛得不可名状。
按照“政治戏法”的惯例，首先要制造气氛——足以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怖的气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幕。
阮大人坐在轿里，瞥见街头贴着一张广告，上面有“复社”的字样，立即喝令：“停轿！”轿刚停稳，他又指着那广告下令：“揭来我看！”
长班立即揭来，战战兢兢地呈了上去。阮大人不看，只说：“什么广告？读来我听。”
长班并不识字，随从马上接了过去，读道：“《复社文开》，陈定生、吴次尾编选。”阮大人立即勃然大怒：“反了，反了！这复社乃东林余孽，是地地道道的乱党。哪个坊官竞有如此斗胆，居然敢印行他们的著作？立即把坊官给我抓来！”
随从颇为作难，这抓人的事毕竟是七品县令打发衙役去干的事，怎么能教朝廷大员亲自动手？他就赶紧招呼县令。
县令来了，一听说是让他抓人，马上谄媚地说：“卑职是极会拿人的，大人尽管放心。说拿哪个就拿哪个！”。
然而，阮大人却是要他拿逆党：“这坊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逆党！竟然敢通同复社的大小头目出什么《文开》！分明是要挑唆一般恶少反对朝廷。这种乱党还不快抓，等待什么？”
县令是个老成持重的人，就说：“《文开》是乡会房墨，每年科场之后都要出一部的——”
“胡说！”阮大人喝断了县令，“只这刻印《复社文开》一事，就是犯法不小。眼下访拿逆党，朝廷功令森严。你容他们选书，还敢利口狡辩，难道不想活了吗？”
吓得县令立即“扑通！”一声跪下了，浑身筛糠，连连地说：“不该小人的事，访拿逆党是镇抚司的专职。小人人轻权微，不敢越权。”
阮大铖在内心里冷哂：“又一个‘趁火打劫’的，借机捞个一官半职的。好吧，我成全你！”
于是他宽宏大量地说：“你站起来吧！听我说话。我奉圣上的旨意，给你这个权力。不过你要听明白了，这是一个钦定的御案！有关人犯一个都不准走脱了。”
县令一听，“扑通！”一声又跪下了：“谢大人的不杀之恩！卑职一定竭尽全力，编织天网，对一干人犯，务求一网打尽。决不苟且！”
“子日，听其言而观其行，我将看你的表现。朝廷自会论功行赏的。”
阮大人说完了，又语含威胁地补充了一句：“抓错了，你看着办；放跑了，我看着办！”
这很可能是“超级政治”的真谛之一，即所谓“治”与“乱”的辩证法。他们得到权力之后，当然谋求“大治”以求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受到威胁，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挥舞屠刀；如果遭到挑战，那最大的法宝就是制造混乱，在混乱中利用各式各样的“痞子”，从官场老朽到无知娃娃，不动声色地或者大张旗鼓地排除异己，屠杀政敌。最后，“大乱”达到“大治”，天下永恒姓朱。
欲达此目的，必须首先破坏法制，哪怕是自己竭精殚虑建立起来的全部法统，更甭说是祖宗传下来的所谓典章制度了。这是因为那些货色都是讲“治”不讲“乱”的。甚至是专门“治乱”的。首先要砸烂它们，然后才有可能实施辩证法。“官场文化”实在是玄妙无穷呀！
三
任何一种政治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他们都要打造一个“政治产业链”。只不过“链条”的长短因时而异。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人只有“作稳了奴隶”和“作不稳奴隶”的两种时代。在前一种时代，几乎所有的“奴隶”都表现为一种“政治冷淡”：“谁当官我都是该在哪儿打水还在哪儿打水。你们选个驴，我听叫唤；你们选个狗，我听汪汪。”所有的官，在百姓看来，是“爷俩比鸡巴——一个屌样”。
“官场文化”是绝对封闭的。别看几乎所有的帝王将相都摆出一副“天下为公”的面孔来，连那个崇祯皇帝在吊死煤山前写的那个衣带诏书上都念念不忘他的“民”；但是，天地良心，除了这一时刻，他什么时候想到了百姓？几乎所有的文人都要装出来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来，但是，皇天在上，他们哪一个不是“官场文化”的“应声虫”？如果不是当高级的或者是低级的“马屁精”，又怎么能当得成所谓的权威？他们绝不肯当民间那些“陋儒”，只能言不由衷。所以，一涉官场，就是绝对的虚假。虚假是官场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过既然“作稳了奴隶”，就跟“政府”无关了，所谓“缴上皇粮不怕官”，“政府”那“产业链”就缩小到了只有公开的部分，庞大的官僚机构再大，也是有法可依，所以才社会安宁。明代多了一个网络，就是庞大的特务统治，确实无孔不入，连官员的“私房话”皇帝都了若指掌。可以说官员的“阴私”都“国有化”了。然而，“作稳了奴隶”的普通百姓依然无动于衷，官府的事，与咱老百姓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