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到鼓槌
“九大”召开的消息传下来的那天夜里，十六岁的少年郑小群被街上突然响起的锣鼓惊醒，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时代如戏，每天都在敲锣打鼓，再敏感的神经也会疲惫、麻木，常常半夜敲起来的锣鼓会令人害怕，却不会让人长久兴奋，要像小孩子过年一样始终兴奋，兴致勃勃，需要有戏子的心情和理由。戏子们听见锣鼓就上台，是因为戏里的人生跟他们全无关系，他们吱吱呀呀唱出来的欢笑和眼泪都是假的。郑小群会拉坠琴，能为唱戏的男女伴奏，他自己要学会唱戏，还需要度过一大半如戏的人生。他年轻、稚嫩，鼻子底下的茸毛还没有变黑，梦里没出现过女人，最早的性冲动由戏台子上的杨贵妃引起。那是个白天，杨贵妃反身屈体，头朝下伸，用嘴叼起力士手上的酒杯，抹了粉的脖子上有细细的汗珠渗出，皇家的长衣服底下露出红绸的裤腿。郑小群惊叹皇帝的女人不凡的功夫，不明白杨贵妃的身体弯成了那个样子，皇帝为什么不来扶她一把。他替女人着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贵妃出汗的脖子，十根脚指头弯成紧张的虫子模样，牢牢抓土，两腿夹紧，下体抽搐，一连四下。杨贵妃直起身子，丢掉嘴上的酒杯，郑小群委屈得差不多哭了。那时候他刚刚上学，酷爱读书和看戏。
街上的锣鼓把郑小群少年的春梦击打得破碎不堪，他还要继续睡觉，连父亲都不允许。三月的寒风从窗户的破洞里钻进来，凌厉如刀，郑小群露在被子外面的肩膀怕冷，他也照睡不误，父亲却用胳膊肘拐他起来。他穿衣服的时候，父亲仍然在责怪不休，怪他不早早地去街上打锣鼓。父亲显然是怪他一个年轻人不追求进步，在如戏的时代里，好青年应该敲锣打鼓，把别人从睡梦中惊醒，而不是人家把锣鼓打响了，你还大睡不起。郑小群像看杨贵妃直起身子丢掉酒杯那时候一样委屈，说：
“我又不知道‘九大’什么时候开。”
其实谁也不知道“九大”什么时候开。“九大”像过年一样，被大家期待，日期却不像过年似的人人皆知，它是个秘密。诺曼底登陆的时间，由艾森豪威尔一个人决定，“九大”召开的时刻，也是由最高统帅一个人择定。开会正如大战，秘密只在心中。谁都在心里念叨，“九大”就要开了，“九大”就要开了。“九大”不仅是一个期待，也像一个标志，一个理想，“九大”开了以后，天空就会升起两个太阳，一个太阳照亮白天，一个太阳照耀黑夜，北极的冬天会像三河的夏天一样温暖；东顶大队的土地上，所有的苞米一棵棵全都长出三个棒子，粗壮得可以让“文功武卫”战斗队拿了，当武器打人；集体的菜园里，茄子长得光滑可爱，让失去爱情的女人不必忧伤；十六岁少年郑小群的梦里，会有女人花枝招展地出现，像杨贵妃反身屈体，用嘴巴叼起酒杯……
“九大”召开的消息突然在春天的夜里传下来，郑小群来不及最先跑上大街，把锣鼓抢到手中。“九大”公报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公社大院里，一根大竿子擎起五个高音喇叭，喇叭口朝着不同方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对男女，在喇叭里大声说话，借了强大的电力，比在耳朵边叫喊声音更大，像大雨铺天盖地，洒向屋顶上每一道瓦缝，土地上每一颗沙粒，所有人都知道了“九大”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把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选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郑小群终于摸到了鼓槌。集体的狂欢在公社大院里开始，像溢出堤坝的河水，向四处漫流。公社驻地的东村街道不宽，盛不下全公社游行的人群，人流便从几个街口涌出，流向了四面八方，满山遍野，锣鼓响彻。郑小群等打鼓的朱金斗打累了，伸手接过鼓槌，打锣的杜邦依然不肯把锣槌让给别人。就算敲锣打鼓不再是为了进步，单单能把人家从睡梦中惊醒，想摸到鼓槌锣槌的也大有人在，不光是郑小群一个人。不停地喊口号，其实比敲锣打鼓更累，唱戏的再高兴，也有唱累的时候。郑小群双槌击鼓，皮鼓背在比他还小的少年身上。缚鼓的麻绳从少年的两只肩膀上勒过，像反绑了一个犯人，少年的两只手抄在袖子里，像怕羞掩藏起铐子，其实他是怕冷。三月的天气，远远不像人的热情那么热，背鼓的少年背上能累出汗来，不干活的手仍然会冷。郑小群击鼓不辍，看着眼前的皮鼓走路，只要他的鼓槌还能击到鼓上，就用不着担心脚会踩不到地上。他是锣鼓班子的指挥，打锣的杜邦却不看他的鼓槌，其他锣鼓手也不看他。中流河两岸不管是欢庆什么，锣鼓敲打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秧歌点儿，不用指挥，闭着眼瞎打也不会打错。倒是打鼓的往往会出错，背鼓的人脚步稍一加快，鼓槌击空，自己便乱了章法。郑小群连连几槌击不到鼓上，知道背鼓的少年脚步加快了。他紧赶几步，仍然击不到鼓上，这才发现，游行的队伍已经离开大道，乱哄哄地跑向了田地里的一眼井——原来是“老贫农”的媳妇小秋云投井自尽了。
小秋云从西流河来。她是淑女，而西流河风习淫荡，极易让人对她产生误解。她是改嫁的寡妇，头发上长时间系了一根白色的头绳。她带一个小女孩改嫁，孩子的头发上倒不戴孝，系了粉红色的皮筋。她不是美得让人叹息的那种女人，她要是不嫁给老贫农，就不会有人为她的命运感叹了。老贫农牙大，颜色不佳，常沾食物装点，让人害愁小秋云面对了这样的牙齿，怎样吃饭和睡觉。小秋云的牙齿可真白，唇红齿白。她让人产生误解，滋生起非分之想，除了她淫荡的西流河出身这个原因，就是她的白齿红唇了。地主的儿子旭生，敢冲破带电的铁丝网篱冲向她，定然是抵不住她红口白牙的诱惑。
小秋云真的吃了旭生。旭生是地主的种子，下在丫环的肚子里，根深苗壮。他没有婚娶，有了小秋云，他的一身力气才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两个人肯定互相鼓舞了，他们的勇气和胆量，才大到了让人替他们害怕，他们自己倒浑然不觉。月色朦胧的夜里，他们两个人手拉手，从胡同里走出来，不像庄稼院相好，倒像城里的情人，被人看见，才把手松开。他们难道没有想到，这样做会被人发现吗？当然了，他们在什么地方颠鸾倒凤，大呼小叫，倒没有人看见，仔细想来，不是在草长莺飞的野地，就是在不烧火的炕上——他们两个人的热情自会把炕烧热，把身体烤出汗来。
就连老贫农本人，也没有被长期蒙在鼓里。老贫农其实并不老，他排行老三，苦大仇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忆苦，取代了老一辈的贫穷资格，成为“老贫农”。他用贫农的眼睛监督地主的儿子，明察秋毫。他发现旭生看小秋云的目光不对劲了，不像黄世仁看喜儿那样淫邪，倒像三月的阳光照抚窗台上的一棵大葱。他拷问小秋云，地主的儿子，眼睛里为什么会射出那样的光？小秋云叫他去问地主的儿子本人。他牙大，声音也大，叫小秋云自己说。他凶神恶煞，用皮带抽女人的身体，留下道道伤痕，供地主的儿子用舌头舔伤。老贫农知道，舌头舔过的伤留不下疤痕。母亲告诉过他，地主的狗咬破贫农的腿肚子，用人舌头舔过，留下的伤痕比敷了门后的灰土留下的疤痕小。自己的舌头怎样才能舔到自己的腿肚子，母亲没有告诉他方法。他屡屡忆苦，说到此，每每语焉不详。
小秋云自杀，找到的依然是传统方法。这是又一例中国人自杀勇气不足的实证。在众多自杀方式中，投水自溺是最软弱的一种。割腕，剖腹，用一杆枪打自己的脑袋，这一些勇敢的自杀方式，在中国人中极为少见。临终仍然无比清醒的大诗人屈原，走的也是水里的死路。水性软哪，一湾水做坟墓，把人的身体悠悠浮起来，给人最后一把温柔，会让亡灵揣起人世的最后一丝怀恋，轮回转世时，不必恐惧人间的险恶，愉快超生。小秋云令人钦佩的，就是她比别的投水者更狠一些，她先把自己的孩子推下水去，然后再舍身跳下，用成熟的女人身体，把小孩子尚未长成的女儿身牢牢地压住。在欢庆“九大”召开的锣鼓声里，没有人听见两个人的身体在水井里击出的水声。如果没有小秋云留在井沿的一只鞋，被人及时发现，打捞，那就需要母女二人的尸体在水井里腐烂，气味弥散，通知人们。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就无法推断小秋云自杀的确切时日了。
老贫农剥下了小秋云的六件衣服，埋葬女人。小秋云投井自杀，穿上了她的全部衣服，一共七件，一件件套叠，衣扣紧扣，无懈可击。她穿着七件衣服躺在井旁，欢庆“九大”召开游行而来的人，没有看见她被水泡过的肌肤。投井自杀的女人，跟投海而亡的女人绝不相同，投海的女人衣服穿得再多，海水晃漾不止，也会把她剥得光溜溜的。井水无力，也无色心，女人穿多少衣服，都会原样穿着，体体面面。老贫农让小秋云穿着一件湿衣服下葬，小秋云的娘家来人，没有计较。两个女人互相搀扶，哭送小秋云。哭声是真的悲痛，却很单调。报庙的夜里，也是两个人哭号，坐在南大院里开会的人能够清楚地听出，她们已经没有眼泪了。
盖个大屋子开会
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排除干扰，再念一遍“九大”公报。公报说：“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两个女人的号哭穿过三月的夜空，隔了几排房屋传过来。大院北面的几排房屋，曾经是地主的宅院，每一排房屋都留了穿堂门，地主的丫环托了栗红的木盘，端了茶水和水烟袋，送给地主。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趁号哭的女人喘一口气歇息的时候，念出更重要的公报内容：“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革命委员会主任念到这里停一停，期待着掌声能像大会堂里一样响起来。掌声未起，空中却响了春天的第一声雷，咕噜噜好像推磨。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在乎这声雷不像真的，高兴地说一句公报上没有的话，也像照着报纸念出来的，他说：
“好，春雷一声震天响。”
没有人念出对句。“九大”已经召开，形势飞速发展，“语言革命化”已成明日黄花。在已成过去的“语言革命化”大好形势下，大家见了面，不再问“吃饭了”之类吃喝拉撒睡的事情，张口就是革命化语言。你说“天安门上挂红灯”，我就给你对上“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张三有“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李四就有“又给裤子又给袄啊”相对。大家以此判定对方是否系革命同志，像土匪用“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之类黑话，辨认哪一路溜子。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不识时务，出语冒失，注定了孤掌难鸣，得不到回应。不过，天上打雷倒是真的。杜文朋还没有念完公报，雨就刷啦刷啦地落下来了。小秋云下葬，没有太多的眼泪陪送，老天爷为她哭一场。可是会议却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杜文朋还没有说散会，大家就站起来准备走了。坐板凳的把板凳拿起来，带回自己家里，不坐板凳的，留下乱七八糟的砖块石头，预备下一次开会时再坐。
春雨绵绵，革命委员会主任坐在大队办公室里发愁。自天而降的春雨有利于春耕，备战备荒为人民，却把会议打断，不能把“九大”公报念完。杜文朋眼看着屋子外面扯不断的雨丝，忧心忡忡，他深谋远虑地说：
“得盖个大屋子开会了。”
陪主任坐在办公室里的，是革命委员会少数几个成员，没有人响应他。隔了过去的地主拥有的几排房子，为小秋云哀号的哭声已经消失。白天里一直打锣的杜邦热情不减，附和一下主任，说：
“盖一个嘛。”
杜文朋即刻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拿来。”
杜邦自然知道主任是要钱，他胸有成竹地说：“咱出去淘金。”
这就是东顶大队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打锣手杜邦日后带领老鼓手朱金斗、小鼓手郑小群、老贫农的哥哥老两、美人儿朱萍儿、秀才杜炳成、炊事员康保、离婚孤身的老华等人南下淘金的最初动因。在任多年的党支部书记杜邦早已被打倒。革命委员会成立，新政权执掌大队权柄，杜邦一直没有被结合进去。“九大”召开，林副主席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杜邦还在革命委员会圈子外边徘徊。小秋云自杀，念公报下雨，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想有个大屋子开会，杜邦献策，出去淘金，挣钱盖大屋子，是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朝着“结合进去”迈出的第一步。盖一个大屋子开会，成为“九大”催开的第一朵理想之花，在下雨念不完公报的夜里，绽开最初的蓓蕾，要结成果实，还需要再过一些下雨和不下雨的日子，再过一些开会和不开会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