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为秋天。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带领青年做好事，经常夜战。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就把第二天要刨的地瓜蔓子拔了，不记工分，连谁干的都不让人知道。他们做好事诡秘而又机警，有时候好像偷偷摸摸的。傍晚收工的时候互相看一眼，递个暗号，等上年纪的人睡下了，他们便悄悄地上山了。第二天早晨，他们照样跟大家一样起来上工，不露痕迹。天气渐凉，开始刨留种的地瓜，准备放到窖子里贮存，以便来年春天上温床生地瓜芽。原团支部书记带领青年们继续做好事，不留姓名。有一天，党支部书记杜邦来到夜里拔光了蔓子的地瓜地里说，做地瓜种的地瓜，不应该把蔓子拔光，应该用镰刀割蔓，刨的时候连蔓刨起，绑成一提溜一提溜入窖。这一来团支部书记沉不住气了，忍不住说，新的农业技术证明，地瓜种带蔓入窖，还会消耗养分，而且地瓜蔓腐烂，会接着引烂地瓜，像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汤。杜邦说地瓜蔓烂了，就不能消耗养分，它要是消耗养分，就不能烂掉，新的农业技术简直是矛盾嘛。团支部书记即刻从衣兜里掏出小册子来，让党支部书记看，杜邦把手一摆说，我不识字我不看，团支部书记当即劝党支部书记上夜校扫盲，跟杜炳成学文化。
要是原来的团支部书记不劝杜邦上夜校，杜邦还看不出团支部书记有野心。团组织是党的外围，团支部书记倒不一定非要当上党支部书记不可。夜校是青年人的天下，由团支部书记掌握，党支部书记要是去学文化，拿了石笔，在瓦片上写字，他就不用在开会的时候讲话了。此时南乡的老吕头已经被请来烧制瓦罐，杜炳成一边在夜校里当老师，一边跟老吕头学制陶，做出了后来改盛硬币的笔筒。老吕头烧制的瓦罐，还没有试验出漏水，原来的团支部书记被撤掉，换上了老两。一切全都出人意料，原团支部书记远走新疆，不再回来觊觎故乡的政权了，令党支部书记放心。“文化大革命”爆发，杜邦还是被打倒。成立起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杜邦久久结合不进去。
老两当团支部书记的短暂时期里，最突出的作为，就是在老严家夜校用细嗓教唱“麦苗儿青来”。“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一开始批判杜邦，历数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罪行，排在首位的，是他请人烧制漏水的瓦罐，随后就是他撤掉原来的团支部书记，换上老两，“造反派”为其定的罪名叫“耍猴”。他们举出老两在老严家夜校用细嗓教唱“麦苗儿青来”为例，说把人当猴耍，也就是这个玩法。老两替杜邦说话，说他教老严家青年唱“麦苗儿青来”，是自愿的，没有杜邦的指示。“造反派”怒不可遏，命老两“闭上那个臭嘴”，喝令杜邦老老实实交代：为什么叫老两当团支部书记？杜邦说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老两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他反问大家，东顶村，还有哪一家比老两家更穷？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有谁领着弟弟妹妹挨家门口捡胡萝卜灯碗，晒干了当饭吃？杜邦的这一条理由立刻被打垮，问题就在这里：老三像老两一样穷，拐一个大篓子，跟着哥哥捡过胡萝卜灯碗，为什么不叫老三当团支部书记？说穿了吧——“造反派”一矛枪戳到实质——你是怕老三当了团支部书记，要夺你的权，你是怕贫下中农掌大权！
老三的革命热情就此被激发起来。他还没有娶到小秋云做老婆，一心一意要当“文化大革命”干将，发动了村子里唯一的一场武斗，在地里干活，他动手打了杜邦的老婆。因为杜邦老婆嘎嘎的，笑起来声音很大，他认为走资派的老婆没有理由如此发笑，她分明是在向革命挑战嘛。混战就在地瓜地里展开，地瓜蔓把人绊倒，分不清哪是男人的腿，哪是女人的腿。杜邦夫妇、老三兄妹，扭打在一起，满地乱滚，地瓜蛋和人蛋有软有硬，老三的妹妹专拣软的捏，下手捋住杜邦的蛋，把杜邦痛得哇哇惨叫，脸色煞白，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乖乖缴械。从此后，只要有老三兄妹在场，杜邦老婆就不敢再嘎嘎大笑。老三娶妻，小秋云和旭生手扯手走出满地月光的胡同口，杜邦老婆知道了，也只敢偷偷地高兴，不敢造次。杜邦老婆深深地佩服老三的妹妹年纪不大，就能懂得男人最怕痛的地方在哪里，一把逮住，死不松手。
老两并没有参加那场武斗。他会用细嗓唱歌，擅打文仗，他即便跟柳弦子争夺老严家第一美女严青青，也以文对文，柳弦子自拉自唱，他便用细嗓唱歌，打得再激烈，也不会流血，不能危及生命，蛋子无恙。对手沟水库二期工程，老两没有参加，退出了与柳弦子争夺严青青的战斗，绝不是因为他蛋子受伤不能参战了，而是因为他的腿被冷水冰坏，行走不便，不能拉着大磙子飞跑，给水库铺褥子。
铺褥子
公社书记李玉明戴一顶皮帽子护头，热乎乎的，萌生了修对手沟水库给大山“捆玉带”的理想，亲自指挥，修了个漏水的水库。像东顶的党支部书记杜邦请人烧制漏水的瓦罐一样，“文化大革命”一起，就成了他的第一条罪状。第一次批判李玉明，是在公社开会的大屋子里；第二次批判，就拉到了屋子外面，寒风刺骨，李玉明戴着皮帽子防冷。革命群众不允许他暖暖和和地认罪，革命的耳光把他的皮帽子打掉，让他站到桌子上受冻。他瑟瑟发抖，尿到裤子里立即结冰，彻底认识到水库盛不住水的罪恶滋味。他的皮帽子被台子底下年龄最小的红小兵捡到，用一根指头挑起来旋转，然后轻蔑地丢掉，一脚踢飞，永远消失。从此后他失去了皮帽子护头，泰然经受十二月的寒冷，不再萌生躁热的理想。革命群众命令他戴罪立功，指挥对手沟水库二期工程，什么时候把水库治得不漏水了，就给他一顶新的皮帽子护头。李玉明信心百倍，带领民工给水库铺褥子，只争朝夕。
整个水库工地上，只有李玉明一个人戴了手表。过去了冬天，开始暖和，对手沟崖帮上绽开了野花，李玉明卷起了衣袖。他的胳膊原来是如此瘦细，手表差不多捋到了肘子上，才掉不下来。杂花生树，风光正好，只要有一道银光闪闪，那就是李玉明甩打着胳膊走来了。推着小车飞跑，一抬头有一道银光一闪，李玉明甩打着胳膊走过来；抡着大镢头刨泥，踏在高高的泥帮半腰上，一低头银光闪烁，李玉明甩打着胳膊走过来；把小车偏筐装满泥，丢掉铁锨，转到泥帮能挡住人的地方撒尿，提上裤子银光闪亮，李玉明甩打着胳膊走过来。“天地转，光阴迫”，李玉明戴了手表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在催逼你。地球转得这么快，掉不到比地球更大的海里，就是有一根中轴拴住了它。李玉明满工地乱窜，好像会施分身术，其实他的中心是在拉大磙子那里。
给水库铺褥子，是专治水库漏水的妙方，姓孙的技术员倒说成是他的发明。姓孙的技术员秃顶，会讲故事。他最常讲的故事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说斯大林征兵，手里卡着大烟袋，亲自到火车站送新兵上车，开赴前线。苏联女人舍不得男人上前线送死，轨道上跪下一片。斯大林把大烟袋叼在嘴里，抽一口烟，把手一摆：开！火车的铁轮子就从女人身上碾过去，鬼哭狼嚎。他的故事与水库工程无关，漏水的水库要铺褥子，女人的身体根本不管用。女人要铺褥子，就在炕上，软软和和的。对手沟水库铺褥子，恰恰要硬。把泥一车车铺上去，再拉着大磙子碾过来碾过去，压得像石头一样硬了，再铺上一层。李玉明常在大磙子旁边转，就是因为他认准了，能不能让漏水的水库盛住水，就要看大磙子能不能把褥子碾结实。
地球上从来没有滚过这么大的石磙子，它是县城东北面又出石磨又出石条的石场上，特地为对手沟水库錾制的。它比所有村子碾房里的碾磙子都大，没有哪一头牲口能拉动它。它需要的额定动力是四匹马力，李玉明安排二十六个人拉。像海上拉网，拴两根大绳，大绳上拴细一点的绳子，细一点的绳子上再拴小绳子，人把小绳子挂在肩膀上。大磙子不滚动的时候，绳子丢在“褥子”上，就像两棵砍倒的树躺在地上，枝枝桠桠，旁逸斜出，人就是大风吹落的果子四散了。大绳上没有为李玉明备下小绳子，李玉明来到的时候，一只手抓住大绳，戴手表的一只手甩打出闪闪银光。他瘦细的一只胳膊没有一根马尾巴的力气大，顶多能赶跑马屁股上叮的苍蝇。不过，有他跟着走，大磙子滚动的速度仍然会加快。李玉明不戴皮帽子，依然躁急，他弄来了拖拉机拉大磙子。
巨型拖拉机来自县城，一看那嘎啦嘎啦响的履带，姓孙的秃顶技术员就说，打起仗来，把拖拉机棚拆掉，装上大炮就是坦克。拖拉机不择道路，自己铺路往前走，在没有路的地方碾出一条人走不了的路来，头朝下屁股朝天，侥幸未翻倒。拖拉机手坐在棚子里，眼睛瞪得像坦克手一样紧张，不穿的棉衣搭在皮座子背上，棉衣里被油渍透了，看上去坚硬如铁，没有温情，正是机械的本色。拖拉机开到大磙子跟前，原地扭屁股，掉过头来往后退，钢铁履带把刚刚铺好的硬褥子碾出一个大坑。李玉明立即命令，再倒上两车土。拖拉机不在乎硬软，照走不误。大磙子一晃，没有滚动，十二股绿豆粗的铁丝一齐绷断了，拖拉机自己跑出去，屁股上大铁钩子拖着十二股断铁丝，无所作为停下来。大家感叹拖拉机的力气太大，十二股铁丝都能拉断，秃顶技术员说：“‘东方红’５２嘛，装上大炮就是坦克。”亲自动手把十二股铁丝扭起来，拴上去要拖拉机再拉。大磙子滚动的那一刻，谁也不再说话，小心翼翼看铁丝。拖拉机拉着大磙子从南往北跑，跑到北头划个圈转弯，又拉回来。李玉明最先发现了问题，拖拉机拉大磙子，自然比人拉跑得快，拖拉机履带压一遍，大磙子再跟着压一遍，褥子也会压结实，可是拖拉机履带走过去，先把褥子碾碎了，大磙子随后再走，也压不平。看着满地破碎的痕迹，李玉明用脚跺一跺，用脚尖点着破碎的痕迹，问秃顶技术员，会不会从褥子缝里漏水？秃顶技术员先摇摇头，再点点头，不置可否。不等拖拉机把一床大褥子全部碾碎，李玉明摆摆手叫它停下来，重新换上人拉。为了让大磙子赶进度，又能保证质量，李玉明给拉大磙子的民工提供了特殊装备，每人备一件，就是肩垫儿。
肩垫儿这种专门用来挑担子的装备，第一次为特殊的工程服务，拉大磙子的人披挂起来，非同寻常，看一看，就好像小绳子勒不痛肩膀了。一群人肩膀上戴了灰白色的肩垫儿，好像放羊，李玉明倒不拿鞭子，他还是一只手抓大绳，一只手甩打着，银光闪闪，有时候抬起腕子来看一看，计算时间，表针还是比大磙子走得快。都怨大家不把肩垫儿一直戴在肩膀上，休息的时候就摘下来，替到屁股底下坐着，有人还用一只手拿着，当扇子扇风。只有老康保一个人始终戴着肩垫儿，离开工地，来来回回走路也不摘下来。李玉明要求大家像老康保一样，肩垫儿不离肩膀，大家表示做不到，说一个理由：
“肩垫儿太厚了，有汗透不出来。”
李玉明用脚跺地说：“不漏水正好嘛。”
大家说：“那可热得受不了。”
李玉明用戴了手表的那只手指着老康保，问他热不热。
老康保毫不含糊地说：“一点儿不热，我还冷呢。”
大家哈哈地笑起来，说：“他要是不冷就怪了。”
老康保是拉大磙子的民工中年龄最大的人，热情很高，一直跟着大家走。他背一根小绳走在最前头，脚步坚定，腰杆笔直，肩膀上的小绳时常打弯，不如他的腰杆挺得好。大家不计较他拉不直绳子，他年龄最大，跟着走，能一直走在前头就不错了。他肩垫儿不离肩膀，李玉明喜欢他不出汗不漏水，他自然不妨把肩垫儿当成肩膀上的褥子，可是李玉明也不用指望大家会学习他。李玉明被打倒，戴罪立功，给漏水的水库铺褥子，他远远没有对手沟水库一期工程时的权威了。那时候他号召大家像老两那样，跳到冰水里清基，问老两冷不冷，老两说热，伸了腿叫他摸摸，他的皮帽子——老严家的老吹鼓手大约说得对，只恐是狐皮，不是貂皮——早就没有了，不管是冷是热，都无济于事了，还有屌用？
老康保倒是有了肩垫儿护肩，自得其乐。旧社会他给地主扛活，当牛作马，还没有戴过肩垫儿拉犁驮担呢。解放后他自己做个小买卖，杂七拉八装两个筐子，担在肩上，他也没戴过肩垫儿。后来，他把两个筐子绑在一辆破自行车的货架子两旁，货架子上再添一个筐子，长长的上坡路，他跳下车子推着走，肩膀抵在自行车的车把上，他依然没有戴上肩垫儿。对手沟水库漏水，铺褥子治漏，拉大磙子把褥子碾结实，他有幸参与其中，得到了肩垫儿护肩，他可不能轻易把大好时机放过去。水库工地上，他肩垫儿不离肩膀，离开了水库工地回到家里，他也不摘下肩垫儿。他戴着肩垫儿，从村子东头进村，走进村子西头一条小胡同。刚刚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戴着肩垫儿出来了，肩膀上担了水桶。他不到离家近的水井上挑水，多走一段路，到村子中间的井上去。他戴着肩垫儿汲水挑水，引人注目，一直从春天走到夏天。天气热起来，他脱光了脊梁挑水，肩膀上仍然戴着肩垫儿。大家看常了，不以为奇，只有他自己的老婆看不惯了，问他光着脊梁戴肩垫儿，到底是怕热，还是怕冷？他把肩垫儿上的布带系紧一点儿，问老婆，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老婆说她是真的不懂。老康保按着肩垫儿，用巴掌揉一揉，告诉老婆，说：
“睡觉的时候，你不用手给我捂着肩膀，我不用肩垫儿捂着，有什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