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女人还没出场，先唱一句“摇橹催舟顺流下”，再跟着中国男人手持船桨划上台，方大哥戴了齐胸的胡子，当她的爹爹。革命的船要是能够一直顺流而下，横着走划船的台步就用不上了。革命的岸上，没有李俊那样的大财主提供金子，盖起大屋子开会，让造反派老英雄撩开胡子喝酒。方大哥锚船上岸，还要小心地照料俄罗斯女人，他脚下稍一用力，俄罗斯女人就在船头上起伏身子，像在真的水上一样。这样的身段，倒没用方大哥苦心指教，俄罗斯女人船行床上，就会起浮，有时候她还会反过来，教方大哥一手呢，因为伏尔加河比三河更加开阔，能驶开更大的船。戏台子上的革命不演杀恶霸一节，方大哥摘掉胡子，到淘金人的松木屋子里鼓动大家造反。他一只手在胸前一挥一挥，连劈带砍。他不说革命的炮膛装了空弹，只说军舰上的大炮轰击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让大家误认为，冬宫的大屋顶已经炸毁，替革命害愁。革命还要有个大屋子开会，就得把冬宫的大屋顶重新修复，难怪老毛子还要用中国人帮助淘金。方大哥让大家把胸怀放宽，把眼光放长远，终有一天，革命要把淘金的哈泥船改造成拖拉机，不必把泥吞进肚子里消化，吐出泥浆，屙出金子，而是直接在田野里耕地播种，生出金豆子。中国男人不管在哪一块国土上淘金，都是为了给革命添上一块金砖，所以不必惦念老家的女人，好男儿“江水滔滔往前滚”，以天下女人为女人，有女人就是家。其实外国女人更好。“似这般姹紫嫣红开遍”，叹什么“碧云天黄花地”，“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
方大哥开会讲话，常夹戏文，让不会唱戏的人往往摸不着头脑。不过，爱看戏的郑茂林还是能听得懂。郑茂林不像方大哥那样，娶了俄罗斯女人做老婆，以苏联为家，一心一意革命。他男人的心思漂泊不定，采花无常，随遇而不安，时常想家。三河老家的戏台子上的《打渔杀家》，不会不杀恶霸，男旦装扮的萧桂英也会捏细了嗓子唱，不像方大哥的老婆嗓门那么粗。三河县城的妓女也比俄罗斯女人来得羞怯，她们哪怕是装一装，也让男人觉得，她们需要保护，不像俄罗斯女人，依仗着她们什么东西都大，就认为男人必定要被她们打败，一开始就嚷嚷着直叫“大瓦哩唏”，两只大脚乱勾人家的腰眼，叫男人无法像握中国女人的小脚那样，捉到手里。如果方大哥不是隔了三百里的胶州湾老乡，单凭他娶了俄罗斯“大瓦哩唏”做老婆，甘心让大模大样的老毛子女人整稀哩，郑茂林也不会听他开会讲话了，不管他把手挥得多么高，都没有用处。当然了，郑茂林也不是不知道俄罗斯女人的好处，她们脸上毛孔粗大，心眼也大，不像中国女人的心眼那么小。中国的好些妓女，还会嫉妒嫖客与妻子的房事，方大哥的俄罗斯老婆，就不管男人拈花惹草的毛病。方大哥做票友，常到林子里开会，杂花闲草俯拾即是，学会了横着走划船的老婆就不管他。方大哥有了俄罗斯女人做老婆，四处开会，游走不定，思想也是如此。他自己准备履行革命理想，四海为家，不打算回国了，有一天，倒鼓动中国的淘金人打回老家去。他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华北、华东、青岛和三河，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
“华北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书桌了！”
方大哥张口就是戏文一样的话，让淘金人不明白，打回老家去是为了念书，还是为了找个好洞子继续淘金。郑茂林曾经在乌悠山的圣水庵里念过几天书，很明白再没有地方安书桌，只要找到庙里庵里，就会把书桌安下。尼姑比和尚安静，你只要不随便摸她们的头皮，她们就不会打扰你念书。她们静静地念经，可以跟念书的学生同喝一眼井的水，绝不往自己喝水的井里随便撒尿。学生们摸了她们的头皮，她们气急了，也只会在庵外的草丛里蹲下。倒是念了一肚子书的坏男人，摸过了尼姑的头皮，还会把尿撒进自己喝水的井里，掏出来就尿，一点儿顾忌都没有。越是进了高级的大庙大庵，他尿得越是得意，自以为尿的级别都提高了。郑茂林不知道方大哥要是进了冬宫开会，轮不到他讲话，他还能不能憋住了不尿。方大哥鼓动人家打回老家去，他自己守定了俄罗斯女人不动，他肯定是为了有一天到冬宫去开会，好趁机撒一泡国家级的大尿。从淘金人住的松木屋子到冬宫，也就是一匹马不吃草，跑到累不死那么远。方大哥自己骑马走，俄罗斯女人横着走划船，越不过高山峻岭，他也不会跳下大马，把女人扶上马背，两个人一起走。国家危难，他自己留在太阳早一天升起来的国度，高兴了就唱戏，只唱“打渔”，不唱“杀家”，把恶霸的狗命留下，倒鼓动别人打回老家去杀人送命，就是他把自己的命看得比所有人都高贵。不能听他到松木屋子里开会，说的比唱的好听。郑茂林满心狐疑，暗作决定，只要方大哥不贪恋太阳早一天升起来的温暖，肯丢下胸怀阔大肥厚丰腴的俄罗斯女人，不是自己跑到冬宫去开会撒尿，而是回胶州湾打渔杀家，跟仇人拼命，他就离开藏金丰富的老毛子地回国，在三河县的老洞子里淘金，为打仗的弟兄铸造锐利的矛枪。
这一天方大哥开会，带来了一个秘密的消息，让郑茂林忧心忡忡，终生难忘。他说有一个中国将军来苏联养病，斯大林不打算让他回去了。郑茂林和好多淘金人为中国将军的命运担心，问将军叫什么名字。方大哥轻轻吐出两个字：
“林彪。”
大家从戏文里，从说书的盲人嘴里，听到的两个字姓名的将军叫“岳飞”，林彪将军的名字还没有写进戏文，无人知晓。方大哥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他只知道林彪将军人很年轻，很能打仗，斯大林想用两个红军师换他。方大哥竖起两根指头，像几十年之后新潮男女竖起两根指头，翻来覆去表示胜利，他加重语气，对自己的同胞感叹说：
“两个红军师啊！”
淘金人掂惯了金子和沙石，能准确地掂出一粒金子和一粒沙石哪一个分量更重，可是他们掂不出一个将军和两个红军师哪一个更值钱。“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不打仗的将军，才不需要血流成河淘出来，一个人抵得上两个红军师。也没有人知道，用两个红军师换一个将军，是冬宫里开会作出的决定，还是斯大林一个人吃饭时冒出来的想法。郑茂林为中国将军的身体担心，问方大哥，林彪将军得的是什么病？
方大哥支支吾吾，先说虚，又说痨，到最后含混不清说：“医生也说不准到底是什么病。”
郑茂林总结说：“不管是什么病，也不该到老毛子地来养。”
方大哥问为什么。
郑茂林说：“这还用问吗？老毛子地更冷嘛。”
方大哥搬出“苏联的今天我们的明天”那一套理想化理论，来说明俄罗斯更适合养病。郑茂林犯了三河人固有的犟脾气反驳说，苏联比中国早一天出太阳，只不过把他们的土地北边晒得更暖和，不封冻，适合淘金；早出一天的太阳，会早一天落下去，便于点起松明子，早一天唱戏，让俄罗斯女人横着走划船，跟中国男人打渔，在船头上摇晃身子，不杀恶霸；要说养病，俄罗斯冰天雪地，还是不如中国的阳春三月好，他直通通地问方大哥：
“要是林彪怕冷，怎么办？”
方大哥说，俄罗斯的屋子里用松木棒子烧火墙，怕冷可以不出门。
郑茂林追问一个关键性问题：“他要是撒尿呢？”
方大哥不明白，林彪撒尿，会有什么困难？
郑茂林说：“他能不能对着火墙，掏出来就尿？”
方大哥明白郑茂林替林彪担心什么了，他想也不想，就说出了解决的办法，说：“他可以围一床大被嘛。”
方大哥根本不会想到，他随口说出来的法子，就成了林彪终生的生活方式。苏联的两个红军师一齐撒尿，会涨起伏尔加河大潮，弄翻大船，没有人放在眼里，林彪还是养好病回国，一个人围着大被撒尿，抵过了千军万马。郑茂林一直没有机会看见林彪，不知道害病的中国将军围着大被撒尿，是不是还会怕冷。“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以后，看了电影上的林彪，天气再热也戴着帽子，郑茂林便固执地断定，副统帅就是在俄罗斯养病冻坏了。听了副统帅开会嗓音又尖又细地讲话，郑茂林疑窦丛生：副统帅的嗓音，实在不适宜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倒适合做旦角唱戏，操一柄船桨，横着走划船，只唱“打渔”，不唱“杀家”，他不值得老毛子拿两个红军师换哪。
郑茂林断定方大哥说了假话，戏子的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们把人生当成戏台子，把朋友和“大瓦哩唏”当成看客，自然要说假话骗人。他想从儿子那里得到证实，郑小群却告诉他，那是真的，林副主席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真的想用两个红军师换他，毛主席不肯。郑茂林惊得目瞪口呆，他心慌意乱，说出自己的疑虑：嗓音和撒尿，热天气戴着帽子和横着走划船。郑小群吓得发抖，恨不能把父亲的嘴捂住，他动用少年不成熟的政治经验，告诫父亲：要是还打算活下去，就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郑茂林看着儿子鼻子底下还没有变黑的茸毛，承认了这个现实：他再也不能像在老毛子地淘金的年月那样，为方大哥去冬宫开会的路程有多远操心了，为林彪怕冷不能对着火墙掏出来就尿害愁了，原因还不在于方大哥被捕，死在了西伯利亚的冰窖里，林彪当上了副统帅，而是戏台子上演的戏不再是《打渔杀家》了，小旦脱下了长衣服，老生剃掉了胡子。中国的太阳，比俄罗斯升起来得更早，日子要颠倒过来，再过一回。摸过了尼姑的头皮，想往自己喝水的井里撒尿的坏男人，不必向往去冬宫开会，他要撒一泡高级的尿，自有更高级的开会去处，中流河边开会的大屋子，也会让他诚惶诚恐，想尿却尿不出来，乱抖一气。
带上琴去淘金
开会的大屋子十分诱人，不仅摸了尼姑头皮想撒尿的坏男人梦牵魂绕，革命委员会主任杜文朋也日思夜想。杜文朋没去俄罗斯淘金，不像郑茂林那样见多识广，他知道冬宫遭了革命的大炮轰击，塌了屋顶，他不知道革命的炮膛装了空弹，四万二千颗宝石镶嵌的地图完好无损，冬宫里开会，仍然能决定世界上最大的地图在哪里再添几颗宝石。就在“九大”召开的同一个春天里，苏联军队出动坦克装甲车，登上中国的珍宝岛，坦克履带咔咔响，要把中国的宝岛直接钉到他们的地图上。到了夏天，俄罗斯的白桦林里，像中国的松树林一样炎热，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新疆的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铁列克提地区，几乎是同时，他们又乘船艇，不操木桨横着走划船，启动马达，快捷地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内的八岔岛。冬宫空旷，开会频仍，全世界最大的地图上，四万二千颗宝石闪烁，贪心仍然不足。幸亏没让他们用两个红军师换去我们的副统帅。如果当年交换成功，副统帅指挥打仗，可真为难：他要做内奸，就当不好将军，他占了宝岛，把岛子钉在哪一张地图上，都很难办，他围着大被撒尿，怎么也尿不到那么远，沙岛无用。
有一些话，开会的时候不能全讲，杜文朋也不是全部知道内情。他照着文件上的话说，大致无错。“九大”公报，下雨的夜里没有念完，天不下雨的时候接着开会，没有大屋子也不害愁。可是连最不愿意下地干活喜欢开会的杜文朋，也不敢盼望长久干旱，他也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满可以把大家圈起来，饿着肚子开会，可是他饿着肚子，就没有力气讲话念文件了。盖一个大屋子开会，于是成为一个顺应自然法则的举措。有一个大屋子开会，那就不管下雨不下雨，都可以照开不误，不必饿着肚子盼望旱天了。
六月的一个大白天，原以为可以把会开完，把“九大”以后的文件全部念完了，大雨突降，再一次把会打断。像“九大”公报没有念完的那一夜一样，杜文朋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大屋子开会了。下台的党支部书记杜邦又叫他盖一个。为小秋云送葬的哭声已经远去，墓草黄了又青了。杜文朋没向杜邦伸出手来要钱，他作出了果断的决定，没用开会研究，他说：
“你领着南下吧。”
随杜邦南下淘金的队伍很快组成。郑小群名列其中。他鼻子底下的茸毛已经变黑。收拾远行的行李时，他带上了一把坠琴。父亲大惑不解，说他：
“带胡琴干什么？淘金也不是演戏。”
郑小群满腹沧桑得像一个老人，第一次跟他的父亲说粗话：
“叫花子操腚，穷乐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