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邓小平就属于这样的少数人。因为宁都对于革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所以成为宁都会议的召开地、邓小平被贬后的保护地。如若宁都因此蒙尘，这只能说是历史的误会，世人的谬见。
宁都会议的台前幕后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为解决中共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之间在军事行动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在宁都县东山坝镇小源村召开了一次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来自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参加了会议，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小源是一个依山傍水，山林茂密的大村庄，不但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自然条件便于防空，而且有很多深宅大院。1932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宜黄、南丰前线分散活动，这里便成了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为此，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室就驻扎在这里的榜山祠。因为这里安全可靠，又能驻扎大批人马，而且距瑞金和宜黄、乐安前线骑马仅一两天路程，十分便捷，一旦军情紧急，来自前线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可迅速返回部队指挥行动。所以，周恩来选定这里作为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的地点。
1932年10月2日傍晚，来自瑞金的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准备接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的刘伯承来到小源，与先期到达的前方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合。
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是东道主，因为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所以高兴地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但是，各有心事的八位苏区中央局成员却高兴不起来。
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是带着一腔恼火，手持尚方宝剑，兴师问罪而来的。虽然他们来到中央苏区的时间不一，肩负的使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中央的“钦差大臣”，都负有督促红一方面军和苏区党组织执行中央路线之责。令他们十分不快的是，自进入中央苏区以来，毛泽东多数时候并不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特别是自1932年3月7日撤围赣州后，毛泽东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累累寻找各种理由，对中央向北发展的“进攻路线”，先是“消极怠工”，后则干脆拒不执行。每次开会讨论问题，毛泽东总是固执己见，甚至有时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他们认为，毛泽东这是目无组织，造成了“领导不能统一”，犯了极为严重的“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专去等待敌人来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成见越来越深，觉得毛泽东只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一个山沟沟里的革命者，不但跟共产国际无感情，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无认识，而且对工人阶级不真正了解，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们还觉得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和唐诗宋词等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平时很少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引经据典的总是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说……让这样的人来担负领导苏区党和红军的重任，必然造成错误和被动。他们想通过这次会议，解决前方能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问题，必要时准备搬掉障碍。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备而来，已经做好了剥夺毛泽东红军指挥权的准备。
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主要缔造者，自1929年1月14日与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以来，克服种种困难，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一至三次“围剿”，开创和巩固了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数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土地革命斗争策略和军事战略思想的正确。但令毛泽东感到费解和不满的是，自王明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地位后，特别是自1931年8月起，自己的正确主张和见解却不断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批判和指责。先是中央在给中央苏区的八月指示信和中央九月决议案、十月指示电中，对自己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随后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指责。进入1932年后，后方中央局成员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先后做出了围攻赣州、向北发展等错误决策，自己的正确意见，不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受到了他们的打压。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八九月份以来，他们全然不顾客观实际，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敌人重兵设防的北部出击，进逼抚州，威胁南昌，自己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不断受到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的严厉训斥。虽然自己对错误指令进行了抵制，但长此下去，听任这些脱离实际，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只知背诵马列经典的“左”倾领导者动不动就对前方的军事行动横加干涉，将造成红军行动的十分不便，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毛泽东想借此次会议，解决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问题。
周恩来是1931年12年底来到中央苏区，1932年1月中旬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进入中央苏区后就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不过，他当时却碰到了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既是苏区中央局委员，又是中央三人代表团成员，也就是说，他们三人既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成员，又是“钦差大臣”，周恩来与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定位；二是毛泽东虽然只是苏区中央局委员，但他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中央苏区军民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对中央苏区拥有相当大的主导权，这令周恩来难以全面驾驭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事务。面对中共临时中央、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与毛泽东的矛盾和他们带来的压力，周恩来既不想抗上，也不想“压下”。为此，他满怀苦衷，当博古要剥夺毛泽东的军事决策和指挥权，以推行“积极进攻路线”时，他曾发表文章批评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该分散去打“土围子”，表示要坚决揭发和改正“中央局过去的错误”；但又不主张完全剥夺毛泽东对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权，而且批准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指挥红军东路军和恢复建制后的红一方面军行动。1932年7月中旬，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全权代表身份亲赴前方，直接领导前方军事工作后，因为对前线的军情有了直接的了解，与前方苏区中央局委员，特别是与毛泽东增加了沟通，所以对毛泽东的有些军事行动方案深表赞同，但对有些举措却还是感到不解。为此，周、毛之间也常常发生争论，9月23日他在宁都曾致信后方苏区中央局说：“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立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态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不胜其争论。因在军事行动中，不比平时可发多想多说，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机断专行，在前方可用之于日常事务上，而无法用之于临时紧急处置上）。但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样一来，已定的方案与原则又改变了，又须在另一种标准下进行，以致许多行动并非在一致的路线下执行的，且行动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见，各异其解释。自然到了检阅时，可以做其结论，彼此竟不相侔，结果对于新的方案的执行，也就更不能有一致的见解了。这是目前最中心亟须解决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内心的困惑、苦恼、无奈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后方苏区中央局（主要是任弼时）几经电报反复商讨，最后决定“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会议”，目的是想通过开会，“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不容再有异议”。
朱德是红一方面军的军事统帅，自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便与毛泽东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虽然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有过一时的误会，但古田会议之后，两人的关系却更为密切，朱毛红军的威名由此越来越响，并创建和巩固了中央苏区。此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朱德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不过，行伍出身，历来与党中央领导人少有联系的朱德，是位忠厚长者，精力多侧重于军务，对红军建设和军事行动之外的事，尤其是关于路线争论之事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对于红军撤围赣州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他虽然对毛泽东的主张持赞成态度，但又不想让自己过分卷入争论之中。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说服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赞同前方的军事部署，从而消除毛泽东与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之间的分歧，实现团结一致，共御强敌。
王稼祥虽然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是一个理性务实的人。1931年4月在青塘与毛泽东晤面后，他曾与毛泽东作过一次深谈，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有头脑、有主见、有能力的印象，所以，在后来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时，他给了毛泽东关键的支持。而且，随着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他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不断加深。他认为毛泽东擅于谋略，长于军事，富有经验，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大家应该多听、多尊重、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的盛气凌人很反感。他和朱德一样，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争取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赞同前方的军事部署。
10月3日，由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八位成员环坐在榜山祠内两张拼在一起的八仙桌旁，连续数天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争论。
会议一开始，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不久就显得十分凝重，随后便出现了争论。随着争论加剧，来自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语气越来越尖锐，对毛泽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有时还顺带批评周恩来几句。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这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不时咳嗽几声，除进行过几次发言和反驳外，多数时间保持沉默，但神情却变得越来越倔强。周恩来极力想在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与毛泽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几次发言后被指责为“调和”，浓眉渐渐紧锁，脸上不安的表情越来越重。朱德多次开口表达不同意见，都被中途打断后，紧闭双唇，一脸严峻。只有王稼祥不时站起身，挥舞着双手，大声为自己的主张申辩……
在这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之中，会议共讨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传达讨论了1932年7月21日《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即“中央长指示信”），并“一致同意中央长指示信”。同时，认为苏区中央局1932年6月17日在毛泽东、朱德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符合中央的指示信和指示电精神。因为中央长指示信中对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中央苏区所犯的所谓“政治错误”进行了系统、严厉的批评，并且不点名地指责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6月17日的决议，则表示完全接受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揭露”并批判了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所犯的“错误”。所以，讨论并接受中央长指示信，其实质就是对毛泽东的再批判，为这次会议定错误的基调。毛泽东对中央长指示信和苏区中央局6月17日的决议虽有异议，但为顾全大局，希望以局部的忍让换取大家对前方机断红军行动的共识，因此，出于策略考虑，保持了沉默。
其次，会议对1932年以来红军的几次战役进行了评估和总结。对此，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对攻打赣州失败造成的严重损失，他们却避重就轻地归咎于轻敌和战术问题。发言中，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与周恩来都批评毛泽东在南雄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的错误。宜乐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且遭敌在宜黄之袭击”，“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以前三军团过河西也犯对形势估量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错误”，等等。
毛泽东对上述评价和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坚持认为红军自撤围赣州后，就应向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发展新苏区，红军过去7个月的行动，总体上来说都是错误的。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和周恩来则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和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批评毛泽东一再坚持的“向赣东发展路线”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对执行中央“积极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还指责毛泽东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造成了“领导不能统一”。
第三，对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前方的有关军事部署，认为前方的部署符合中央的“进攻路线”精神。毛泽东也坚持认为，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26日布置部队在宜黄、乐安间分散做赤化工作、待机破敌的训令符合当前实际，是正确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的解释，说他的报告中连“积极进攻”的字眼都没有；认为前方的同志表现出对革命的胜利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存在“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并集中指责毛泽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军事行动方针的主张，是“专去等待敌人来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求“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对毛泽东进行“及时和无情的打击”。面对来自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和压力，周恩来发言并作总结，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电，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同时，既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又指出后方的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的批评。
最后，会议对前方战争的领导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定。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认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而“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则不同意这一提议，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提出两种处理意见：“一是由我负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和朱德也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不满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对毛泽东的批评指责。但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坚持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他们既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更反对让毛泽东负战争总责。
会议开至此，以毛泽东的睿智，早已看清了会议的目的。喜吃辣子、性格倔强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提出的两种办法，无论哪种他都无法得到苏区中央局的根本信任，自己继续留在前方，不但难以发挥作用，反而会加大前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的分歧，给周恩来带来更多的为难。所以，他提出请假回后方治病休养。
随后，会议就此进行表决，“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由周恩来在前方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人事问题，并批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
会后，毛泽东准备离开小源前往长汀福音医院养病。行前，他对前来看望他的王稼祥无奈地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同时，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召开了常委会，专门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主持会议的博古说：“分散工作（指红一方面军在宜黄、南丰间工作筹款一事——引者注）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毛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即周恩来——引者注）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他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的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则说：“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
宁都会议一结束，苏区中央局就收到中共临时中央关于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电报。苏区中央局根据博古、洛甫意见，正式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改由周恩来代理，并于1932年10月12日由中革军委通令全军知照。同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宁都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有严重错误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前所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置，加速了“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特别是会后解除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招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导致中央苏区丧失，其教训十分深刻。
博古到中央苏区后，曾于1934年6月在江西军区司令部机关驻地宁都城北罗家村的李园主持召开过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针对自己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受到的不公平批评提出了申诉。但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强词夺理地强调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时隔近四年后的1936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中曾重提宁都会议一事，说：当时撤掉自己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傲的宗派主义”。
对宁都会议产生的原因，早些年史学界讳莫如深，现在众说纷纭。回顾和分析宁都会议的台前幕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毛泽东与“左”倾领导人军事上长期存在严重分歧是这次会议的主因；二是这次会议的结果有“肃反”，特别是有“富田事变”的阴影；三是这次会议是错误的“赣南会议”的延续；四是这次会议的导火索是毛泽东拒不执行“左”倾领导人的北进命令；五是临时中央政府客观上需要人主持政务成了“左”倾领导人排挤毛泽东的借口；六是这次会议的结果与毛泽东的个性有一定关系。
宁都会议虽然错误严重，却有独特的警示意义。这次会议见证了中共历史的艰难曲折，见证了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走向辉煌，见证了真理认识的艰辛，见证了毛泽东是如何走向成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经历过宁都会议的毛泽东，经过痛苦的思索，最后变得更重视政治策略，更善于团结同志，更讲究斗争艺术，更注重工作方法，更具有人格魅力。从这一意义来说，宁都会议则由坏事变成了好事。
邓小平被贬宁都
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一生曾经历过三次“大落大起”，其人生的第一次“大落大起”就发生在中央苏区，而被“贬”的地方则是宁都。
1931年2月，邓小平首次来到中央苏区。当时他任红七军前委书记，与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崇义。到达崇义后，他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半年后的1931年8月，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央苏区。这次是同金维映（阿金）一起，被中共中央派至中央苏区工作，由上海来到瑞金。
此时，中共瑞金县委的书记是李添富。他在瑞金大肃“社会民主党”，不到半年，一县之地被捕杀者多达435人。后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回忆：当时瑞金“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在这种情况下，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他主政下，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制止住了肃反扩大化，瑞金政局迅速稳定，各项工作走上正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2年7月，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会寻安县委）书记后，他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努力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作为毛泽东主张的积极拥护和执行者，邓小平与时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长的古柏（史称“邓毛谢古”）在江西苏区拥有很高的威信，被人誉为江西苏区的“四大金刚”。他们在工作中不但敢于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敢于在“赣南会议”等场合，公开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是到苏区来“找岔子”的，并且为毛泽东多方抗争。“赣南会议”后，邓与毛、谢、古又互通声气，探讨与“进攻路线”格格不入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等。因此，他们早就成了“左”倾冒进者的眼中钉。不过，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前，他们忌惮邓小平等人在群众中的威信，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还不敢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宁都会议”让毛泽东远离中央苏区最高决策层后，特别是1933年1月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来到中央苏区后，搬掉被视为“进攻路线”绊脚石的邓小平等人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
1933年2月，博古等人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机会来自中共会昌县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罗屏汉于1932年12月21日写给中共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以自我批评的口气检讨说，县委乃至中心县委都存在着严重的“纯粹防御”观念，没有主动向敌人出击，才导致“寻乌事件”（1931年11月，寻乌县城在粤军7个师的进犯下，因敌我力量悬殊失守。——笔者注）的发生，并致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一些边区被敌军侵占。报告的这一观点还得到了江西省委的确认。“左”倾领导据此大做文章。1933年2月23日，《斗争》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将“寻乌事件”的发生，归咎于“纯粹防御”、“退却逃跑”。此文发表后，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将邓小平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并于1933年2月28日致信会昌、寻乌、安远县委，严厉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
邓小平奉调来到中共江西省委驻地宁都县七里村后，受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礼遇。1933年3月中旬，李富春派邓小平代表省委前往万泰、公略、永丰苏区巡视工作，解决问题，其工作得到了江西省委的肯定。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的态度，令博古等人十分不满。1933年3月下旬，邓小平返回省委刚汇报完工作，就被博古等人召至瑞金，名义上是参加中共中央局会议，汇报会、寻、安三县工作，实际上是接受博古等人的当面“审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写了一份《会寻安工作检查》。随后，中共中央局绕开江西省委，直接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在邓小平缺席的情况下，对其所谓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旨意，会议改组了会寻安中心县委，对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常委会也进行了改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改由积极反对“纯粹防御路线”的罗屏汉担任。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后，张闻天将自己在会上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改写成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发表在《斗争》第8期。文章劈头就说：“仔细地检查江西一些边区的工作，那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把邓小平当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同时，敲打了万泰、公略、永丰、乐安等边区县党组织，并指令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
在博古、张闻天等人的高压之下，1933年4月16日至4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在驻地宁都县七里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博古带着刚到中央苏区的罗迈（李维汉）亲自参加会议，兴师问罪。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江西省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各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会上，罗迈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了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等人被博古等“左”倾领导者诬指，不仅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这次会议共开了7天。会议期间，罗迈等发动和组织与会者对邓、毛、谢、古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纯粹防御”、“退却逃跑”、“取消苏维埃革命”等错误，是“反党小组织的领袖”。邓小平等人被迫作了有原则的书面检讨，但只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对其余莫须有的罪名则一概不认。会上宣布撤销了邓、毛、谢、古四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
在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因为邓小平等人坚持有原则的检讨，令“左”倾领导者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为此，会后他们又强迫邓小平等人做出第二次、第三次书面检讨，但邓小平等人仍然毫不妥协。邓小平在书面检讨中写道：“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恼羞成怒的“左”倾领导者便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
1933年5月中旬，已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邓小平，背着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南村区接近前线白区，中共中央局领导不放心，怕邓小平在这里工作更易“逃跑”。因此，邓小平到南村没几天就接到命令，要他返回江西省委机关。随后，江西省委派他去宁都县赖村区石街乡（今赖村镇石街村）“蹲点”。邓小平在石街“蹲点”不到一月，又被调回宁都县城附近的樟莲湖乡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他有时连饭也吃不饱。当时在江西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即樟莲湖乡。——编者注）劳动，蔡畅大姐分配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他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指蔡畅和李富春）每人分二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邓小平受到“左”倾领导者打击之后，他的妻子阿金（金维映）也与他离了婚。阿金与邓小平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后来一同被中共中央派来中央苏区，在瑞金结为夫妇。阿金是位精明干练的女革命者，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但在邓小平蒙难之时，她没有顶住“左”倾压力，提出了与邓小平离婚的要求。为了不连累阿金，在瑞金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里，邓小平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不久，阿金嫁给了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长征到达陕北后，1938年她赴苏联治病，1941年殁于莫斯科郊外，年仅37岁。
邓小平的境遇，令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深感同情。当时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已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王稼祥经与总政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商议，决定要邓小平来担任总政秘书长。王稼祥还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催办此事。博古碍于王稼祥的情面，同罗迈商议后，于1933年七、八月间表示同意。1933年九、十月间，务实的邓小平不耐务虚，主动请缨办报。于是，他便担任了总政宣传干事兼《红星》报主编。在他的努力下，《红星》报以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深受苏区军民喜爱，一直办到长征初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决策层，邓小平后来便调任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中央苏区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打击，毛、谢、古还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丢了性命。至今思之，乃令人唏嘘不止。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林伯渠，后来在延安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吟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日月更迭，时序轮回。1972年12月12日，处在第二次“大落大起”间即将复出的邓小平，时隔近40年后又回到了宁都。在黄陂参观考察时，言谈间，他谈及了赤面寨（翠微峰）、大沽、赖村等地和对宁都的印象，说：“赤面寨这地方很险，当年红军打了很久才打下来。”（指1932年2月至1933年1月，红军打土围子时攻克翠微峰一事。——笔者注）黄陂“隔壁有个乡（即大沽。——笔者注），产的油很好。”“我在赖村石街蹲过点，住在一个有戏台的地方。”宁都“这是个好地方，是反‘围剿’中心，很重要，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牺牲了很多人！”由此可见，宁都在一代伟人邓小平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挫折不但没有消磨他的锐气，反而增强了他的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