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战斗战场
1950年，龚远林参加国庆观礼获毛泽东接见（画照）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组成红五军团。这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战工作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认为“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历史将永远铭记宁都起义这一伟大壮举。
败困古城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 “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于1931年2月，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剿”，并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从山东济宁调到江西“剿共”前线。
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1926年5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曾参加北伐。1929年10月至1930年9月，蒋、冯战争爆发，联军失败，冯下野，残部3万余人由原五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接管。在蒋高价收买下，孙投靠了蒋，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辖二十五、二十七共2个师6个旅，孙任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二十七师师长，董振堂任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任七十四旅旅长，李松崑任七十五旅旅长，池峰城任七十九旅旅长，施积枢任八十旅旅长，王恩布任八十一旅长，赵博生任总参谋长。
蒋对这支后脑长有“反骨”的冯系旧部并不放心，千方百计想削弱打击它，调其“剿共”是想让其当替死鬼。蒋命二十五师为左路，二十七师为右路参加“进剿” 。5月22日，二十七师进至位于永丰县东南部与乐安、宁都两县交界的中村。被埋伏在那里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此战高师部大部及七十九旅被歼灭，红军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还有一部无线电台。师长高树勋落荒而逃。
7月上旬，蒋又纠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大“围剿”。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的战略，于8月上、中旬，先后在兴国莲塘、良村和宁都黄陂，三战三捷，又于9月上中旬取得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三战两捷，再次粉碎了蒋的“围剿”。这次“围剿”中，二十六路军划归敌右路集团军，由乐安、宜黄出发，7月20日进占古城宁都。
宁都立县于三国吴嘉禾五年，是千年古县，历史上还曾是州府所在地，古建甚多。被红军打怕了的二十六路军如惊弓之鸟。进入宁都县城后，拆平了城外四周所有房屋、寺庙、祠堂等古建筑，修筑了四道坚固防御工事，并把总指挥部设在位于城东濒临梅江、易守难攻的耶稣教堂，旅以上指挥机关全部驻扎城内，派最精锐的七十四旅驻城中警卫。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得到空前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拥有疆域21个县，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有人口250万，成为全国最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地处苏区腹部的宁都城虽为蒋军控制，但成了一座孤岛，周边全是红区。该军陷入了前进可能被红军消灭，后撤又为蒋军令不容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时正值多雨季节，十天半月见不到太阳。淅淅沥沥的小雨整天下个不停，吃的用的都发霉。二十六路军的官兵都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很严重，加上2万多人的大部队驻扎在宁都城周边，吃、喝、拉、撒全在这弹丸之地，卫生状况十分糟糕，滋生在阴沟、池塘、城壕、茅坑里的蚊蝇多得打结头，日夜铺天盖地袭扰、叮吮着士兵们的肉体。防蚊没蚊帐，防雨没雨具。每天吃霉米粥，喝不洁的水，随地大小便，终于引起痢疾病、摆子病蔓延，瘟疫流行。随军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院的士兵，只有在地铺上辗转、挣扎，痛苦地哀号、呻吟……不到3个月，死亡达数千人，城外的乱葬岗上，布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坟茔。士兵死了，长官不但不同情，反而更高兴，因为可以吃空额。为了发死人财，有的狠心长官甚至把那些还没有断气的士兵强行抬去活埋，坟地中常传来阵阵“救命” 的惨叫。
蒋对非嫡系的二十六路军很苛刻，经常两三个月不发饷。即使发饷也要七扣八扣，将官只能得到百分之四十五，校官百分之六十五，士兵百分之七十。士兵的百分之七十还不能全部到手，常被当官的克扣贪污。
前进有红军阻，后撤蒋介石不准，环境恶劣、疾病蔓延、生活困苦、军心浮动、龟缩古城、何去何从？广大进步官兵在关注它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关注它的命运。
找党定策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和中共有过亲密合作。刘伯坚、方仲如、陈延平、宣侠父、刘志丹、邓小平等曾在其部工作。刘伯坚曾任联军总政治部部长，与官兵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好景不长，1927年，窃据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冯投靠了蒋，在部队中清洗共产党员，刘伯坚被解除职务，余皆遭残酷迫害，只有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潜伏了下来。刘振亚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振亚是山东临清县人，西北军校毕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任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渴望找到党。1931年3月中旬，另一个潜伏在该旅二十一团三营的年轻人袁零，在江西宜黄县二都与刘接上了关系。袁零实名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陕西宁陕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军校学生。“我这个孤雁终于不孤了。”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刘告诉袁：“现在我们好比无舵的船，不知该驶向何方？我曾多次想去苏区找党，但没有关系根本无法进去，现在只有另找途经。我和中共河南省军委仍保持有联系，想请你去中共河南省，将我们这里的情况向党汇报，请党指明方向。”袁欣然应允。
袁很快到了河南，在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与陈立接上了关系。第二天，又遇到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同是西北军校的同学王超。袁把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向两人说了。两人向河南军委负责人方纪纲做了汇报，并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到潢川吉鸿昌部去；二是到二十六路军去。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蒋进攻的重点是江西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是全国革命的重心，也是兵运工作的重点，党在该军有一定政治基础，我们的重点应放在该军。但到底去那里，要请示中央决定。”河南军委即向上海党中央军委写信请示。不久中央来了信，同意王、袁去上海。袁经请示陈立同意，给军校同学李肃去了封信，约其同去上海（后李在上海入党）。三人先住在浙江路中国旅馆，后转移到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第二天下午，与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派来开办“兵运训练班”的李富春、朱瑞接上了头。训练班结束后，三人遵照军委指示回到二十六路军做兵运工作。
这时，正值二十六路军溃退到宜黄县城。王超、袁汉澄、李肃与刘振亚立即召开会议，制定秘密活动计划。决定抓住该军士气低落、沮丧、迷茫的有利时机，利用同学、朋友、老乡、战友、拜把子等方法，在官兵中发展党员。四个党员如同四颗火种，在二十六路军悄悄燃烧起来了。
李肃介绍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屏仁入了党，袁汉澄介绍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学兵连中士班长吕志进、总指挥部执法队长王振铎入了党，王振铎又在执法队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刘振亚介绍七十三旅学兵连长李青云及杨金镗和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入了党。李青云介绍旅部参谋郭如岳、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入了党。王际坦又介绍赵洪志、杨艺林，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等人入了党。王超接上了潜伏在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及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连副熊伯涛的关系。进驻宁都后，罗亚平介绍赵博生入了党。赵入党后又介绍八十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个连长入党。此时，全军党员一下发展到近30人。7月中下旬，党中央指示成立党的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下设士兵、官长支部，刘振亚兼任官长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支部书记。
关于赵博生入党，还有一段小插曲。特支成立后，先后两次讨论其入党问题。赵出生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任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刻苦自励，不喝酒，不抽烟，不贪财，不好色，经常拿自己的薪饷奖励或救济困难士兵，深受官兵拥戴。赵对“围剿”红军不积极，同情革命，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一律给予释放。特支于9月下旬，召开了专门研究赵入党问题会议，决定由王超执笔写一封试探信给赵，测其态度。译电主任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将信夹在了赵办公室桌上的书卷中。一个星期后，赵把罗叫到了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赵拿着信说：“我知道是你送来的，别人进不了我的房间。信我看过了，水平很高。我看不是你写的，但肯定与你有关系。我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引路。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就在我身边，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曾到过上海找刘伯坚部长，结果没有找到，今天终于找到了党。亚平，我找你没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赵的手热情地说：“总参谋长，党欢迎你加入自己的队伍。”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赵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事业紧紧地焊在了一起。
赤化瓦解
根据地党、政、军、民也对二十六路军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写标语、散传单、组织年长的妇女去哨所、茶楼、酒馆同士兵谈话，以及释放俘虏现身说法，开展赤化、瓦解工作。
红军在二十六路军所到之处写满了“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 、“白军弟兄们，你们在山东河南苦战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又来打工农？”“白军弟兄要想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 的标语。由于这些标语对准了官兵的思想，反映了大家心中的愿望，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看了标语后对团副苏进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苏也颇有同感地说：“……剿匪！剿匪！ 开口闭口骂人家是土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土匪’？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来？我才不信哩！”
传单用书信、歌谣、漫画、鼓子曲等喜闻乐见形式，宣传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指明出路及到红军里来的办法。此外还挑选了一些方言好的年长的妇女以卖小食为名，趁机与士兵们谈天、拉家常，从而慢慢将话题转到当白军划不来，不如当红军好，介绍苏区人民翻身做主的美好生活。
在中村战斗中，红军俘虏了27师不少官兵。由于反动派颠倒黑白宣传，起初个个抖抖索索，脸色灰白，双眼流露出恐惧和绝望。红军遵照“优待俘虏” 的政策，让他们吃好睡好，负伤的一律给医治，并宣布：愿留下当红军者欢迎；不愿留的欢送，发给每人三块银洋作路费，敲锣打鼓送出红区，受伤的俘虏还派人用担架抬着送。俘虏们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对天发誓说：“以后打仗，再碰红军一根寒毛，我就不是人！”释放的士兵回到二十六路军后，便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暗地里在兄弟们中谈论着被俘后的感受：“……红军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掏腰包，不抢钱财，对负伤的弟兄尽力救治，是世界上最讲仁义的军队。”留下来当红军的，也秘密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兄弟，诉说着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根据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当红军家属受优待，家中无劳力，苏维埃政府派人给栽种收割。逢年过节，还送鱼送肉慰问。红军官兵平等，粮饷一样。百姓和士兵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有的红军战士还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委员。”有不少士兵听了宣传悄悄投奔红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 “九一八” 的炮声震撼着二十六路军广大爱国官兵的心。大家热血奔涌，义愤填膺，“回北方，打日本” 的怒吼传遍了军营。特支也提出了“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必须抗日，谁阻止抗日谁就是汉奸！”“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抗日热潮在全军涌动。
许多连队纷纷写下请愿书，要求北上抗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也联名敦促孙连仲电呈蒋介石。孙为摆脱困境，也想把部队拉回北方，认为抵抗日寇入侵理直气壮，就给蒋发去电报，说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北上保家卫国，希望批准。并不等蒋复电，命令全军向北开拔，想以既成事实，迫使蒋同意。蒋哪容得几个杂牌军将领如此胆大妄为，遂令设防广昌的嫡系朱绍良师陈兵阻拦。走到离宁都六十余里的湖岭嘴时，蒋的电报也到了，除对孙大加训斥外，严令“立即返回原防，死也得死在宁都”。孙无奈只好撤回宁都。
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遭到践踏，不满情绪更深。孙借口牙痛，把军务交给赵博生，离开宁都治牙去了。高树勋则溜到上海、南京去了。留下的官兵陷入了更加消极、彷徨、绝望中。
特支趁机加紧了对官兵的兵运工作。不想此时突然出现意外：党在南昌的一个秘密接头点被破坏。12月初，特派员王超奉命回上海途经南昌，误将特支重要文件交给了隐藏在交通站的特务。文件中有特支成员姓名，敌人如获至宝。蒋即从南昌行营发来了“十万火急”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被罗亚平截获并交给了刘振亚。
刘立即召开特支会议商量应变措施。赵博生认为情势危急，必须提前起义。会议决定以“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为政治鼓动口号，团结全军将士参加起义。会上作了分工：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下级军官及士兵的鼓动组织工作；赵负责做团结董振堂，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的工作，及妥善应对南昌行营压力。会议结束后，赵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 电报应付蒋，又与罗亚平伪造了一份“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的蒋介石来电，用以找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探其态度。
董振堂，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人，保定军校炮科毕业。董正直爱国，对蒋无休止的打内战极为不满。第二次“围剿”时，董的七十三旅为避免与红军作战，经常搞一些假情报，作为自己迟迟不动的理由。蒋发现后来电严责董：如不改过，军法处置。赵与董为河北老乡、同学，两人关系密切。赵把电文给董看。正好此时董的七十三旅驻南昌留守处被蒋查抄，顿时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董愤怒地说：“这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我们不能任人宰割，不如自寻出路。”“对，我们是该当机立断了。”赵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董：“起义参加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两人一拍即合，商议以七十三旅为主，争取季振同七十四旅一道行动。
季是河北沧州人，保定军校毕业，深得冯玉祥器重。季旅是全军最精锐部队，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该旅第一团的3个营，每人装备有一支手枪、一挺机关枪、一把马刀。该旅又担任着县城防卫，直接影响到起义成败。季反对蒋卖国政策，恨蒋排除异己，若能争取季旅起义，对实现全军起义就更有把握。季与赵、董也是邻县老乡加同学，佩服赵、董的德才。当赵、董出示假电文给季看后，季毫不犹豫说：“妈的，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季兄其言极是。”赵、董立即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争取黄中岳的问题，季拍着胸脯说：“我和中岳是铁兄，和你们两人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黄中岳是河南信阳罗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为一团团长，是季拜把子兄弟。当季找到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时，黄立马表态听季的。
起义酝酿工作也在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紧张进行着。刘振亚利用学兵连教官身份，给士兵们传播进步思想。李青云找到党员骨干王际坦商议，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团结学兵3人，全支部党员要团结30个学兵，由30人带动一个连。宣传委员王铭五擅长书法，借官兵求字代写家信机会，积极联络感情。
12月7日，一架印有青天白日图的飞机降落宁都，原来是行营送来缴获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重要文件《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及蒋介石彻查二十六路军内共产党的“手令” 。赵博生镇静自若应对，再次化险为夷。
旗帜高扬
蒋介石的两次逮捕令，成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导火索。特支与赵博生商定，为确保起义成功，决定派袁汉澄、郭如岳去苏区中央局汇报起义工作并寻求红军的直接支援。
12月6日，袁星夜赶赴瑞金。袁把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及暴动计划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毛泽东做了汇报。朱、毛对暴动给予了全力支持。朱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左权、刘伯坚、李富春，及总参谋长叶剑英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暴动时间定为12月13日夜12时，由季、董、赵互推领导人，暴动后部队编为红军第十六军，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到固村协同领导起义。袁赶回宁都，向特支汇报了中革军委的决定。
郭如岳是董振堂的代表。原来董、季、赵、黄商定联合起义后，从特支得知刘伯坚在苏区，便决定向他们所信任的刘部长写一封信，表达自己与红军联合的愿望，也想借此试探红军态度。郭携带联名信比袁汉澄晚一天到瑞金。是日，刘伯坚接见了郭，并代表中革军委及以个人名义写了回信，对四人的义举表示予“以十万分热烈诚恳的敬礼……”郭回到宁都后把刘的回信给了董振堂。恰巧赵博生也来找董、季、黄，转达中革军委决定，于是大家以散步为名，在城南的一座小山上召开了秘密会议。董拿出刘伯坚的复信给季、黄、赵看，诚恳的回信让大家激动不已。会上，赵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决定并共推季为起义的领导人。这时行营给二十六路军的2万套冬衣、11月份的薪金和经费已运到广昌，如13日起义，这些冬衣和薪饷就无法得到，因此，季提出把暴动推迟到14日举行，同时对十六军番号也有异议，想亲自去找刘伯坚直接商谈。赵深感此事关系重大，提议再次联名写信给刘伯坚，征求刘的意见。季、董表示同意。
赵博生及时向特支反映了这一情况。特支认为这是重大变更，必须向中革军委报告。于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七十四旅副官李达赶往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冬衣和薪饷早点运回宁都；一路由七十四旅代表卢寿椿、特支代表袁汉澄去苏区，请示中革军委和刘伯坚。
袁汉澄于10日到达固村彭湃县苏政府，见到了负责联络指挥起义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袁把急赴苏区的原因说了，三人立即报告了中革军委。军委很快做了答复：同意将暴动时间推迟一天，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3个军。并送来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的委任状：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卢寿椿于11日到固村，把联名信交给了刘伯坚。刘认真阅看了信，针对信中提出的问题，代表中革军委在回信中做了满意答复，坚定了季起义的决心。
12日，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终于到达宁都县城。棉衣和薪饷下发到全军官兵手中。
13日，特支在七十三旅旅部召开了有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等参加的暴动行动会议，对起义分工作了详细部署。决定14日晚上由赵设 “进剿宴”，伺机把赴宴反动军官一网打尽，率全军起义。
14日下午5时，行动开始，起义部队刀出鞘、弹上膛。七十三旅学兵连派人控制了二十五师师部电台，七十四旅派人控制了二十七师师部电台，刘向三带人解决了特务台，郭如岳带学兵连一部控制了总指挥部电台，李青云率学兵连一部控制了部队撤退之城东大街与小东门，刘振亚率特务排控制了抵达苏区的交通线，袁汉澄、王振铎、杨履元组织特务队破坏电话线并负责检查巡逻，七十四旅二团团副吴子罕率部控制了所有城门通道，七十四旅一团三营严图阁营长率部接管了总指挥部的警戒任务，孙步霞领执法队控制了宴会厅。
起义总指挥部“耶稣堂”是一幢两层拱门的“欧式”建筑，小巧玲珑，里面灯火通明。这时，旅、团长们带着护兵，纷纷前来参加总部的“进剿宴”。旅、团长被赵博生迎上了楼，护兵安排在楼下用餐。
楼上大会议室，旅、团长们正互敬着酒开怀畅饮着，宴会厅里烟雾缭绕。赵博生见时机已到，刷地拉开了墙上的地图，只见凡是被日寇侵占的地方，都用红笔醒目地标了出来，一个个粗大的黑箭头直逼关内，昭然若揭着日本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一看见这张图，旅、团长们的酒全醒了，都意识到了这场“宴会”不寻常。赵指着地图简洁明了地讲述了当前中国的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赵激昂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军人，我们本应共赴国难，打击侵略者，现在却在这里打内战，打抗日的红军，而且将我军拖入了死亡的陷阱，为了摆脱灭亡的命运，北上抗日，现在，我宣布全军起义参加红军。” 赵庄严的宣告震动了全场。大家都惊呆了，场上死一般寂静。这时，九连的焦连长带了20多个战士向楼上冲来，一个战士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让手中的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弹“哗啦”一下飞向了天空。“哪里打枪？哪里打枪？”宴会厅乱成一团……二十七师的团长李锦亭、王天顺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腿脚灵便，迅速冲出门从楼上走廊跳下院子中，被警卫的士兵捉住。楼上反对起义的旅、团长们被九连战士控制住了，缴下他们的图章，以其名义下令其所辖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结待命。楼下，七十四旅一团副官柴登榜，率特务排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护兵缴了枪。
一切进展顺利，唯有狡猾的二十五师师长兼七十五旅长李松崑没来赴宴，成了漏网之鱼。负责解决二十五师师部的七十四旅一团一营营长卢寿椿，带着队伍奔袭该师驻地苏家祠，100多名卫兵见大势已去缴械投降。
此时，孙步霞举起信号枪，“砰——砰——砰”，三颗信号弹划破了沉寂的古城夜空，全城各部行动开始了，赵博生挥笔写下了“解放”二字作为口令。
这次起义，除了驻在宁都城北40里的石上的一个团被李松崑带走外，二十六路军的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团，共17000余人，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旭日东升，朝霞万丈。起义部队迎着初升的太阳向苏区奔去。
铸就辉煌
15日，起义部队经赤岭、新庄、老溪、长木到达30里外的宁都固厚圩。当天晚上，起义部队通电全国宣布加入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16日晨，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读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命令，以及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
全军辖3个军（即十三、十四、十五军）、6个师（即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师）、12个团。张少直（张绍毅）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各师师长分别为：郭如岳、李叔泽、边章五、赵志奇（一说李锦亭）、卢寿椿、苏进。18日，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军团政委、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旷朱权（不久改为何长工）、黄火青、左权依次为3个军的政委，欧阳健、刘型、程子牛、李翔梧、高自立、唐天际依次为6个师的政委。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分别任四十四师一三○、一三一、一三二团团长，李青云任四十三师团长。
接着，部队拉到石城的秋溪、龙冈、横冈和瑞金的禾田、九堡、沿坝等地整编。经短期教育、整顿和改造，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以崭新姿态投入到反“围剿”的战场。1932年，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1933年1月，在黄狮渡战斗中，赵博生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6岁。毛泽东赞其是“坚决革命的同志”。为纪念赵博生同志，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在瑞金叶坪建“博生堡”，朱德亲笔题写了“博生堡”名。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五军团参加了宜黄黄陂、东陂战役，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了蒋介石嫡系五十三师、五十九师等部，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时骥。之后东进福建，攻打顺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强大敌人，指战员们英勇作战，战绩卓著。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季振同和黄中岳在长征前夕被错杀。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有 “铁流后卫”的称号。长征初期，打破了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重重封锁，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遵义会议后，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重占娄山关、遵义时，红五军团负责牵制敌人增援，其部一个团成功地牵制了敌人9个团达7昼夜，使红一、三军团顺利消灭了敌人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红军强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英勇地阻击尾追的敌军，坚守阵地达9天9夜，保证了中央红军胜利过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保卫党中央，掩护兄弟部队休整，红五军团的一支部队不畏艰难险阻，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致使红五军团指战员历尽艰辛，三次走过渺无人烟的大草地。1936年1月，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后奉命编入西路军向河西进军，不幸遭到失败。高台一役，董振堂率领部队英勇抗击十倍于己之敌，最后弹尽粮绝，自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牺牲的同志深表怀念和高度赞誉。毛泽东高度评价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曾于1962年发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挥毫赋诗怀念董振堂。
高台战役后，红五军剩余的官兵们仍前赴后继，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成了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如原二十六路军军医姫鹏飞，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原二十五师七十四旅政训处干事黄镇，先后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国务院文化部部长；该师七十三旅学兵连战士王幼平，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旅部司书张永励，曾任商业部副部长；该师七十五旅营长周骏鸣，曾任水利部、林业部副部长。原特支组织委员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原总指挥部执法队上尉副官刘向三，曾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该师七十四旅副官李达，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授上将军衔。该师参谋孙毅、上尉参谋韩振纪及王秉章、孙继先、李雪三均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外还有王谦、王振祥、王蕴瑞、刘放、孙润华、李毅、李化民、谷广善、苏进、汪洪清、侯世奎、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张明远、孟庆山、徐国珍、郭卓辛、黄德魁、曹灿章、靳虎、靳来川、熊伯涛、鲁瑞林等24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五军团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