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夫来到祖国大陆两年，见过白军，此时和红军战士在一起，深感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八角帽、打补丁的土布军装、蓑衣、油伞、草鞋、斗笠、汉阳造、大刀片、红缨枪……这就是红军战士的装备，比之白军要寒酸许多，但两者的精神面貌正好反倒过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白军士兵由于长官克扣、打骂，总是萎靡不振、愁眉苦脸，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生气；而红军战士却很快活，他们经常拉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战员们就都跟着唱——这是一支对使命和前途充满自豪和自信的大军。
正是在训练和士气上有着白军无可比拟的优势，红军才能在人员和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屡战屡胜。
红军干部中，许多人分别到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留过学，有些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果为了自己的前程，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份富足而体面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在确立了信仰之后，为了真理抛弃荣华富贵、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时代精英，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肩负起“国家改造”这样的重大使命。
坚守信念、追求理想，孕育了足以融化所有困难的坚定意志与乐观情怀，承受的磨难便转化成了一种动力。
王学鑫的话犹在耳边回荡：“我们有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引，我们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发动群众，有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一定会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想到这里，李哲夫心潮澎湃：我们是最幸福的中国人，因为我们拥有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献身于完全正义的事业。
——这是李哲夫苏区之行的最大收获，这种醍醐灌顶的灵魂洗礼，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的日本皇民化思想教育彻底地冲刷掉了，不留丝毫残渣，他真正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这不但洗净了他的过去，而且将决定他此后的一生。
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晚上，党组织为李哲夫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
油灯的黄色灯光下，墙上中央挂着一面土布染制的手绣党旗，上面一针一线缝制的镰刀斧头图案栩栩如生。
仪式开始时唱《国际歌》，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致敬，向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接着是党代表致辞，入党介绍人进行基本情况介绍，因为李哲夫情况特殊，这一环节简单略过。然后，李哲夫作为新党员作入党宣誓，他面向党旗，庄严举起握拳的右手，由党代表逐句领读誓词：“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红军时代的入党宣誓词比现在更为简要。）
宣誓后，李哲夫全身热乎乎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希望、热情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世上有什么力量可以压制住这支有文化、有组织、有坚定信念和崇高使命的队伍呢？这样的队伍没有理由会失败，而现在，他正式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党代表说：“我们党目前的任务，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李哲夫在心里铭刻下了这句话：“我的使命和命运都已决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党，属于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
邓发说：“我们这支情报战线的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全体人员都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爱祖国、爱人民，不计个人利益、个人得失，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向李哲夫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第一，对党绝对忠诚，回去后要隐蔽中共党员身份，不要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要急于找党，党组织自会与你联系，要作长期打算，等待时机，不管潜伏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第二，要尽快打入日本特务系统，要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第三，在敌人内部，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谨慎，要敢于、善于随机应变，要抓大不抓小，不能因小失大，必要时可以做一些违背意愿的事，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要真正获得日本人的信任，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那边待下去就是成绩。”
他最后说：“这些话字字千钧，你要好好记住，好好领会！这一次谈话，要管好几年。”
翌日清晨，李克农为李哲夫送行，说：“按时回去，不要再联系任何人，包括王学鑫同志。成功打入日本情报部门内部是你任务的关键所在。你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任何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我给你证明。”
分别时，李哲夫恋恋不舍，李克农紧紧握住这个年轻人的手：“哲夫同志，此去任重而道远，多多保重！”
李哲夫按原路返回厦门的弘善堂，此时晴气庆胤还在山野中跋涉。“广裕兴”商队早已返回，老板一回来就为私带鸦片一事找三宅幸行讨个说法，因为三宅的人情所推荐的两人（“李百福”和“彭阿猫”）都被牵扯在内，“广裕兴”老板想探三宅的口风，毕竟贩鸦片的勾当是颇为不齿的。三宅诅咒发誓没有夹带鸦片，再加上三宅交给的人也没能带回来，“广裕兴”老板不好再说什么，只有悻悻告辞。三宅幸行正发愁怎么搭救李哲夫和晴气庆胤，就在这时李哲夫平安回来，三宅真是喜出望外。
李哲夫向三宅幸行简单谈了苏区之行的情况，李克农已经为他想好了理由：因为他有文化，摆脱走私烟土嫌疑后，苏区有意留他下来当文化教员，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便虚与委蛇，留下来暗中观察当地的民情物产、地形交通，并找机会营救晴气庆胤。估计晴气庆胤已脱险时，他便借口想家，辞了教员的工作回厦门。
三宅幸行连连点头，赞扬他随机应变，不但顺利完成了此次调查旅行，还救了同伴一命。当晚，李哲夫将绘制的往返路线草图交给三宅。三宅看了，镜片后那双三角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晴气庆胤尚未回来，生死不知，李哲夫返校时间到了，便从三宅幸行那里取了一张船票，带着那颗特别的钮扣返回上海。一回到上海，他便按晴气庆胤的话，来到静安寺大西路的大理石大厦，找到了日本经理池田纯久，将这颗钮扣转交给他。
大理石大厦是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直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机关长池田纯久的真实身份是陆军少佐。
池田纯久有着当时日本人不多见的修长身材，鹰目钩鼻，目光冷峻，他1916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步兵科，192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曾以大尉军衔带职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一名中国通。
池田看了李哲夫带来的钮扣，又端详了他一会儿，问清了情况，只说了一句：“噢，明白了。”便把李哲夫打发走了。他自始至终神色冷静，仿佛谈的不是晴气庆胤的生与死，而只是一件如同白菜市价几何这样的平常之事。
李哲夫回到同文书院后，闭门潜心思索，花了十天时间撰写出《赣南农业调查》一文上交给校方。该文看题目似乎只是有关赣南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涉及当地的社会组织、地理民俗、工矿交通等诸多方面，全文两万多字，内容翔实，条理清晰，并附有手绘的地图、示意图和草图若干。其中指出了红军的主要财源是贸易和矿业（并非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是靠搜刮地主老财），以及红色根据地在经济上卓有成效的运作，统筹规划和执行力都比国民党统治区要强得多。
这天，北野丈吉把李哲夫喊进了办公室，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赣南农业调查》，说：“学校很满意你的报告，它填补了历届调查的一个空白。告诉我，你对红军有什么印象和体会吗？”
李哲夫略一思索，如实回答：“这是一支有组织、有信仰、充满活力的队伍。红军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致胜意志，这种在建军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在技术上和数量上巨大优势的敌人。”
北野“嗯”了一声，沉吟片刻，说：“虽然中共的势力还很弱小，但我们不能忽视它。小猫崽子还很脆弱，但长大后，可能是豹子、老虎。现在帝国主要是和南京的蒋介石政府打交道，今后肯定要和中共打交道。你的报告很好，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资料。”
李哲夫明白日本人为什么对远在中国内陆的红军感兴趣，他亲历过经济危机之下民生凋敝的日本，那里和中国一样聚集着大量贫苦工农，而共产主义能带给这些人改变现状最强有力的希望，如果日本和国民党开战，日本军阀们在军事上有自信取胜，但如果日本国内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则这些日本军阀赖以生存的基础将有崩溃的危险，无怪他们对共产主义视同洪水猛兽，这正是一切剥削阶级最惧怕的东西啊！
李哲夫这份实地调查报告立刻得到了同文书院的高度评价，经过整理之后，除了书院保存之外，还被送报参谋本部、外务省、农林省等部门参考。
北野给了李哲夫一个信封，说这是学校对他的奖励。
李哲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正金银行的支票，数额是六百日元——这可是笔不菲的奖赏，这相当于大佐军官三个月的薪俸（当时一日元在日本可以买到一石粮食）。
他退还了这张支票：“日本并不富裕，我为日本工作也不是为了钱。”
北野问：“那是为了什么？”
李哲夫立正回答：“我幼时起便沐浴天皇陛下的恩泽，让旭日的光辉洒遍亚洲大地是我的理想。”
北野点了点头，但还是把支票给了他：“留下吧，这是你应得的。以后，你在工作中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就在李哲夫离开苏区不久，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六十九个师又九个旅，总兵力约五十万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还有上百架飞机助战，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坐阵南昌督战。
李哲夫正在同文书院学习，他从上海的一些报纸和广播中得知，此次“围剿”规模空前，来势汹汹，他十分担忧苏区的安全。
这段时间，王学鑫老师一直没来学校上课，校方只是简单地说他辞职了，但没有说明原因。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李哲夫非常挂念王学鑫的安全，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感到在这种危局之下，王学鑫凶多吉少。
1934年4月，经过十八天的激战，红军苦守的广昌陷落，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军队打开了。随部队前进的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特意拍摄了一组苏区街头共产党宣传标语和墙报，将这些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李哲夫的内心交织着深深的焦虑和担忧，但是，他在苏区接受的命令是“不要再联系任何人，包括王学鑫同志”，所以，他只能将这种不安情绪深埋心底，甚至连王学鑫的住所也强忍着不去探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