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李哲夫又被北野丈吉叫到办公室。
北野丈吉转动着桌子上那个地球仪，地球仪上小小的日本版图连颜色也分辨不大清楚，他问：“你去过南京吗？”
李哲夫答：“没有。”
北野说：“南京被选定为支那首都的这几年里大搞建设，南京的城区、交通和前几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化，你不想去看一看吗？正好外务省有个邮包到了上海，现在公使馆正忙，抽不出专人，就由你带给南京的总领事馆吧。”
李哲夫知道这等于就是命令，说：“明白了。”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馆设在上海，南京所设的是总领事馆。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少都进入了外交部门工作，因此在校生协助外务省工作是常有的事。
北野又说：“南京的中山码头正在扩建，码头至挹江门的马路也在拓宽，修建大型停车场，现在大体雏形已经确定了。你在码头上岸后，要多多留心，码头的引桥有多长、停车场的面积有多大等等，都必须越精确越好。”
李哲夫应了一声“是”。
北野笑了一下：“你到了南京，还要在领事馆实习一段时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得到外务省的赏识，以后可以成为外交官哟，加油干！”
李哲夫到日本公使馆领取了外务省的函件和邮包，开具了证明，从吴淞码头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英国太古公司江轮“黄浦”号。“黄浦”号经过江阴江面时，与顺长江而下的日本海军“浦风”号驱逐舰相遇，“浦风”号为错车强行靠边航行，将沿江岸而行的一艘中国木船撞沉，令人惊讶的是，“浦风”号不但不停船救人，反而加大马力逃离肇事现场。江面上隐隐传来落水人的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在中国的内河，日本军舰不但能够来去自如，而且草菅人命，这令李哲夫深感屈辱和愤懑。
翌日，“黄浦”号抵达南京下关的中山码头。
李哲夫见江面渡轮、趸船、驳船来来往往，码头上栈房林立，人群熙熙攘攘，一片忙碌景观。他慢慢穿过码头，以目测和步测的方法计算码头等建筑物的大小和规模。
李哲夫心里明白，码头这些公诸于众的东西，从情报本身来说价值并不大，而且也早就被日本人搞清楚了，北野丈吉让他去调查这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一个“参照试验”。现在江西国共两军正在鏖战，进一步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他们正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有关的情报。日本人对江西苏区的情况所知甚少，无法判断李哲夫提供的有关情报的准确性，而对于南京的情况日本人是十分熟悉的，因此，根据李哲夫南京之行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和细致性，就可以从侧面大致推断他上一次苏区情报的价值，也能评判他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
李哲夫离开码头，叫了一辆人力车，来到了位于白下路的日本总领事馆。此时天已经黑了，位于鼓楼坡顶上的日本总领事馆是一幢米黄色的日式两层楼房，夜幕中透过庭院中稠密葱茏的树丛，老远便可看到那星星点点浮动着的灯光，像是一团团燃烧着的磷火。
接待李哲夫的是总领事馆的副领事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出生于奈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外务省工作二十多年了，1933年5月由中国东北调来南京，专司对华工作。藏本英明外交经验丰富，对李哲夫十分关照，让他作为见习生担任领事馆书记官友野秀一的副手。
藏本英明住在鼓楼阴阳营，家中还有夫人丽子和两个女儿。藏本喜好剑道，知道李哲夫以前练习过剑道，闲暇时便请他到家来，两人就在后院的草坪上用竹剑切磋技艺，李哲夫很快就和他们一家人熟悉了。
在领事馆工作之余，李哲夫便到南京四处游玩。这里是中国的首都，使得他更有一种好奇心。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这座既有江南古城的风韵、又有帝王之都气势的六朝古都。
此时南京已颇有现代都市的风范：气派的中山大道建成了，一批批风格各异的私家官邸、使馆洋楼建立起来了，中央大学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建计划，小火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在市区隆隆驶过，市中心新街口广场上那枚巨大的炸弹模型则在提示着人们勿忘国耻。南京城真正热闹的是夫子庙的茶社，那时南京有超过三百家茶社，“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描述了这个六朝古都的市民早上去茶馆喝茶、晚上去浴室洗澡的悠闲生活。
蒋介石想要改造国人的精神，首先从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他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声称：必须从用冷水洗脸做起，来复兴民族。“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准则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守时间、爱清洁。在南京，街头执勤队拿着旗子在街上一边指挥人们要靠边行走，一边处罚随地吐痰的人。童子军们纠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饭店用饭的食客也受到监视，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女子的烫发被禁止，要求每日每人要洗手三次，每周要洗澡一次。蒋介石曾旅日留学，对日本那种刚毅、坚韧、勤俭的社会风气感触很深，“新生活运动”即受此启发。但中国不是日本，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李哲夫看到，受到严格限制的时髦女性不再烫发后，干脆留起瀑布一般的披肩长发，轻风一吹，依旧飘逸妩媚。当时民国的流行文化脂粉气很浓，不说女人，就是男人都喜爱带手绢、抹香粉，配西式礼服，电影、文明戏里公子哥儿打扮一概如此，民国建立不过二十多年，原本应该充满阳刚的朝气，但整个上层社会却流行着一股阴风，乾纲不振。李哲夫感到，同样是改造人民的精神，蒋介石只抓住了表面的东西，共产党才是从根子上入手。
李哲夫登上南京高大古城墙，遥望天际白云苍狗，俯瞰城池虎踞龙盘，秀丽的紫金山，妩媚的秦淮河，扬子江浩荡奔流，玄武湖水波滟潋……好个钟山风雨帝王城！他胸襟大开，不禁感慨中华地大物博、山川锦绣，遥想这片故土不知蕴育过多少星河璀璨的人物和文明，想起王学鑫老师的话：“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人数世界第一，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有着四大发明和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说明中华民族不比别人差，可到了近代，为什么老是被别人欺负？”他又想起在台湾读中学时日本老师将臭虫说成“南京虫”，胸中充溢着自豪、心酸、悲愤……诸感交集，一时心潮起伏而不能自抑。
就在李哲夫留连忘返于南京的风土人情时，一件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而他也被卷入其中。
李哲夫清楚的记得事情起于6月7日，一个看似平常的初夏之日。这天，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从上海来到南京视察领事馆，领事馆的官员们一起列队欢迎有吉。有吉是两年前重光葵被朝鲜人投掷的炸弹炸掉一只脚之后，接任驻华公使的。李哲夫在有吉一行中看到池田纯久也在其内。池田身穿黑色西服，戴礼帽，在一行人中毫不起眼，宛如一名普通的随员。李哲夫去年在上海见过池田纯久一次，池田的公开身份是大理石大厦的经理，他不大清楚池田的真实身份，不知道池田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直属的特务机关头目，但猜到他是从事谍报工作的特务，此时见池田混在外交人员中来到南京，不免有些吃惊，见池田并没有向他打招呼的意思，李哲夫只有佯装不识。
8日晚，有吉明公使一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当时，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走上七八个小时，由领事馆书记官友野秀一负责和中国方面协调火车卧铺包厢的安排，李哲夫随之前往车站作为翻译。有吉等人的车队到达车站，领事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等官员一同前来相送，李哲夫发现有吉一行中只有池田纯久不在其中，他感到蹊跷：池田没有跟随有吉回上海吗？他去哪里了？
火车还未启动，月台上，须磨正和有吉话别，车站闹哄哄的一片，李哲夫因为刚忙完，还没吃晚饭，其他人便让他先返回领事馆吃夜宵。李哲夫独自一人回到领事馆，因领事馆大部分人都去了车站，门口静悄悄的。这时，他看见藏本英明离开了领事馆，到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拉到明孝陵。夜已经深了，车夫不肯出城，只说拉到中山门，其意思可能是要求加码车钱。藏本似乎无意与车夫讨价还价，说到中山门也罢，到时他下车自己走。
李哲夫正好在门口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十分奇怪，此时已是晚上10点，南京城灯火齐黯，郊外的中山陵、明孝陵一带更是一片漆黑，藏本身为一个外交官，这么晚去那儿干吗？他向藏本挥了下手，想打个招呼，但藏本表情木然，目光呆滞，对周围的一切都不闻不见，他眼看着藏本一个人上了车，很快便被茫茫夜色所吞没……
藏本英明出事了！
次日上午，日本方面突然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告之驻华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于昨晚突然失踪，怀疑遭到歹徒袭击或受有更大背景阴谋之害，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找回藏本，并对此做出解释。
中国方面不敢怠慢。这天下午，负责此事的中方联络官两人赶到领事馆，求见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他们由李哲夫接待并通报。李哲夫一见这两人的头衔，就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此二人，一为宪兵司令部代表韩文焕，一为外交部代表范汉生。他俩在会客室等待时不停地踱步、搓手，显然十分焦虑。原来，他们是来了解藏本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特征，并索取他的照片，以便翻拍后向各处城关站埠分发。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汪精卫当即令所有军警宪特：“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很快，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乃至中山门城门口的大布告上，都刊登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寻人布告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联合署名，详细说明了藏本的形象特征、寻查标准，附以照片：“藏本英明，四十二岁，身高五尺一寸，体型中等，皮肤清白，圆脸细眼，短发，走路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并言明重赏，对提供确凿线索者悬赏银圆五千，找到藏本者悬赏银圆一万。
10日上午，友野秀一找到李哲夫：“须磨先生有请。”
李哲夫和友野秀一进了总领事的办公室。
须磨弥吉郎五短三粗，唇边留着一撮仁丹胡，他问李哲夫：“藏本失踪那天晚上，你回来时遇见他了没有。”
李哲夫说：“遇到了，看见他雇车出门。”
“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李哲夫心中一动，摇了摇头。经过王学鑫和李克农等人的教导，他已经渐渐养成了遇事爱思考的习惯。藏本失踪已是第三天了，须磨直到现在才询问起藏本的去向，这不合常理。他联想到池田纯久的出现，便推测此事不是寻常的失踪案那么简单。因此，他没有提及所听到的藏本和人力车夫的对话。
须磨点了点头：“待会儿，有中国警方人员前来领事馆了解情况。你们就说，藏本英明性格活泼开朗，出事的那几天没有任何异常。其余的话一概不要说。”又说，“那些中国记者很讨厌，不要跟他们接触，对于纠缠不清者，一律回答无可奉告。”
李哲夫和友野应了一声：“是。”
果然，不多时，首都警察厅的厅长陈焯带着调查科的白方钧探长及翻译随员来到领事馆，询问藏本英明失踪前后的情况。陈焯向须磨说明搜寻藏本的布置和困难，态度恭敬，犹如下级向上级作汇报。须磨板着脸，靠在高背藤靠椅上，两眼上翻，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当陈焯将一些人力车夫的讯问供词拿给须磨看时，须磨鼻孔里“哼”了一声，用日语对旁边的人说：“中国人的话也靠得住？”翻译不敢直译此话，陈焯只好尴尬地陪着笑脸。
询问藏本失踪情况的工作主要由白方钧探长来做。
白方钧三十出头，身材高瘦，长脸细眼，满脸精悍之色。他公开身份虽然是警务人员，但实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的特工。
白方钧向李哲夫询问有关情况，他在领事馆问话时受到一些日本人的冷遇，李哲夫遵照须磨的指示虽然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为人和气，加之一口流利的汉语，让白方钧留上了意。临别时，李哲夫负责送客，到了领事馆门外，白方钧说：“井上先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如果有什么线索，请尽快通知我。”语气十分沉重，将自己的名片交给李哲夫。
这两天，中国军警对南京全城进行大规模户口总检查，同时开始了四郊的侦查，整个城市乱成了一锅粥，警笛四起、军车呼啸，宪兵、警察、特务倾巢出动，布岗加哨，盘查行人，严加搜寻旅馆、车站、码头，梳篦似的全城搜查。李哲夫由领事馆返回住所，一路上即被便衣警探盘问三次。
然而，忙活了两天了，仍是一无所获。
李哲夫从中国方面的态度上，能直觉到此事的严重性，而事态的发展，也的确表明白方钧所说“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并不为过。
6月11日，日本官方的电报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广田外相的“处置训令”：“一、在中国首都所发生之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尤未获判明事件真相与责任之所在，洵所谓为近代国家所未有之不祥事；二、南京政府若无调查事件真相之能力，则日本政府殊难置信其警察能力，而不得不为保护使馆人员生命财产之安全，加以重大考虑；三、当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该案，若有怠于其调查及搜查情形，则将重大的抗议。”
日本领事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要中国方面承担一切后果。须磨弥吉郎还到中国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闹，搞得天翻地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