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交朋友，但朋友首先就得坦诚相见，如果连来意也不肯相告，那还有什么诚意呢？”李哲夫的话一下子打乱了卢成文的设想，他原本想和李哲夫套套近乎，探探口风，再相机行事。
卢成文搓了搓手，和林恒对望了一眼，林恒也没有经验，不知该怎么圆场，气氛有些尴尬。
李哲夫端起咖啡杯呷了一口，静静等待着。
卢成文环视一下四周，觉得不能这么尴尬下去，下了决心，低声说：“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李先生想必已经猜到，我们是抗日的革命组织！”说到这停顿了一下，看李哲夫有什么反应。
李哲夫淡淡地说：“你们胆子倒不小啊。”
“干革命就不怕掉脑袋！”卢成文热切地说，“我们相信，李先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如你加入我们……”
李哲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怎么知道我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是为日本工作的。”
林恒说：“我相信你！”她明亮的眼眸闪动着真诚。
李哲夫似乎被她打动了，犹豫了一下，说：“那我能帮你们什么呢？”
卢成文问：“能不能帮我们搞几张天长节的请柬？去海军俱乐部的。”说完，他和林恒都把期待的目光集中在李哲夫身上。
李哲夫明知故问：“你们想干去吗？”
卢成文说：“就想开开眼界，交几个日本朋友，以往几年，天长节不也邀请过中国人吗。”
李哲夫说：“我考虑一下，三天后，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见面再谈。”
卢成文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兴奋地说：“好，三天后再见！”
就在短短的谈话中，李哲夫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
首先，他对卢成文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小知识分子，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经受过磨砺，就想用轰轰烈烈的手段一夜间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有些失望，想起了甘于默默奉献的桦山四郎，桦山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手拿书卷、一手握刀柄的武士，“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倒幕维新的革命者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亲手砍过人的。这些勇武阳刚的日本知识分子崇尚苦干，脚踏实地，与卢成文这等好高骛远的小知识分子有着截然不同。
“那么，他们是受中共领导的组织吗？果真如此，岂不是联系上组织的一条途径？”李哲夫起初曾有过这样的疑问，暗中跟踪过林恒，发现了他们开会的地点。学生们没有选择在旅馆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开会，而是选择弄堂深处的居民家，看来还是有一定警惕性，但是，李哲夫一眼就看出他们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对保密工作没有概念：学生的交通工具都是自行车，每次聚会时在这小院里车子放不下，就放在门外，一般家庭哪里会在门前摆那么多自行车？而且这么多青年人散会后一起走出来，也不是一般家庭的情景，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违反了地下工作“群众化”的原则。（所谓“群众化”原则，即如昆虫的保护色一样，要使自己表面上同化于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言行乃至细微的生活习惯都要和周围的人完全一样。）显然，这不是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在严酷的地下战线上，这样的错误是不能生存的。
李哲夫意识到，自己对林恒的关注和帮助已经过度了，引起了林恒和她同学的注意，这对于他的潜伏不是什么好事。
卢成文看来是这个学生组织的领导者，领导者是这样，那么这个组织的能力便可想而知。他们想学尹奉吉，但以其经验和能力，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性命危险，到时候，牺牲的就不止一个余明志了！这些青年学生单纯而充满激情，他们还很年轻，今后还可以大有作为，不能这么白白地牺牲掉。必须阻止他们的盲干，这等于是在保护他们。
李哲夫和卢成文、林恒分手后，找到白方钧，向他“告密”。既然卢成文、林恒他们不是共产党，只是自发的抗日行动，而且从林恒出手还钱看其家境很富裕，国民政府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这样一来，不但阻止了他们的冒险，而且也有利于自己继续隐蔽下去。
三天后，当卢成文兴冲冲赴约时，坐在他面前的不再是李哲夫，而是白方钧。卢成文随即被带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问讯。
起初，审讯人员威逼利诱，说得口干舌燥，卢成文就是什么都不说。
有人建议动刑，白方钧知道了，说：“不至于吧，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让我去看看。”
白方钧来到审讯室，说：“我要和这位同学单独谈谈。”支开了其余人员。
他给卢成文递了一支烟：“就算你是共产党，连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都可以归顺政府，你为何不可？如果你不是共产党，更没必要背这个罪名。”
卢成文没有要烟，双手放在大腿之间，双腿夹紧，嘴唇也闭得紧紧。
白方钧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最近刚刚从德国引进了一些器械，都是很先进的，它们可以让人痛不欲生，却又求死不得。其中有一件叫‘酥骨器’，是专门测试人的骨骼含钙量的。含钙高的呢，能坚持半个小时，如果还没到十分钟骨头就哗啦哗啦地响，说明啊，该补钙了。人一用上这个玩意儿，甭管你多壮实，一个小时下来，就驼背得像个虾米，一辈子再也直不起腰板来。”
卢成文把头低了下来。
“这件器械还没开光呢，今天这时辰不错嘛。”白方钧说完便站起身来，作势要走的样子。
就在这时，卢成文把头抬起来了：“我说，可以吧。”
看了卢成文的供词，一个警察嘲笑：“读书读出来的骨气不堪一击。”
国民党当局随即查抄了“上海青年学生救国团”，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来自江苏和上海大中学校的热血青年，许多人家境都不错。警察在他们开会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在那个时代，共产主义信仰作为追求完美世界的新潮事务，引起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但是，经过问讯和甄别，这些只是自发行为，这个组织与共产党并没有关联。因此，正如李哲夫所料，卢成文等人很快便被保释出来了。
虽然遭受过挫折，但信念的火苗还在燃烧。卢成文又悄悄召集一些同学商议，说：“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们得干点实际的，去加入真正的革命队伍！”
林恒的态度很坚决：北上，去找真正的共产党！李哲夫的“告密”使得她伤心欲绝，觉得是自己一时糊涂葬送了组织，决定投身革命的熔炉去洗脱自己的过失。她知道陕北的物质条件很差，荒凉的山坡，贫瘠的黄土地，吃的是黑豆谷子，住的是窑洞，什么都不能和上海相比，但她义无反顾！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下定了抛家远走的决心，令同学们深为感动，在她的感召下，殷秀荷也加入进来，她们成为了北上的仅有两位女生。
1936年冬，卢成文、林恒、殷秀荷一行辗转千里到达西安后，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再由东北军中的进步官兵护送到苏区边界，进入安塞，最后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翌年迁往延安）。这时的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期，红军被数十万敌军围追到陕北一隅，生存环境十分凶险，却依然吸引着青年学生前往献身理想。
这年夏天，李哲夫正式成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职员，官阶为正八位奏任官，相当于军队中的少尉（当时日本的军职、公职、教职是一体的，全部授予位阶，位阶由高到低分为三大类：敕任官、奏任官、判任官）。但他并不是每天都到那个调查室去上班，满铁在虹口兰花巷十五号另辟有单独的研究室，情报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兰花巷就很安静，成为李哲夫的主要工作场所。有什么重要情报，调查室会随时来电话通知他。他到调查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寄来的各种秘密文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诸如“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军部通报”、“军密件”、“机要件”等等……以备研究工作参考。在满铁的诸多情报员中，他的这种优越地位是少有的。之所以能享受到这种优待，是因为他持有陆军省人事局推荐信，是满铁和陆军进行情报交流的联络员。他的真实身份是“陆军通信研究所”毕业的少尉军官，是直属于参谋本部的大理石机关的内线。
李哲夫的工作很繁忙，要翻阅和处理的情报是海量的。
满铁调查部的情报资料，大量的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地理、风俗、交通等各个方面，并收藏在满铁先后建立在大连、哈尔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上海等地的图书馆。这些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搜集的各种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数以万计，还内部印发了数以千计的图书及杂志，它们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堪称上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情报资料库之一（另两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联的克格勃）。这些由经过现代专业化训练的数千名日本调查员们调查、记录、收集、保存下来的资料，成为日本窥望中国的最佳视角之一，从而获得了从深处理解、把握中国社会的可能。
在满铁的情报海洋里，李哲夫如鱼得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到深夜，他意识到，情报分析的灵感靠的是经验的积淀，要在短时间内提高水平，只有靠勤奋，多看、多想、多总结、多印证。只有提高自身的情报水平，才能被日本人重用，等到有一天党把任务交给他的时候，才能不负重托做出贡献。
李哲夫有时也外出活动，这时他的身份是多变的。有的时候，他持有日本同盟社的新闻记者证为掩护。（就在这一年，日本的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讯社合并为同盟通讯社，人员也进行了改组。）记者是间谍最好的掩护身份，因为他可以假借新闻自由之名探查很多事情。有的时候，他是日本外务省聘任的中文译员，外交人员由于有职务上的便利和掩护，也可以探听到许多情报。
“二·二六兵变”后，李哲夫明显地感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烈，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事件，如8月24日“成都事件”，9月3日广西“北海事件”，9月19日“汉口事件”，9月23日上海“出云号事件”，11月14日“绥远事件”，12月2日“青岛事件”……满铁和陆军在对华情报上的交流也越发频繁了。
12月13日凌晨，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李哲夫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拿起了话筒。电话是调查室情报班长小川爱次郎打来的：“西安发生了兵变，蒋介石生死不知！请马上过来开会！”李哲夫一个激灵，睡意全消，他飞快穿上大衣骑车赶到调查室。
很快，调查室的主要干部都已经到场。
西安事变一发生，电台、广播和报社全部被军管，南京呼叫西安的电台毫无音讯，南京政府顿时慌了神。满铁调查部发现陇海铁路只通到华阴，去西安的线路中断了，立刻意识到西安出了大事，但由于事发突然，有关西安的一切消息都被严密封锁，调查室内气氛沉闷，会议上谁也理不出头绪。
不一会儿，正在上海视察的满铁总裁松冈洋佑赶来了。松冈戴着黑框眼镜，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是个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家伙，当年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日本因炮制伪满洲国而受到孤立，他曾作为首席代表趾高气昂地在大会上宣布退出国联，被日本媒体吹捧为“国民英雄”。松冈特别关注情报工作，满铁“大调查部”便是他指使下成立的，使调查人员增至两千多人。他一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便灵敏地嗅出此事必将对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他要求所有情报调查人员发挥平素的积累做出预判：“蒋介石作为支那的最高当权者，他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帝国大陆政策的执行。正因为情况不明，所以才恳请诸君以最快的速度拿出简要的分析和对策。作为国策调查机关的满铁，对此责无旁贷！”
有人低声嘀咕：“会不会有俄国人的黑手？”
松冈洋佑叫道：“不要私下猜测，我要的是切实的报告！”他特别指出，“这是考验满铁调查能力的时候。”
西安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真相怎样？结果又如何？日本人对此还一无所知，但大老板发话了，底下的人只好唯唯诺诺，各自忙开了。
李哲夫最担心的是日本军队会乘虚而入，蒋介石一旦出事，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很可能像无头苍蝇乱成一锅粥，趁火打劫正是日本人历来所擅长的。他思量再三，中午便提交了自己的分析报告，报告简明扼要：
第一，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的抗日分子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第二，事变表明，日本陆军不休的动作已经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西安事变，就是往如火如荼的反日气氛上添柴浇油，应采取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推移的处置。
李哲夫位微职小，他的见解对日本的政策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但却与日本政府的决策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