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在13日当晚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这一决议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和军方的“谅解”。
深夜，松冈洋佑接到东京的电报，得知了政府的决定，他从一叠报告中翻出了李哲夫的报告，划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的见解和上层不谋而合啊！”
西安事变牵动着中日双方的无数眼光。天上，南京的主和派飞来飞去；地上，西安和南京的军队剑拔弩张。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从南京赶到上海，和松冈洋佑、长谷川清海军中将（日本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等人会谈，须磨向他们通报了南京的情况，就如何对南京政府施压协调一致。返回南京时，李哲夫作为译员与须磨同行，去和南京交涉，这是松冈的意思，也是大理石机关的意思，西安太过遥远，满铁和陆军都急于派自己的人到南京去探听虚实，须磨和李哲夫是老熟人，所以也欣然同意。
须磨弥吉郎一到南京，便拜访中国外交部长张群，表示“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他更进一步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提出的容共抗日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南京上海。”李哲夫翻译这段话时暗暗吃惊，这和东京“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的决策是不符的，显然，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杨虎城公开了他们的主张，让日本人改变了方针，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正是国共两党会因此事件达成团结一致抗日。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张群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说明中央军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
须磨怀疑张群的话是为稳住日本的敷衍之辞，但又没有把柄，只得丢下一句话“日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生”，悻悻而去。
李哲夫此前对蒋介石一直怀有敌意，主要是基于蒋的顽固反共立场和对日绥靖政策，但现在却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忧起来。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一爆发，南京政府内部的暗斗便开始转向明争，对处理事变，有三派主张，即：以何应钦、程潜为首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断然手段对张学良予以讨伐；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人为一派，主张和平解决；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及黄埔系、蓝衣社等与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一派，主张想方设法救出蒋介石。哪一派会成为左右时局的决定性力量呢？日本人最希望的是亲日的何应钦这一派。李哲夫和晴气庆胤谈论此事，晴气直言不讳：“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推测蒋介石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最高实权的蒋介石被杀，中国因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那就太妙了。”
很快，大理石机关的机关长池田纯久也赶到了南京，他与一名姓王的便衣副官在使馆内秘密会面，两人都出具了真实身份证明，池田代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王副官则是何应钦的心腹，他带来了何的口信：何即将出任讨伐总司令，调动两个集团军向西安推进，准备派空军轰炸西安，并表示要迎接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池田大喜，表示日本军方对南京的军事行动“给予体谅和支持”。
在一旁的李哲夫心中悚然：如果中国的亲日派与日本人勾结完全控制南京政府，将给中国造成大祸。
客人走后，池田见李哲夫神色忧虑，便问：“井上君，你好像有心事？”
李哲夫迅速调整思绪，说：“噢，我担心何应钦将军不能控制大局。”
池田问：“为什么？”
李哲夫一直注意着中国的广播和报纸，说：“何应钦的军事行动缺乏民意基础和党内支持。现在‘拥蒋’气氛弥漫全国，连历史上多次反蒋的冯玉祥也要求张、杨立刻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他本人还愿为此而充当人质。于右任、孙科等国民党元老，掌握着国民党财政权的宋子文、孔祥熙，掌握着国民党军事权的黄埔系，掌握着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蓝衣社，这些人都不支持何将军。”
池田“嗯”了一声，不再说什么。
李哲夫说这些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多少带有点自己的期望。而事态的发展则恰如他所料。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到达西安，南京与西安的空气开始缓和，随之蒋介石委托宋子文、宋美龄作为政府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在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26日，蒋介石乘飞机从西安起飞，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介石的安全返回令日本人的期待化为泡影。
李哲夫在西安事件的总结报告中写道：“第一，推察蒋介石对于抗日八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第二，剿共战争将会终止；第三，今后，共军及叛军（杨虎城部）的活动将加剧。”他进一步分析：“国民政府不但要应付国内日渐高涨的抗日气氛，而且也感受到国际时局的压力。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上与日本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之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日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支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国民政府既往的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立场将发生变化。”
李哲夫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而蒋介石的对共、对日态度，也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发生了转变。
1937年2月15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会议闭幕的当晚，潜伏于汉口的日本谍报人员便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认为事关重大，急电外务省和军部，满铁调查部也随即转收到了会议内容。
2月至3月，在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张冲、顾祝同等国民党要员会谈。3月16日，蒋介石给顾祝同拍发了一份电报：“特急。长安顾主任勋鉴。亲译转张冲同志。请约恩来兄二十二至二十五日再约地相晤。一切皆要严守秘密。中正铣晨京印。”这是蒋介石在南京发出的密电（“铣”为日期代号），虽然被日方破译，但日本人也只能在一旁瞪眼。
通过日方的各种情报，李哲夫不但切实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还知道国共双方开始走向和解，要一致抗日了。他按捺住内心的喜悦，以一种略带悲观的冷静语气向满铁呈交了又一份时事分析：“第一，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日中合作已无可能，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第二，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但这仅仅是蒋介石的障眼法，以掩盖既定的容共抗日政策；第三，国共两党两军是十年宿敌，双方合作不能很快达成一致。”最后一条有麻痹日本人的深意，看似则是很有道理的。
西安事变后，李哲夫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每每得到印证，得到了外务省、满铁、陆军等日本各方的重视，虽然有些见解是在迎合日本人的口味，但总体上是他素来关注时局、注重积累的体现。为此，松冈洋佑亲自授予李哲夫一柄用满洲出产精铁所特制的日本刀，刀铭“兴亚一心，满铁作之”八字，以示对他的肯定和褒奖。参谋本部也给他发了“恩感状”。
很多人对情报界有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情报工作就是派出间谍到敌人的保险柜里偷来机密文件，事实上，这只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是情报的搜集工作。搜集来的“情报”究竟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必须由情报分析人员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各国情报部门收到的信息往往庞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其中固然含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但也有很多无用的或者错误的信息，所有获取的信息需要加以正确分析才能产生有用的情报。在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里，情报分析才是情报工作的核心。
此时的李哲夫虽然没有在满铁担任显赫官职，但起点已经很高了，他迅速从一个情报搜集员转变为情报分析员，并得到日本高层的认可，这说明他已经进入了日本情报界的核心部门。
但是，李哲夫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他的这些分析是在为日本服务，目的是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是在遵照党的指示：“要尽快打入日本特务系统……要真正获得日本人的信任，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那边待下去就是成绩。”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是联系不上党组织，那么，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独自掌握一部电台和党中央直接联系上该多好啊！
看着黑漆漆的窗外，孤独再一次包围了李哲夫，他感觉自己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高空中的一只断线风筝，这时，他就用王学鑫老师的话告诫自己：“有正确的政治信仰才能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在行走于黑暗之中仍然保持内心的光明。”他一遍又一便地对自己说：“我不是断了线的风筝，不能随便乱飞，我要按照党的指示飞下去，坚持到将这根线交到组织手里的那一天！”
6月4日，对华强硬的近卫文麿组阁登台，中日之间的危局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东京开始流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湖一样的事件。（日本明治维新后改用公历，传统的“七夕”也被定为公历的七月七日。）李哲夫听到了这样的话，起初并未在意，以为这不过是流言，因为如果军队有事变的预谋，是不可能广为流传的。
7月7日，宛平城卢沟桥的枪声传遍了全中国，李哲夫悚然而惊，流言居然得到了事实的印证，可见日本军队猖狂到了何等程度！他愈加关注起各方的信息。
这天，李哲夫翻阅《申报》，看到了一则烟行广告：“可达烟号设在上海大同路第二十九号内，敝号已与美商大美烟草公司接洽，总经理推销，全沪各地计已运到，垂询电话52798……”
李哲夫差点从座椅上蹦了起来——这是在苏区时就约定过的联络暗号！他又仔细读了一遍，该广告自6月起连续刊载，没错，这是党组织在召唤那些与组织失散和长期潜伏的同志。
国共关系缓和后，红军在上海设立了半公开的办事处，所以李哲夫一直在留意这方面的消息。
李哲夫来到租界的公用电话局，拨通了电话。
“请问是可达烟号吗？”
“是的，请问您是哪位？”听来像是一个年轻伙计的声音。
“我找你们老板谈笔生意，请转告他是一位从老家来的客人。”
“请稍等。”话筒被搁下了，一会儿之后，话筒里传来一个中年人略带沙哑的声音，“鄙姓唐，是可达烟号的老板，请问大名？”
“唐老板真是贵人忘事，当年我们在江西还做过买卖的，不记得么？”
“噢，时隔多年，你一提醒我记起来了。”唐老板微微一怔，随即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当时记得唐老板卖的是‘老刀’牌烟，现在还做这个牌子吗？”
“不做了，鄙号现在做‘哈德门’、‘红金龙’、‘白金龙’……老弟对哪个牌子有兴趣？”
“红金龙。”
暗号对上了，唐老板压低了嗓音：“‘红金龙’有现货，你要不要看一看？”
当下，两人在电话里谈好了看货事宜。
翌日，李哲夫来到可达烟号，找到一个戴着蓝布袖套的伙计，他的嘴角左侧有一颗痣，痣上长了三根毛。没错，唐老板在电话里提到的就是他了。李哲夫上前跟他搭腔，拿了一包“红金龙”香烟，然后离开。
李哲夫没有和唐老板见面，也没有和伙计说多余的话，这是为了安全起见。这些商店的职员们，并不全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大部分就是普普通通的雇员。从事地下工作需要大笔的经费，一部分是平常的维持生活费用，如伙食、租房（高层和关键岗位如无线电报务员要租高档的房子掩护身份）、水电费，就连衣服也要多准备几套不同风格的以便乔装打扮；一部分是活动经费，收买情报要花钱，革命志士被捕要花钱请律师、花钱疏通关系营救，印传单要花钱买印刷材料等等。我党地下组织长期使用合法和灰色贸易手段获得重要的器材物资和情报，“以商养情，商情两旺”。开设旅店、药店、烟店，从乡下贩农产品，除了作掩护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自筹活动经费，这样就不需要向中央要钱了，因为中央的经费也很拮据。
李哲夫来到僻静的街道拐角，拆开烟盒，捻碎第三根香烟，从中拿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三天后下午4点整，愚园路百乐门饭店十五号包厢”。
李哲夫用火柴烧掉小纸条，燃起一支香烟抽了几口，激动的心情使得他无法平静呼吸而剧烈咳嗽起来——三年多了，他身边没有一个同志，所交往的都是敌人，所接触的都是阴谋。他像是迷失在迷宫中的幽灵，无所依托，看不到光亮，这种长期的孤独甚至转化为一种恐惧，他害怕自己会一辈子在敌人的阵营中沉溺下去，永远找不回自己的灵魂，永远找不到真正的自己！现在，终于等到了党的指示！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他无时不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