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先王是懂得敬畏人民的。人的身上什么是最敏感的？耳目最敏感。圣人重视人们耳目的敏感，所以最终能获得人民看重，并且名声远扬。我也重视人们的这种敏感。但圣人是用它做好事的，我如果用它来做坏事而又想求得美名，那怎么可能呢！ 就算是爱我的人也是不能帮我得到美名的。毛嫱、西施都是天下闻名的美人，但若满脸怨气，也就不能算美了。如果我本来就丑恶并且尽是怨气，怨气又显现在脸上，口中还出恶言，这样实在是充满了丑恶却还想要美名，这能办得到吗？简直是太过分了。老百姓最憎恶那些太过分的人，所以有所多余就要削减，有所不足就要增加，太满了就要疏泄，太虚的则要充实。”
[实例应用与分析]
有美行才能赢得美名
“《管子》第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针对统治者的“名声”与“所行”的因果关系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与阐述，“应该担心的是自己不好，而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丹青即使藏在深山中，人们也能够了解并把它取出来；美珠即使藏在深渊里，人们也能够了解并把它取出来，所以说我可能有错误的行为，但人民却不会错误地评价我……所以有所多余就要削减，有所不足就要增加，太满了就要疏泄，太虚的则要充实。”
说明人们对统治者的评价都是公证的，而统治者则需要“有所多余就要削减，有所不足就要增加，太满了就要疏泄，太虚的则要充实”，如此，自身的态度端正了，有美行必能赢得美名。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有美行才能赢得美名”。
世上的统治者们，无论是千古明君还是昏庸的亡国之君，无一例外都想赢得美名，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名垂千古、人人颂扬。
没有人不喜欢得到肯定、受到赞扬，这是人之常情。对于统治者而言，人们的赞扬都不能空得，而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功绩才能取得。你态度端正、一心为民，自然人们会从心里面赞扬你；否则，只顾身己享乐、踩在人们的肩膀上作威作福，不以体察民间疾苦，那么，即使人们从口头上赞扬你，从心里也会诅咒你。
因此说，行得正、做得端的，自然会流芳百世；而祸国殃民的，自然会遗臭万年。正所谓“有美行才能赢得美名”。
天下人的眼晴是雪亮的，君主是英明还是昏庸，天下百姓自有公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蒙骗不了天下百姓的眼睛。
要想得到美名，就必需用实际行动去赢得。明成祖朱棣深知其中的道理，以加倍的努力，赢得了英明皇帝的美名。
明成祖朱棣的皇位得来非常不易，可谓是历尽艰辛、费尽周折后，才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帝王身份，非常勤于政事。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应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该有一丝一毫的失误，这样才能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只有能赢得美名，自己的皇位才能够长久。
一次，明成祖朱棣在右顺门看四方奏牍，由于当时精神过度集中，御案上一个镇纸金狮被碰到了案边，险些掉到地上，站在一旁的给事中耿通连忙上前将金狮往里边移了移。朱棣这才发觉，将这同刚阅读奏疏上的国家大事联系了起来：“一个小小的金狮，放在不稳定的地方就危险，放在稳妥的地方就安全，更何况皇位呢！皇位是天下最大的了，更应该时时警醒，将其置于安稳之处。即使天下太平，也不能忘了危险。”
对于朝中政事，朱棣非常尽职尽责，每次朝上忙于政事，往往都来不及沉思，退朝后便“补习”，经常默坐冥想，图谋治国之策，好为天下百姓谋利。
朱棣虽身为皇帝，却处处克己，以求天下大治，百姓归心。他把大臣送上的《大学正心章讲义》反复读了多遍，特别欣赏其中静心寡欲的道理，认为做皇帝的尤其不能有所好乐，应该尽量做到心静而虚，这样才能品行端正，不会招致百姓埋怨。
他时时将自己与天下百姓联系在一起，警戒自己谨慎行事、尽量清心寡欲，不能因奢侈而招来百姓的埋怨。他说：“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
每每一想到天下，他顿时警觉起来，克己之心便占了上风。朱棣身为帝王，仅仅在每年的正月十一日至正月二十日这短短的十天内休息，其他时间几乎没有假日。
一次，明成祖朱棣命宦官去山西采办天花，但很快就后悔了，因为这势必会增加山西百姓们的负担，影响农务，担心招来埋怨，便下令停办了。此外，外国使臣朝贡来的玉碗，他也拒而不受，让礼部赐钞遣还。对于一些平日不常用，府库中又已有的东西，都尽量限制，免得臣子们察其所好后争相进献，于国事无益，只能徒增百姓的负担，为自己招来骂名。
明成祖朱棣的生活过得一直非常俭朴，甚至上朝穿的内衣都破旧了，以至于衣袖外露，可是他补补还穿，侍臣看到后便赞颂其“圣德”。
如此一来，臣下们都改变了奢侈的作风，生活都简朴起来，一时间朝廷上下风气大好。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使国力得到了增强，人们生活也都安居乐业，为他子、孙时期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成祖本人也得到了千古明君的美称，受到古今人们的颂扬。
翻开中国历史，真正英明的、有所作为的皇帝并不多，明成祖朱棣便是其中的一个好皇帝。身为帝王者，为天下百姓着想、为天下百姓谋利的，必然赢得美名。反之，必招致骂名，纸里是包不住火的。
商朝的最后一代君王纣王就是一个招来千古骂名的昏君。他身为皇帝不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只顾自己穷奢极欲，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天下百姓的痛苦之上。
纣王在没有取得王位之前，本是一个相当聪敏、有勇有为的勇士，他很有军事才能，带兵作战能百战百胜，是他带兵平定了东夷，将商朝的文化传播到了淮水和长江流域一带。
但是，在纣王取得王位之后，他内心潜藏着的各种私欲便渐渐膨胀起来，而且穷奢极欲、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于祸国殃民、天下大乱。
纣王继位后不久，就命工匠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大臣箕子知道后，感叹道：“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而要配犀角雕的碗、白玉琢的杯。有了玉杯，其中肯定不能盛野菜汤和粗豆做的饭，而要盛山珍海味才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愿再穿粗葛短衣，也不愿再住在茅房陋室中，而要穿锦绣的衣服、乘华贵的车子、住在高楼广室之中了……这样下去，我们国境内的物品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一定还要去征收远方各国珍贵奇怪之物。从这双象牙筷子上，我就已经看到了以后发展的结果，禁不住为他担心呀。”
果然，纣王的贪欲越来越大了，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他强迫成千上万的百姓为劳工给他没完没了地建造宫殿，并在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专门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鹿台”，把从百姓中搜刮得来的金银珍宝都贮藏在里面。此外，他又强迫百姓为他造了一个极大的仓库，称为“钜桥”，把从百姓手中剥削来的粮食都堆积到这里。纣王的日常生活更是奢侈，他把酒盛在池里，将肉挂得像树林—般，俗称为“酒池肉林”。
纣王和宠姬妲己不仅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对臣子和百姓还施以暴政，并纵容妲己祸乱朝纲，任意残害忠良。纣王的暴行害苦了忠良的大臣们和天下百姓，将整个国家也搞得乌七八槽。他还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来震慑大臣和百姓，妄想以此来镇压各种反抗。凡是诸侯背叛他或者百姓反对他，他就将其抓来放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烤死，这种由宠妃妲己发明的刑罚称作“炮烙”。
在纣王的朝中，邪奸谄媚的奸臣会受宠，而正义的忠臣则往往受到刑罚。对于纣王的倒行逆施，忠良的大臣比干和箕子都非常担心，他们常常苦苦劝说他别这样胡闹下去，否则天怒人怨，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国家覆灭。
对于贤臣的忠言相劝，纣王不但不听，反而大加惩处，下令将比干杀害，还惨无人道地叫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说要看看比干长的是什么心眼儿。另一大臣箕子害怕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就弃太师之尊而不顾，装疯卖傻。他披散开头发，故意胡言乱语，总算逃过一死。但还是被纣王罚做奴隶，囚禁了起来……直搞得群臣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对于纣王的倒行逆施，百姓们早就怨声载道了。为了堵住人们的嘴，纣王便下令，凡是敢于指责他的人，无论是大臣还是百姓，必定处死。还命令人们相互之间不准多说话，否则会受到惩处。
天怒人怨的结果，便是国家灭亡。后来，周武王举兵讨伐，纣王的将士无心应战，纷纷倒阁投降了武王的义军，纣王最终被逼在鹿台举火自焚。
纣王可以说是暴君中的代表了，但他也不愿听到责备的话，不愿天下百姓埋怨他，以致于下令“封口”，违令者非死即罚。人们的嘴是封不住的，他不仅留下了千古骂名，还成了亡国之君。
同样，为官者也都愿意千古流芳，而不愿被百姓们骂、遗臭万年。但是，孰黑孰白自有公论，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你克己为民、一心为百姓的幸福努力，天下百姓自然会爱戴你、颂扬你；你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们的死活，天下的百姓自然会唾弃你、鄙视你。
宋代的包拯“包青天”可谓是清官、好官中的典型代表了，他被后世百代永远传颂。
包拯的一生于己清廉俭朴，对百姓尽职尽责。据史书记载，包拯到最后做了很大的官，但是，他穿的衣服、用的器具、吃的东西，都和他作布衣平民时没什么区别，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包拯被任命为陕西转道使后，本来应该穿上绘有新等级标志的官服去上任，以示地位和尊荣。可他却穿着原来的官服去赴任了。宋仁宗听到后，十分赞赏，并特地差人骑快马去追包拯，将绘有三品图致的官服赐给包拯穿到了身上。
端州历来是盛产砚石之地，早在隋唐之际“端砚”就久负盛名了。以往，端州的历任官员在向朝廷交纳砚台时，都要借机勒索，因此会额外增加很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包拯到任后，命砚工按进贡数量制作，自己从来一块不留，此举深受百姓们的称颂。
到了包拯离任之时，端州的砚工特地精制了一方好砚送给他作为纪念，他婉言谢绝，说：“不持一砚归”。
包拯为官一心为民，从不图私利，也不图谋高位，却因其品行端正，官越做越大，成为国之栋梁，皇上眼前的重臣。
包拯之所以被称为“包青天”，是因为判案严明，从不因私废公，金钱与权势都不起作用，谁想买通关节或者打通关系，连想都别想。为了主持公证严明，他曾七次上奏皇上，要求严惩酷吏王逵，终于达到了目的，为民除去了一大害；他甚至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也敢于指责官位煊赫的国戚。
宋仁宗的叔岳父张尧住身为宰相，却顾只私欲、祸国殃民，为了为民除害，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奏弹劾，迫使宋仁宗免去了张尧的宰相之职。
包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劳苦大众，自然就赢得人民的敬仰和歌颂，美名还流传到了西羌。宋神宗时，西羌有一个叫于龙呵的将领归附了宋朝，他到京师朝见皇上时，要求皇帝赐给他包拯的姓，可见，包拯是多么的受人景仰。
包拯一生，正如他所言：“清心为治本，直道身谋。”不仅如此，他还在晚年时教育后代、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世宦有犯赃滥者，不得归放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忐，非吾子孙。”
在开封府署旁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都要在碑上刻下姓名和任职时间。包拯曾任开封府尹一年多，也刻了上去。
有南宋人周密见证：开封府尹题名碑上的包拯二字“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因为人民喜爱他，凡是到此地来的人，为表达敬慕之情，都愿用手指抚摸“包拯”二字所造成的。现在这块碑石还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中。
包拯作官时，是很不在意名和利的，一心为民、只图百姓安居乐业，可他的美行却为他赢得了万世传颂的美名，证实了管子所说“人们的评价都是公证的”，自身的态度端正了，有美行必能赢得美名。
小称第三十二
[原文]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木，故绳可得断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辔策，故遫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一“小称第三十二”
[译文]
管子说：“善于检讨自己的，人民就不会怪罪他；不能检讨自己的，人民就会怪罪他。所以承认自己的过错，就是强大的表现；修养自己的节操，则是智慧的表现；不把坏事归于别人，等于是仁的表现。”
所以，明君会有过归于自己，有善归于人民。将过错归于自己，自己就会戒惧。有善归于人民，人民就会欢喜。让人民欢喜，使自己戒惧，这就是明君能治理好人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