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组于1996年3月20日来到了诸城，面对朱基此行沉默的态度，诸城的官员们显得有些不安，因为在此前的《经济日报》上曾经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在这篇报告之中，有人对某些地方实行的股份制试验提出了批评，他们的结论是这些股份制试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如果中央领导也赞同这个观点，那么诸城将会成为建国后中国企业改革中最大的一个反面教材。对此诸城“始作俑者”陈光日后曾经说道：“那时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币，自己也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面。”视察组本来的计划是进行三天的调研，但是三天之后，朱基临时推迟了行程，又进行了半天的调研。在之后的3月24日，朱基在济南召集山东省、地、市、局四级交流会，对诸城的小企业改制做了充分的肯定，随后全国掀起了学习诸城经验的高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诸城经验”进行充分肯定是决策层的领导们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一次战略性调整，这标志着1978年以来将机制改革作为主要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彻底终结。在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纷纷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方针，政府将主要抓紧那些具备资源优势、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而那些无关国计民生又没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将会被“下放”。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共有国有企业32万家，其中包括1.4万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小企业。在诸城经验中的“抓大放小”战略被确立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地方国营及集体企业的产权清晰化试验开始纷纷浮出了水面。企业变革进入一个全新的、以所有权改革为主题的时期，一场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即将拉开序幕。
世界500强之梦
虽然诸城经验看上去非常容易理解，但对于“抓大放小”这一战略进行执行时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就在人们徘徊在如何进行抓大放小时，当时全亚洲成长速度最快的韩国大宇集团的发展模式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1967年，金宇中创办大宇集团，刚开始大宇只是一家注册资金l万美元的小型贸易公司。1976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决定对大宇实行财政支持，并将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重型机械制造厂划拨到了大宇的名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金宇中就全面扭亏为盈，随后韩国政府将汽车制造厂、造船厂等经营不善的企业交给大宇公司经营，同时特许大宇从事金融服务业。很快，大宇靠制造业与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模式后来居上，快速成长为一家规模惊人的综合企业。1993年，金宇中开始了跨国经营，他相继涉足造船、汽车、电视、航空配件、光缆通信等多个大领域，在乌克兰、越南、伊朗、波兰、印度等国家建立了多家工厂。1995年，进入全盛时期的大宇在110个国家雇用了32万名工人从事跨国生产活动。
大宇神话让中国的企业家们羡慕不已，这种模式让人们看到了在政府的扶持之下、通过金融和实业的“混业经营”来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的路径。在多数人看来，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企业发展模式，是完全可以照搬到中国来的。与此同时，在国内的领导层和经济学界之中，他们对于培植起多家“世界500强”的超大型企业集团也达成了一个共识。此时人们的普遍愿望就是，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无所不包的巨型财团式企业用以抗击国际竞争风险，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标志。
就在这个发展战略提出来之后，政府于1996年，将“抓大放小”与民族企业振兴运动相互结合起来。
也就在这时，随着国内市场逐步繁荣以及新兴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了充足的自信。原本遥不可期的跨国公司并不是不可追赶的，这一时期进入“世界500强”成了企业家们普遍的梦想。
作为美国《财富》杂志的一个排行榜，“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以企业资本总量和销售额为依据进行排名，每年的10月份准时对外公布。中国银行于1989年成为第一家出现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公司。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个排行榜，企业家们对此也不以为意，因为每年要创造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对此时的中国公司和企业家来说是非常不现实的。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将评选范围扩大到了所有产业领域的公司，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进入“世界500强”第一次成为中国新兴公司的奋斗目标。张瑞敏于1995年底首次明确提出了海尔集团的发展目标，那就是要进入“世界500强”，如果按照1995年海尔的销售额来进行计算，它只有“世界500强”入围标准的1/18。随着海尔如此高调地向世界宣布这件事之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面至少有30家公司纷纷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
面对国内企业的发展势头，不光企业家被“世界500强”的梦所吸引，政府与学术界也达成了一个乐观的共识，那就是将所有“抓大”扶持的企业尽快做大做强，让它们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由此一来，进入“世界500强”成为了当时国家的一项经济目标。1995年秋，国家经贸委宣布，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将重点扶植宝钢、海尔、长虹、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这6家企业成为国家向“世界500强”冲刺的排头兵。
在中央政府确定了“先锋”之后，各省也纷纷响应，也都列出了各自扶持的企业名单，同时宣布将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之中将这些重点企业送进“中国500强企业”之列，与此同时各地市也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一个向500强冲刺的国家战略开始了。
对苏南模式的集体反思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由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
在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发展史上，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是中国企业成长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一模式在无数的推崇和扶持之下，却渐渐落入了体制滞后的困局之中。可以说，苏南模式的终结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件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
改革开放之初，苏南模式依靠其较国有企业灵活的运行体制和公有制性质以及“船小好掉头”等经济优势，一举成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企业发展模式。此时的苏南模式因为其纯正而显赫的集体性质而大放异彩，这里也迅速成为中国乡镇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集体经济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并出现逐步加深的趋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政企不分的现象。由于其特点就是党、政、经、社四方面的结合，这里面的很多企业都是由一个行政村整体上发展而来的行政性公司，厂长、经理与镇长、乡长是可以相互兼任的。
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直接导致企业经营目标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模式下发展的企业即使壮大起来也会陷入经济死胡同之中。除此之外，此时开始出现企业“政绩化”的论调。为了提升国内生产总值，苏南各地开始了大规模地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面对着日益缺乏活力的经济，苏南模式的效益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滑坡，业绩作假成风。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的体制困局已经完全暴露出来，除了极个别的企业完成了产权改制之外，苏南地区大部分的企业仍然深陷集体经济发展桎梏之中。为了加快企业发展，从1995年起，苏南的干部和企业家们开始前往产权改制较为成功的温州取经，他们开始了股份合作制研究。在此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股份合作制被引进到苏南的企业之中，此后无锡、宜兴等地也开始尝试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
1997年，随着中央对产权改革的逐步认可，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成为江苏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声音。1997年10月，在江苏省委九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江苏省省委书记陈焕友就曾经说道：“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为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随后，陈焕友的反思之语在国内迅速传播，这是江苏官员第一次对苏南模式进行公开的反思。在此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环绕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光环开始逐渐退去。其后几年反思文章络绎不绝，在经历了数年的曲折之后，苏南模式终于从松动走向终点，截止到2002年底，苏南地区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不同的经济形式转变为私营企业。
苏南模式的终结，标志着苏南的集体经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从更大意义上来说，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从20世纪50年代在基层经济组织中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以后，一种以市场为主体、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成为主流企业的发展模式。
国退民进：国企改革的新尝试
1997年，世界并不平静，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袭击给亚洲众多国家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日韩企业纷纷破产。同样这场金融风暴也给中国的企业变革带来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风暴彻底击碎了人们对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崇拜，中国又开始重新思考大企业的发展道路。在1996年刚刚形成的“抓大”战略“意外”地改弦易辙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种新的“国退民进”战略开始出现了。这个战略的基本思路是，让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之中大面积退出。经济学家在一份经济发展报告中建议将国营企业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之中“坚决撤出”，在撤出这些行业的同时，在上游的能源性行业中形成强势的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能源、钢铁、航空、汽车、电力、银行、电信、媒体、大型机械、保险、军工等关键领域。在这些关键领域之中，政府将严格控制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进入，通过对这些领域的强化垄断来进一步保证国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由此一来，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营企业的角色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是进一步增强了。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变于1997年开始出现了。非常显然的一点就是，这时的“抓大”已经与此前的“抓大”战略完全不同了，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它一直被坚定地执行着，并最终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国家商业主义的时代。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中国此前奉行的以放权搞活和机制转换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自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一运动在后来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一份于2002年发表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从1998年开始的4年时间里，在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之中有257%是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发展而来的。在这些参与改制的企业之中，有456%的企业位于东部地区；“改制”之前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53%，乡镇集体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47%；有606%的原有企业负责人成为了新企业的领导者。2003年国资委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国退民进的实际操作之中，绝大多数地方进行的国有资产“处置”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全部退出，都是采用全部转让的方式处理地方国有资产，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总的来说，国退民进是中国经济在严重停滞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经济水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没有优越性的国企数量，从而使之替代为各种方式的私营经济形式，促进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高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但是这一时期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在从1998～2003年的5年时间里，“国退民进”运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泛运动化的特点。为了响应号召，各地开始了一轮新的关于资产的出让活动，西安市政府就宣布一次性出让国有资产600亿元。这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与此同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这场“国退民进”运动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成为本次改革最奇异的特点。
第二节 民族品牌发展与“地雷阵”式的中国改革
1993年到1997年，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保健品行业开始发力，他们用一个个奇思妙想创造着保健品领域内的销售奇迹。而与此同时，家电行业也开始了激烈的价格大战，在这激烈的竞争之中，中国的民族企业慢慢地发展起来，开始在各个领域开疆拓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