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高官厚爵还是平民百姓，都异常重视诸细微繁琐的礼节。虽然中国人认为这些细微的礼节是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对此观点不可能有过高的评价。但是一个人如果想与这些东方人处好关系，同时他又希望与他们做重大交易的话，那么他就不要轻易忽视这些礼节，因为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琐细而无关紧要的礼节标准。
几乎可以说，在中国，礼义对于一个人来讲似乎比他的道德水准更加重要。仅就其表面严格刻板的礼节形式来看，这个民族的确是一个礼仪之邦，其讲求礼节的艺术绝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确实，这些礼节的大部内容已经被衍化成了某种癖好或者习尚而已。虽然缺乏实实在在的本质内容，但其繁文缛节的形式仍在，对其苛严的要求也还存在。普天之下的中国人还是生息于其中，乐此而不疲。无论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赶车夫，还是路边衣衫褴褛、气味熏人的乞丐；也不管农村里的乡巴佬还是城市中的纨绔子弟，无不躬行实践于其中，他们一般都不敢检阅无视。在许多情况下，你可以直呼一个中国人为撒谎者或骗子，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而坦然地接受。但是，如果你指责一个中国人，说他违反了礼节或者言语不得体，有悖于常规，那么他立即就会和你脸红肚子粗地理论一番。
正如我们所料，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她的一套礼仪习俗不仅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和完善，而且异常复杂，令人疲于应付，甚至动辄得咎。它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中国人在谈话时，总是遵循着一套固定的模式，他们总是要将对方神乎其神地吹嘘上一番，同时又总是毫无意义、令人恶心地把自己贬得很低很低，好像如果不这样做便不足以使自己显得稀奇古怪和愚蠢可笑一样。哪怕谈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也要这样做。如此，便使得谈话在很大程度上索然寡味、淡淡如水，完全忽略了语言的鲜活魅力和独创性。例如，在两位绅士或者两名乞丐第一次见面时，他们毫不例外地要按以下的模式开始交谈。下面就是他们的一段简短对话：
“请问您贵姓？”
“兄弟免贵姓张。”
“高寿几何？”
“不高，马齿徒增七十年。”
“府上如何？”
“寒舍在某某地方。”
“令郎如何？”
“犬子怎样怎样。”
当然，在这样的对话中人们也能捕获探知那些实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很简单，给出的也十分正确。但是每一句的一问一答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以上固定呆板的模式。忽视或者省略其中任何一个恭维和贬抑的字眼，都被视为失礼行为，因此也就是对对方的冒犯和不尊重。确实，这一做法的精神实质是出于对别人的尊重，它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也正是出于这种良好的愿望，谈话的双方总是贬己扬人，你推我让。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做法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实质，变成了空洞无物的语言形式而已。如果情形不是如此，那么这些粗俗的吹捧恭维也只能使谈话滑稽荒谬、华而不实。
在中国同辈人之间若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失礼行为，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然而它也有例外，就是在至交和探亲之间它可以不适用。其他的情况下，即使双胞胎的哥儿俩也不得互相直呼对方的名字，否则，只能招致对方怒气冲冲、极不愉快。他们只能说“尊敬的老大哥”，或者“尊敬的小弟弟”。一母所生的男子汉们可以不只一次由于仅仅违反了这一规则，而相互之间拳脚相加，厮打得不可开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做法，就是按数字排列分辨儿子们的先后顺序。按照这种逻辑排列，琼斯先生的大儿子将被称为“琼斯老大”，二儿子称为“琼斯老二”，三儿子被称为“琼斯老三”，以此类推。在家庭之外，官阶和地位相同的人，既可以直接用官衔称呼他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尊敬的琼斯老大”，或者“尊敬的琼斯老二”，等等。以上做法都被认为是顺理成章，颇为礼貌的行为。
在另一方面，长官或者长者可以对下级的同僚们或者晚辈们自由随意地直呼其名，因为他们既有权，也应当这么做。如果他们也使用下级或者同级晚辈之间所该采用的那些称呼，那将被视为愚昧无知的下里巴人。这一事实为我们以上所述同辈人之间的奇特礼节问题提供了答案。同辈人之间若有人直呼对方姓名，那便是一种企图高高在上的表现，是对长官和长者权利的侵犯，是僭越行为。诸如此类以称呼区别长幼尊贵的细小情节不计其数。这常常使得外国在华居留者与他们雇佣的中国仆人谈话时，错误迭出，十分狼狈。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位外国的绅士，总是用“老兄弟”称呼勤杂工。因为他不懂汉语，所以当他听到他的仆人这样称呼勤杂工，于是他就很自然地认为“老兄弟”便是其人的姓名。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一名成员曾收到过一份严重的抗议，因为他一直称总理衙门大臣为“恭亲王”，而不是称“王爷”。按照中国的礼仪，他应当采用后一种称呼，而不是前者。此类的错误不仅仅是有趣而已，有时会导致非常不幸的后果。因为东方人有严格的规定。曾在许多年的时间里，驻广东的各国领事代表们没有与当地的督抚谋过面，因为督抚拒绝打开正门接待他们。而他们又拒绝从边门登堂入室，于是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应当承认，领事代表要比督抚的官阶低得多。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让他们从边门而不是正门进入，那将是对他们所代表各国政府尊严的侮辱。这一问题导致一系列令人颇伤脑筋的辩论和争吵，数年来直接影响了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事务的往来。到最后还是督抚作了让步，事情才得以解决。
与以上事件相类似的是关于外国人如何晋见中国皇帝的问题。对此人们早已多有论述。实际上，朝廷在经过了几乎长达六个月日夜不停地争论研讨之后，这一问题才最终在1873年有了答案。其实质倒不在于见还是不见皇帝，而在于它牵涉了整个天朝的体制问题，非同小可。中国人从来没有反对外国人晋见皇帝，但是他们坚持，外国人在晋见时必须按中国的礼仪行事。自古以来无论官阶多高的王公大臣或者皇家的王子王孙，他们在任何时候拜见皇帝都要按礼行事，都要“三跪九叩头”，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磕头”。其具体的做法是双膝跪下，两手触地，然后再以额触地。这样的动作要连续重复三次，礼仪才告完成。应当承认，这种要求不是多么高雅和尊重人的做法。各国代表理所当然地拒绝屈从中国这种礼仪。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种礼仪严重地降低了身份，很不得当。因为他们都是正式代表自己国家的政府，而这些政府与清朝政府应当是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们即使在本国拜见自己的最高统治者时都没有这么做的需要，他们除了按照向本国统治者行礼的方式礼见外国统治者之外，决不会遵从其他表示更加屈尊忠顺的礼仪。中国人坚持要求外国人行“磕头”礼，而且一坚持就是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但他们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因为我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向清朝政府转告，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原来的要求，那么美国政府将宣布与清朝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其严重的程度”，美国政府将会作出相应的进一步指示。正是在此种情况之下，清朝皇帝陛下权衡利弊得失，最终放弃了要求外国人“磕头”的礼节，而代之以让外国人在他的面前深深地鞠躬，以使他满意。还有两件小事值得提一下。外国人在外交活动中总是佩带装饰性而毫无实际威胁作用的刀剑，但是中国人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携带着什么武器走到皇帝面前都是异常严重的失礼行为。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成功地使我们的一位外交代表大出洋相。这位代表高度近视，如果让他摘掉眼镜，那么他实际上便成了盲人。中国人利用了这位代表众所周知的好脾气，要求他在晋见皇帝时把眼镜放在家里。他们说，按照中国人的礼规，在皇帝面前脸上架着眼镜是非常不适宜的。代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结果只好由另一名同事牵着胳膊进宫拜见皇帝。
在中国，围绕如何接受一杯茶和如何饮用它的礼节也许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里面也有高深的学问。许多外国人都在这一问题上失误犯错出洋相。下面即是我所了解的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一位美国绅士因某件事务前往拜访某位中国官员。起初，官员对他彬彬有礼，异常客气。客人落座之后，仆人马上端来一杯茶。官员双手端起它，高举齐眉，以十分庄重的神情，将其递到美国绅士面前，结果客人安然地坐而受之。然后官员正襟危坐，仆人也在他的面前摆上一杯茶。经过一阵风尘仆仆的长途奔波之后，客人早已口干舌燥。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抓起茶杯将里面的内容一饮而尽。这下便惹来了麻烦。中国的官员的态度立即风云突变，九十度的大转弯。他一改刚才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态度，换上了一副傲慢骄傲的神情，根本不理睬美国绅士所要求谈论的事务。最后，那位客人像仆人一般地被打发出了官府。
在这一事件中客人犯了两个礼节性的错误。而在西方人看来，那都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桩，但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却不得了。首先，当主人递给客人茶杯时，他应当站起来接受；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当时客人的嗓子眼里干得冒火还是冒烟，他都不应当动那杯茶，除非主人再三催促他开始用茶，并且给他做出示范带头先喝。客人还应当明白，在中国，每当主人再三劝茶之时，那便是客人应当知趣地赶紧起身告辞之时。如果那位美国绅士与主人是同一个官阶或者高高在上，那么作为客人他可以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不受任何限制和拘束；但实际上他的官阶比主人要低得多。那么按照中国的礼俗，客人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看主人的脸色而行事。当主人认为不应当再使谈话继续下去时，他就端着茶杯以示不耐烦。
看来，那位美国绅士以前并没有拜见过中国官员，而那位中国官员在此之前也还从没有见过外国人的模样。于是，他只好按照中国人的眼光，去仔细观察美国客的一举一动，以判断他是否是一位有修养的绅士。通过客人饮茶的举动，官员便断定对方不是什么谦谦君子。结果，美国客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对主人的拜访也就成了无理取闹、无稽之谈。
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高官厚爵还是平民百姓，都异常重视诸如上述之类细微繁琐的礼节。虽然中国人认为这些细微的礼节是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对此观点不可能有过高的评价。但是一个人如果想与这些东方人处好关系，同时他又希望与他们做重大交易的话，那么他就不要轻易忽视这些礼节，因为那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琐细而无关紧要的礼节标准。这些标准就像这个民族的历史一样绵长，就像高山大河一样永恒，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地传衍着。我们对此可加以讽刺和嘲笑，因为其中确实有许多内容都是枯燥乏味和异常荒唐的。但它们就是那样存在着，已经变成了这个民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任何人如果希望同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试图同他们一起成功地开拓某项事业的话，他就必须遵守和尊重他们的礼俗。当然，对于其中使人降低身份丧失尊严的内容还是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由于忽视或者故意在存心违反礼节的行为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我们可以写出一本专著介绍给读者。正如我们以上论述，中国人特别重视同级与同级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道德礼节规范，而外国人往往在这一方面出差错。
有一次我派遣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到清朝内地的某个省城，会同那里的巡抚处理一件公务。这位绅士很自豪地拥有一座墨西哥出产的马鞍，其上花里胡哨地点缀着无数的物件。如果将此鞍配在一匹身材高大的马的背上，那或许是很为壮观，既威武又漂亮。但这位绅士骑的是一匹中国产的马，身材很矮小。将鞍子放到其背上之后，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可怜动物的头部和尾巴还露在外面。然后，他又蹬上带有马刺的墨西哥长靴，戴上阔边帽，手持一条学生的鞭子，就这样，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踏上了生路。一路上，所有的狗都尾追其后，叫个不停；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异常惊惧地用痴迷的眼光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以为动物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经过一周风尘仆仆的连续奔波，绅士以异常神速的速度——其神速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以至于我们只好理解为他是想尽快把事情了结。没有洗刷一下，他便带着满身的尘土和劳顿，一下跃上马背，沿着铺设平整的街道趺跌撞撞地奔向巡抚衙门。到了那里，他胡乱地把马拴在附近的一根柱子上，然后用鞭子的柄砰砰地敲击那威严庄重的大门。闻声开门的高贵仆人立时吓了一跳，惊异得瞠目结舌。绅士把自己的名片一把塞进仆人的手里，请他进去通报。结果，巡抚拒绝接见。但是回话说，可以给绅士提供与其他官员交涉那些事情的机会，然而绅士对此又表示难以接受。这样他在省城整整等待了一周之后，还是毫无结果，不得不打点行装再踏上归程。在归途中的某座城市，他曾一度受到人们的围攻和骚扰。显然，由于这位绅士不合礼仪的举动，使他肩负的那项使命变得复杂化。在此后的三年里，它一直被抛过去又踢回来，令人费心劳神，伤透了脑筋。但这一事情的最后结局我想还是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以便善始善终；同时，也是为了说明认真遵守中国礼规习俗的重要意义。事情过了三年之后，我肩负着如上所述的同一使命来到了那同一座省城。还是同一位巡抚，但他对我的接待却异常客气和友好。我们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便将问题圆满地解决了。前一位领事代表如果对中国的礼仪稍微放尊重一些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能够把事情办好。我与前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各自的处事方式。
无论何时，在中国，当两个熟人骑在马上相遇，或者坐着马车相逢，或者乘着轿子邂逅时，每个人都应当从他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上下来，向对方打招呼。在此情况下，每人都必须争取先站到地上，恳切地要求对方不必屈尊，但对方总是还要下来。寒暄问候一通之后，双方必须再争执一番，让对方先走。他们在做这一切时，总是那样执著、那样殷切，那样坦诚真挚。然而事实却都只不过是一套烦琐空洞的逢场作戏而已。对于谁应当首先下马下车或者落轿，双方心里都清楚得很，明白得很。如果有人架不住朋友的再三恳求，在该下的时候不下，或者在不该走的时候先走，让实际上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朋友或者地位比自己高许多的朋友站在街上送自己，那样的话，他就来了麻烦事：朋友们不再认可他，他将失去他们的信任。而他作为绅士的声誉，从此也将黄鹤一去不复返。
然而，在那些素有修养的中国人中间，却存在着更多人类的天性。他们在从来不公开忽视或者违反枯燥乏味、啰哩啰嗦的繁文缛节的同时，总是想方设法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其直接结果，便是那些从来不用双脚走路的绅士们，在大街上永远不愿看见他们的朋友。如果坐在车上或轿子里，帘子总是严严地拉上的。如果骑在马上，他们通常看着别处。我认识一位中国官员，在我们见面时他以最礼貌的方式向我鞠躬。与此同时，没有注意到他的一位东方朋友和同事。那个人他40年来几乎每天都见到。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当他以外国人的方式向我打招呼时，他也受到另一个更加辛苦烦琐的礼仪方式的制约。由此产生了他对我们的区别对待。他宁愿以西方最恭敬的方式向美国使节打招呼，也不愿意用中国的礼节向路遇的老友问候。
几个人同时进门或者出门时，坐落时也有一套同样乏味荒谬的规矩要遵守。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它是由他们不同的级别决定的），知道谁应该先进或者先出，谁应该坐在更高的位子上，谁应该先入席先离席。每个人都明白规矩，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但是每个人都向后退让别人先行。友好的争吵要在全体落座前持续几分钟。如果中国遇到紧急的事情，这些虚伪的争夺所造成损失有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就拿去中国总理衙门为例。一次我去那里和大臣们谈话。我去时，两个人在并且接待了我。我们在门口推让了半天，才以合适的顺序进去。在谈判桌旁又推让了半天，才入座。在谈话中，另外五个大臣也一个挨一个地进来。每当一个到来时，已经在座的人就要急急忙忙地出去迎接，推让一番，争着坐最低的位子。这场闹剧花了不少时间。在两个小时内，人们的座位换了五次。
中国人的虚情假意是礼节要求的结果。简单坦率地说“不”是最不礼貌的。任何拒绝和否定都要缓和到用一个感到抱歉的无能为力语言表达出来。没有人表现出拒绝给予帮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过磨炼的、悲伤的感情。这种悲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想象的情况就会使它变得完全不可能。这种逃避的方式经过数世纪的训练，使得中国人在制造借口方面无人能及。人们为了掩饰不受欢迎的真相，而编造故事，但是确实很少有人被抓住。
同样的，人们也避免谈论让人不愉快的话题。人们委婉地谈论就是不直入话题。中国人很少故意说出不礼貌的或者冒犯的话。如果他不满意，他也不直接说。而是让对方推测出他的不满意，找出原因。而他就在听一些故事，编造这些故事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其实说出事实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人们总是选择更令人愉快的方式。如果一位中国仆人对他的工作或者薪水不满意，他从不抱怨。那样太粗鲁。但是他会立刻在想象中，杀了他的父亲或是让他的兄弟病倒在床上，然后宣布这个悲伤的消息作为离职的理由。如果他的主人是一位外国人，对东方人的方式不甚精通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对仆人的话信以为真，对仆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慰问。仆人在厌恶和愤恨之余，他也许真的会一走了之。于是，主人便失去了一位宝贵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位外国人早就熟悉了中国人喜欢拐弯抹角的做事习惯，那么除对仆人所讲的不幸表示遗憾之外，他会立即向另外的雇员了解清楚，这位仆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一般来讲，他会假戏真做，装作不知的样子，任凭仆人去“悲痛哀伤”。因为，如果他把事情戳穿了，说白了，那就会使仆人丢面子，显得他极不光彩。那样，即使主人送给金山银海他也不会动心，他会坚决走人。
中国人对于他们所不喜欢事情的曲意掩饰，以及他们隐藏自己真实感情和行为动机的各种极端做法，是令人异常惊异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全部如此。在对这一礼节的躬行实践方面，最高级别的官员和学识最渊博的学者未必能比得上那些最下贱的苦力们。至少他们是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的。当他们不得不向别人透露对他们来说很不幸或者根本不受欢迎的事情时，他们使用的口气和神情总是给人以不屑一顾、无关痛痒的印象。我就认识一位这样的中国官员，他在谈到自己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时，神色自若，一笑置之，好像那件事轻如鸿毛。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里，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严重的横祸。只有在私下面对自己最知己的朋友时，他才不会再去顾及什么礼节和脸面，一吐胸中的块垒，倾诉自己的哀伤。
中国人习惯于压制和约束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不正常的。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作为整个民族似乎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如同冷血动物一般。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感情丰富、眼光敏锐、高傲自尊。正如所料，当被惹得忍无可忍时，他们便一发而不可收，完全由感情去支配行动，根本不管最后的结果是凶还是吉。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在这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与他们平时抵制和约束真实感情的做法相比，那同样是荒唐和不必要的。作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太苛求于人，或者很不公正，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我们的相比，有着天渊之别。他们总是将自己厚厚地裹在一套堂而皇之的礼节仪规的外衣之中，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别人才偶尔窥得深藏其中的某些底蕴。至少有一半的外国人认为，在中国人的那层礼节外衣中不存在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它并没有包容人类天性中的优秀品质。在我们看来，芝麻粒般大小的事情都会使得中国人勃然大怒、暴跳如雷。这一事实更加深了以上的错误看法。有人刚刚被狠狠地侮辱了一通他却仅仅付之以微笑；一会儿之后，另一个人不小心踩了他的脚，结果他却大发脾气，无人能够劝止。不能制怒是孩子气的表现而忍屈受辱也不是男子汉应具备的气节，也许我们会这样想。但是这种想法只能适用于一些特殊的事例，不能代表一般。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处在自我克制和恪守礼节等法则储备的控制束缚之下，只有当真正理解了这些信条和法则，并以此作为正确的依据，我们才有可能对当今的中国人作出合乎理性的评价。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图或者追求某件事时，总喜欢直来直去的方式，而这没有什么更使得中国人感到大惑不解和张皇失措。因为他们总是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把自己的意图小心谨慎地紧紧包裹起来；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意图赤裸裸地表露出来。在同他们的交往中，一方面，我们经常急得上蹿下跳、火急火燎也摸不清楚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另一方面，他们却经常由于我们的率真而误入歧途：错误地认为我们所需求的东西绝非我们的本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们在满足我们的同时，心里却往往在暗暗地自鸣得意。
以下的事件很能说明中国礼俗极端复杂的另一方面。1881年1月，我们雇佣的管家有一天忽然告知我，他必须辞去工作离开这里。我很惊异，因为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将近三十年，而且表现得相当不错。我问他为什么突然辞职。他回答说，前一天晚上，他吃过晚饭后因事外出，便把与烧火的伙夫同住的宿舍上了锁，结果却粗心地忘了把钥匙留下，带在了自己身上。当时伙夫也已外出，回来时已经是十一点，自然，由于没有钥匙，他无法进入宿舍上床睡觉，由此便出了乱子。
本来，伙夫可以很简单地到另一个仆人的宿舍去对付一夜，但他不这样做。他很生气，于是来到了就在附近的管家的门口。不知为什么，伙夫越想越气，越气越想，不由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开始在那里大呼小叫地骂起街来，点着名字骂管家的妻子和老娘，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深更半夜搅得街坊不得安宁。
这样表演了大约一小时之后，伙夫回到领事馆，去另外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仆人睡了一晚上，他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管家还对我说，伙夫闹得太严重，而且大家都已知道此事，因此他要同伙夫“打官司”。由于考虑到同在一个主人下的两名仆人打官司对主人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向我请求先辞去工作。
听了管家的陈述之后，我首先向他指出，只要伙夫呆在领事馆里一天不走，中国的任何法庭都不会理睬他的控告和申诉。因此，除非伙夫也同时被解雇，否则，放弃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其次，我告诉管家说，将此事诉诸法庭将意味着让伙夫当着至少五百人的面，把他骂过的脏话再重复一遍，而已经听到那些脏话的人也不过五六十而已。我向管家许诺，一定对此事认真地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必定使伙夫受到应有的惩处；同时，我叮嘱管家不要辞职，要求他在我努力解决这一难题之前，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此，管家犹豫迟疑了一阵，最后总算同意了。
送走管家之后，我派人去把伙夫叫来，再听取他的一家之言。奇怪得很，伙夫的话与管家的陈述吻合得天衣无缝。他承认错误完全在他这一边，并且还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是羞耻，很是内疚，同时还答应愿意接受主人所给予的任何应有的惩罚。我就伙夫所犯的罪行对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通，明白地向他说明，如果他是一名外国人，而且使用同样的脏话辱骂另一名外国人的亲属的话，那么他也许早就把自己的脑袋赔上了。
对此事我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又过了两天之后，我把管家和伙夫同时召来，让他们站在我和其他的仆人面前。接着我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两人均无异议。然后，伙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跪在管家的面前磕了三个头，以表示谢罪。并请求对方的宽恕。我又派他和管家以及另外一名仆人共同到管家的家里，向受他侮辱的管家的妻子和他的老母亲作了同样的道歉。这就是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既然受害的一方已经表示了满意，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麻烦已经平息。
但是过了两天之后，管家又来找我，说虽然他和他的亲属对伙夫的道歉都还感到满意；然而，伙夫骂的那些污言秽语早已传进邻居的耳朵里，邻居并不知道伙夫已经认罪道歉，他们已经对他冷眼相看、不屑一顾。因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除非他能够想办法把自己的大门重新漆一遍”——也就是除非让大家都知道伙夫已经认罪致歉，否则街坊邻居们将不再同他发生任何联系，甚至还有可能将他驱逐出去。
我认为他说的话不无道理，考虑了一会，我对他说：“好吧，我想您是正确的；我将扣下伙夫半个月的工钱，以示惩罚，把钱交给您作为赔偿。然后你把我的这个决定告诉邻居们。现在就给你钱，等到月底我再从伙夫的工钱中扣除。”
我递给他三元钱。
但是他拒绝接受，说：“不，不。我不能要这钱。那样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邻居仍然会说。花三元钱就可以换来对我亲属的谩骂和侮辱。”“那么您看应当如何处理这种事情？”
管家答道：“请您把钱给另外一名仆人，告诉他这钱的来历，他知道该怎样去用它。”
我按照他说的做了，钱交给马夫。我告诉他，可以用他所认为的一切最好办法，让管家的邻居们对此事的处理感到无懈可击，还要让他们知道伙夫已经做出了应有的赔偿。本来我想他们会用这钱去置办一桌酒席，请街坊邻舍们都到场，让伙夫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谢罪和道歉再重新表演一番。
但是三天之后，马夫来告诉我说：
“您交给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用一元四十分买了一些油漆，又花一元请了一名漆工，让他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了。现在还剩下六十分钱，您看该怎么处理？”
我对他的话感到无缘的惊异，说：
“我很不明白您说的话，什么乱七八糟的买油漆请漆工，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马夫向我解释了原先管家所说的“重新漆刷大门”的真正含义。原来北京有一种风俗，在类似上述侮辱别人亲属的事件中，肇事者一定要出钱把受害者家的大门漆刷一新，以表示公开的赔礼道歉，收回前恶。因此，马夫便买了油漆，请来漆工，把管家的大门刷上了一层崭新的油漆。这样，众人的心理便得到了平衡，被侮辱的尊严和受损伤的荣誉也得到了洗刷和恢复。
我吩咐马夫，把他手头剩余的六十分钱，还给伙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