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国人是天才的生意人，因为他们具有高度智慧的商业头脑。他们做起生意来极有远见，精打细算，毫厘不爽；同时，他们又极有耐力，孜孜矻矻，不依不饶，总是要胜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之高妙神奇和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同精明的西方商人一样，中国的商人也深深地懂得，把某件商品按低于其的价格甩卖出去，有时也许会获益匪浅。
中国不存在等级制度，也不像美国社会那样，存在着泾渭分明、永恒不变的阶级差别。在中国，通常按照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来划等级、别流品。在这种分类方法中，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归入他们所非常熟悉的士、农、工、商这一范围之内。这种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的顺序，非常确切地表明了中国人对于不同职业的评价和看法。中国的士、农、工、商与西方社会中相对应的各个阶层分别是学者、农场主（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以及商人。
初看上去，中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似乎很富有哲理思辨的意味。因为大脑比身体重要得多，所以他们让学者高高在上，位列社会各阶层之首；农民位于其次，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无中生有”，生产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用于各种建设。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其他人也不是不能干；手工业者或者工人很幸运地没有排在最后，因为这类人还能够通过动手动脑，对原始物品或者半成品进行加工改造后，使之适合人们各方面的广泛需要，这样也就提高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商人之所以被排在最后是因为他们既不生产什么产品，又不能给任何东西增值或者提高其实用性。他们只是利用了别人的劳动和各种各样的需求，仅仅起了相互交换的媒介而已。不管以上中国人的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反正他们就那样看。“士、农、工、商”这四个字所涵盖的内容是极其广泛和丰富的。“士”这一阶层包括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因此各级官员自然不会被排除在外；“农”包括所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工”包括各类熟练或者非熟练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第四个阶层，它指所有形形色色、以经商为业、数量极其庞大的那一类人。
我们不管中国商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内被编列在其社会阶层的什么位置，实际上，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同行相比，他们都毫不逊色。他们精明机敏，事业心强，富有进取精神。就其整体来说，是一个正直诚实、值得尊敬的阶层。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商业信誉的重要性，因此总是时时处处严肃认真地维护它。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最近公正评论的那样：“中国商人赢得了所有与他们打过交道的外国人的尊重。”仅仅几年之前，东方最重要的商贸金融中心城市的一家实力最雄厚的外国银行经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说：“我非常欣赏我们外国商号良好的商业信誉。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绝不逊色于我们。事实上，同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相比，我更加信任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在此我可以顺便提一下，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们的银行一直同中国在做大笔大笔的生意，金额高达数以亿万两计的银子。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从来没能遇到有哪位中国商人不履行信用或合同。”我还想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位经理先生都最具发言权的人物。
当然，使中国商人拥有这种良好的商业信誉的原因有许多。其中的一条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在清朝帝国之内，每年有三天固定的“清债日”，在此日期之内，各个阶层之间的一切生意往来都要结算清楚。经过双方一致同意，结算可以拖延一下，但不得超过最后一天的期限。也就是说，在每年的最后一天，每笔生意和所有的岭上都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得保留任何尾巴。毫无疑问，极少有人违反这条规则或者对其打折扣。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它是铁面无私和毫无例外的催命鬼。在清朝帝国的某些地区，债权人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在每年最后清账的十天期限之内，把借贷的利率降低几个百分点。但是，除了那些极其贫穷无告者之外，很少有人要求对方作出那样的让步，因为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他们的信用，从而影响将来进一步的借贷。中国有一约定俗成的习惯，即任何一个体面的人若在夜幕降临之后出门做事，他都要打都会一只灯笼，不管月色有多么皎洁明亮。作为遵守和利用这一习俗的结果，在新年初一的大清早，每个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便会出现一大景观：穿着一新的人们在晨光熹微中来去匆匆，这边手里拿着一捆票据，那边手里提着一只点亮的灯笼。这样，对于他们来讲，时间仍然是新年的。只有当他们把该还的还完，把该收的收回之后，新年第一天的曙光才算真正来临。这时他们都会把灯笼熄灭，喘息一口气，无债一身轻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
可以说，中国人是天才的生意人，因为他们具有高度智慧的商业头脑。他们做起生意来极有远见，精打细算，毫厘不爽；同时，他们又极有耐力，孜孜矻矻，不依不饶，总是要胜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之高妙神奇和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同精明的西方商人一样，中国的商人也深深地懂得，把某件商品按低于其的价格甩卖出去，有时也许会获益匪浅。有一名中国人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小的旅馆，按照中国的习惯，他就成了商人。他就曾以很独特的方式应用过上述的原则。一次，他向美国公使馆询问，根据我们的法律，是否可以从他的旅馆赶走一个不付钱的美国客人，并留下他的行李作抵押。他被告知可以，并且得到建议，如果他想赶走这位不付钱的美国人，最好让他把行李也拿走，因为他的行李也就是两个半美元。
他回答到：“那也许是真的，但是有两块半总比没有好。事实是，当他第一次来找我时，我同意让他以每天一美元的价格住下来。他住了六个月，一个子没给。然后我把价格降到半美元一天，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这件事不是为了说明东方人的精明程度，而是他们那令人费解的算计方法。
东方零售商（英国朋友这样称呼他们）和他们西方的同行有很大的不同。外国人研究他们商品的成本，质量，市场情况。他们一般根据市场上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情况而确定其具体价格。中国商人除同样注意研究以上的所有内容之外，他们还非常注意琢磨判断顾客的身份和心态。顾客光临，他首先要将对方从头到尾打量审视一番。只这一下，通常他就能很快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身份特点，他就知道对方出手是否大方慷慨，他就知道对方是否了解流行的商品价格，等等。只有当完成了这一番前期研究工作之后，他才最后摊牌，告诉对方要买的东西需花多少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总是因人而定、因人而异，而不是依商品的实际价值而定。外国人在中国买东西，他们所花的钱总是比中国人买同样的东西要多；而不会讲本地中国话的外国人在中国购买任何一件物品时，他为这种无知而付出的代价往往高于商品原价的10%到100%。
有一次，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花匠在一处集市上卖紫罗兰，价格是两文钱一束。看来生意蛮不错，人们围着他，争先恐后地购买。我站在一边静静地观察了一会行情之后，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到了老人面前，用手比划着，向他询问花的价格。“三十六文一把。”他这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你这个强盗，”我说，“你向其他人卖的一直是两文钱一束，现在向我要价却是刚才的十八倍。”“噢，”他答道，“您原来也会说中国话，对吗？刚才我不知道。那么也给您按两文钱一把吧，像中国人一样对待。”然后，作为想捞一把而没有捞到的自我解嘲，他和周围其他的人开怀放声地大笑起来。
从以下事实，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商人对顾客进行察言观色琢磨研究的一些独特做法。在中国，如果你进入一家商店买东西，仔细看过几件物品之后，你开始询问它们的价格是多少。如果店里只有一位店员，你会立即得到答复；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数位店员，那么他们不会立即回答你。他们会相互询问一遍，是否有人已经对顾客要买的东西给出了某个价格。这样搞清楚之后，他们才统一口径回答你。如果他们忽视了这一重要的预防措施，那么各位店员的报价一定会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就表明他们对顾客的判断不一致，同时也就露了马脚。当然，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非常有趣的是，我就曾见过两个伙计在这方面出了差错。他们店里有一件商品的实际价值仅仅是两元钱，然而一名伙计向顾客的要价是5元；五分钟之后，另一名伙计满脸郑重地宣称，他们的商号决定赚钱赚吆喝，流血大甩卖。因此，对那种商品每件只要15元！
中国人卖东西时的要价因人而异，区别对待。我们观察一下外国人在中国购买日用食品（比如牛肉和羊肉等）时所付的一般价格，就能说明以上事实。购买同一种东西，外国人比中国人付出的钱一般都要多。而且，即使对于同一种东西，两个外国人购买时可能遇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价格。甚至名义上虽然价格相同，但在分量上却大有文章；短斤缺两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北京有一个单身独居的理发匠，他对外国人的发式有相当的研究，而要价也表现得很有学问。如果是给外国的大使理发，他的要价是半个美元（50美分）；如果是为使馆的秘书服务，他要二十五美分；对于一般的外国人，他要十美分。而当为自己的同胞服务时，他只要半美分。
中国的挑水工、清道夫在为外国人服务时，也是以类似的方法向他们索取工钱。
有一次我途经日本，由于身体不适，请来了一位专门治理手脚病的中国医生。他当时也居住在日本。见面之后，他告诉我，其收费标准是，中国同胞每次收五美分，对一般的日本人每次收十美分，对于其他的外国人，每次一律收半个美元。我自然要不可避免地与他交谈一番。在谈话的过程当中，这位中国人忽然问我：
“我听说中国驻日本公使来到这家旅馆了，你知道他是来拜访谁的吗？”
“哦，是的。”我回答道，“他是来拜访我的。”
“那么你是当官的。”这个中国人说道，“否则他不会来拜访你。”
我谦虚地承认了这个事实。谈话就转到了其他话题。当他的工作完成以后，他要了一美元，虽然他对所有外国人（除了日本人）的常规收费是50美分。他用“洋泾浜英语”强调：“既然中国公使来看你，那么你和他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要同样付一美元。这样才合适。”
无论交易多大多小，中国人交易的一个特点是，讨价还价实际是一种智力比赛，要仔细观察并且具有古代武士的果敢的决心。人们可以听到雄辩的语言，充满活力的表达，自由的姿势，就为了争两磅的卷心菜，一块冰凉的煮红薯，或者是一根黄瓜！人们引经据典，煽动旁观的人，有理有据地论辩，指桑骂槐，就为了不到一美分。
双方都想占对方便宜，常常是双方都获胜。买的人在价钱上占便宜，卖的人在斤两上占便宜。例如，在鱼市里，人们可以见到俨然的中国绅士一本正经地提溜着一杆秤，秤杆上有三种不同的刻度，但每一种都不是标准计量，因为这秤是他买鱼时用来进行讨价还价的武器。绅士从盆里活蹦乱跳的十几条鱼中选出一条，用自己的秤称一下，再用卖鱼人的秤称一下。结果是，绅士根据自己的秤，嫌卖鱼人称的太重了；而卖鱼人根据他的秤，又嫌买鱼的称的太轻了。于是，第一次唇枪舌剑的辩论便开始了。因为就那么一条不大不小的鱼，在双方的秤上可能竟然有一斤或者半斤的出入。争论一番之后，如果双方各自作出让步，便能达成妥协；如果双方在鱼的斤两上都作了让步，而在价格上却互不相让，那么狼烟会重新燃起，而且火热会越来越旺，每个人都振振有词，都说自己已经仁至义尽；同时每个人都力图向对方表明，这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实在不值得为那几文钱而浪费时间和口舌。但是，他们又声称，大千世界，朗朗乾坤，不能怠慢了正义和公道，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维护者和坚强斗士。要坚决主持公道，不能违心从事。就这样他们吵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直到每个人都变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也许这时，他们才各自作出进一步的牺牲，总算做成那笔交易。
说到底，并不是中国人特别喜欢争辩，也并不是他们特别愿意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或者增加什么肺活量。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也不在于那几文钱，而是在于赢得对方让步之后的那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如果顾客对商人的出价不去争执一番，而是毫无争议地痛快成交，那么这名商人一定会感到失望和痛苦；他会认为自己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愚弄和伤害。同时，任何一位中国人如果直截了当地接受商人的第一次报价，那么他的伙计们一定视他为傻瓜蛋一个。
在中国，如果没有买东西的意向却去询问商品的价格，那将被视为无礼的行为；同样，如果对方告诉你商品的价钱之后，你却不去就此理论一番，却转向就走，那也将被视为极端的不礼貌。比如：
“这种毛毡多少钱一块？”一名过路人询问大街上卖毡的商贩。
“二十五元一块。”卖主回答。
“哇！”过路人应一声，接着走开了。小商贩盯着那个人的后背看了一会儿，突然连篇累牍地破口大骂起来。所有最肮脏和难听的污言秽语都一齐发出来，连对方的祖宗八辈都不放过，直骂得唾沫飞溅，风云为之变色。被骂者先是放慢了脚步，最后终于停下，转回头来，有点犹豫不决地走向小贩，等到站在小贩的摊前，他也已是怒发冲冠，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你凭什么骂我？”过路者逼视着对方道。
“您凭什么问了价钱而不吭一声就溜走？”商贩反戈一句。
“有你那样的价格吗？”
“那样的价格又怎么样？你是一个实在人，应当知道我们只是要价而已。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我还能做成什么生意？你应当停下来共同和我协商一下，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这才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你很明白，生意人第一次出的价格是屁事不当的。”
于是，那名过路人果然一本正经地和商贩理论起来，两人很快便争执得热火朝天，最终双方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这样，一桩交易便做成了。
顺便我们可以说，中国人这种热衷于讨价还价的做法，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民族性之中。它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存。普通人买根黄瓜时是这样，政府首脑与他国谈判签订生死攸关的条约时也是这样。他们总是要求别人多，而自己付出的少；有时也许是不愿多出，而最终不得不赔本。双方都为自己留有妥协的余地，在真正实实在在摊牌之前，这种讨价还价的前奏曲毫不例外地要事先表演一番。康熙皇帝在其圣谕当中多次使用“让”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要妥协和忍让，这是中国语言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它是一切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基础。整个天朝帝国似乎浸透了这一观念，从而又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缺乏必要的法律机制，根本不执行严格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由于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这就给各种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杆秤在市场上经常出售，往往都有两个刻度，一套在买东西时用，另一套当然是在卖东西时用。在买卖棉花时，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斤与两的比例。商人在收购粗棉时，按十六两一斤计算，即定斤定两；在收购中等棉花时，他按十二两一斤计算；而在收购最上等的棉花时，他按二十一两一斤计算。出售布匹按尺计算。商人们毫不例外地在买进时用一种长尺，而在卖出时则用短尺。通常，用于量棉布的尺子要长于量毛纺织品的尺子。这各种不同的度量衡通常都是约定而俗成，其自身能够取得相互抵消和平衡的效果。因为与不同度量相对应的必然是不同的价格。这种不同的度量衡除了使那些粗心大意者稀里糊涂被“宰掉”和提供人们探讨的话题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发现或者能够解释，这种做法到底始于何时，又为何如此长盛不衰，我们只能说，它和中国人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
在我们西方人看来，中国人这种毫无规则的做法正如他们其他的许多传统习俗一样，非常荒唐和难以让人理解。这些习俗会突然给人们带来种种不便，但仍受到普遍的遵奉，没有人试图干涉或者改变它们。造成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是由于它们太古老太古老，可以追溯到洪荒远古时期：祖宗之法不能变。我在中国的西部游历时，有一天乘车来到了一家乡村小店。我发现小店的院子里散落着几大堆旧的车轴。惊奇之余，我向店主人询问这些车轴的用途。原来，是大路的宽度在小店这里发生了变化：往西行的路比向东行的路宽出了六寸。很显然，无论从地形上看，还是从利于交通的方面考虑，都绝对没有这种改变的必要。但是，那一莫明其妙毫无道理的事实却摆在你的面前：每一辆凡是带轱辘的交通工具，到了这家变化莫测在只有五十户人家山村的小店门前，都必须按照它们东去或者西归的方向，更换上或窄或宽的新车轴。不管是车轮滚滚、风尘仆仆已经跨越了千山万水，还是它初上路途，一到此店，即换车轴。对于为什么这样做的可能的解释是：“在那家店里所有的车子总是要换轴。”固定在中国人头脑中主张保存这种古风遗习的那种普遍的思想感情，是一种超越逻辑和理性，玄而又玄，无法捉摸的东西。
很显然，在中国，由于缺乏一套严格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现时又由于其倾向价值很不稳定，伸缩性极大。因此，所有的商业贸易往来便具有了极大的不准确性，其经营贸易额难以精确计算出来。要做到丝毫无误的计算难乎其难。商人只能在某宗具体的生意上，或者在其经营的某段具体时间内，大体上估算出自己的盈亏状况。然而，中国人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在这方面，他们宁粗勿细，不愿斤斤计较。只要他能够赚钱，只要他的事业相当红火兴旺，他可不管什么投机倒把，甚至走私贩毒；只要财源滚滚进了自己的腰包，他就心驰神往，乐此不疲。对他们来讲，做生意绝不是枯燥乏味、干里干巴的物物交换。相反，它是一场智力的较量，是你死我活的拼斗，只有最聪明和最勇敢的人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中国人坚持认为，只有笨蛋和傻瓜才会按部就班尽量寸度一板一眼地把布匹卖出去，然后收取固定数量的银子。他认为那样做生意才真正是枯燥乏味、平铺直叙、愚蠢透顶。那样的话，便根本没有什么智慧、艺术和技巧可言。中国人还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真正地做成成功的生意。
中国商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是其普遍存在的合作精神。它的具体体现是，每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给顾客端茶倒水的小伙计，还有负责擦地板的仆人等等，都是风险与共、利益共享的。每个人在整个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严格按照各人所担任差事的高低轻重而认定。红利的瓜分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红火，财源越来越广进，腰包越来越丰满。通常，老板和他的下属雇员们一处同住，一桌同食，形同一家人。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于商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成了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离心离德或者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行为，要么被立即消除，要么被减小到不致为害的最低限度。
中国商界的这种合作精神还有一种独特的发挥和应用。虽然这种发挥和应用不怎么值得称道，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普遍存在着。这种应用就是外国人所称的“揩油（“the squeeze”）”。任何关于中国商业生活的文章中，如果不去论述一下他们的“揩油”这一重要的生意经，那将是不全面的。
在这里“squeeze”并不是指热恋中的拥抱，也不是指表示友好的紧紧握手，而纯粹是指中国一个商业用语“揩油”。其具体的含义，是指一个人采取种种手段，对同时经手但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施加“压力”，让其中的一部分流进自己的口袋。这种“揩”来的油水是公认合法的、又是未经允许的佣金或者回扣。深受其害者称之为偷窃，而得其润泽者则认为这部分钱财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额外津贴，他们有权享用。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是“揩油”的受害者，然而每个人同时又都是躬行实践的受益者。这一习惯由来已久，其历史与中华帝国的历史一样长远。据说，这一做法起源于一种古老的习俗：从前，家庭中雇用的奴仆没有固定的工钱，主人只供给他食宿，还有一年一套的衣服。至于工钱，是以下列的形式支付：守门人从进入大门的每件日常用品中，抽取其价值的1/50，这样日积月累，每年三次将获得的阶段性收入，按照每个仆人在家庭中所任差事的高低贵贱瓜分。因为一般的中国家庭都是高墙深宅，只有一个出入的大门，所以日夜守候在那里的守门人可以很方便地执行“揩油”的习规。实际上，他变成了某种形式上收税人。对于一家商号来说，他的守门人自然对大院里进行的一切交易都了如指掌。如果有哪一位商人拒绝交纳这种“揩油”钱，那么守门人就会将他拒之于大门之外。至于对“揩油”的这种解释是否准确，我们不敢贸然作出结论。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实际存在的。就是，你在与那些商号的伙计做生意时，不会得到足额的钱款，除非双方达成特别的协议，否则，1/50的“揩油率”是不可避免的。
将中国的伙计们作一专门的论述是很有必要的。这批人存在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他们秉承主人和老板的旨意，与顾客进行形形色色、几乎无所不包的交易。因此，从广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商人。作为一个阶层，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们既忠心耿耿，沉稳冷静；又心灵眼快跑得勤。他们很少抱怨工作时间太长或者活儿太累。他们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于精致的台布、珍贵的银器、稀世的珍宝以及价值连城的古玩等等物品，你可以放心大胆地托付给他们去保管，保证不损一根毫毛。我在北京的十五年中，我们的使馆里虽然有大量的中国伙计，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人存在偷窃行为，也从来没有由于他们的疏忽造成物品损失的情况。一般人都认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外国的女士们如果在中国居住生活一段时期，那么回国后她们便会忘记了怎样操持家务：是中国仆人良好的优质服务把他们娇惯坏了。
中国的伙计们虽然非常诚实和值得依赖，但他们的“揩油”无论何时都还是照揩不误的。他们精明敏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起早贪黑。可以说，他们这一切良好天性的原动力，基本上是由于“揩油水”的驱使。他们从来不会抱怨生意太多、工作太累或者有太多的额外差事。因为，差事越多，他们“揩”得也就越多。相反，如果主人家门前冷落鞍稀，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告辞而去，因为在此境况中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揩”。从他们脸上丰富多彩、变化莫测的喜怒哀乐表情来看，这些伙计都是琢磨研究人类心理的精明学者。他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主人有什么癖好，又有什么弱点；也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主人的欢心。同时他们更知道，只有把对主人的“揩油水”节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不至于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深明利害。“揩油”这一做法根深蒂固。虽然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绞尽脑汁，机关用尽，也无法消除或者避免被“揩”的命运。如果有人亲自“下海”到集市上购买所需的一切物品，那么不久他就会发现，他的仆人正不声不响地尾随而来，向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索取一笔回扣；同时他还会发现，如果让仆人去买那些东西，即使加上回扣的部分，花费的钱也比自己亲自去买要少。外国雇主改革“揩油”体系的努力，损失的不仅是时间还有金钱。
如果他不辞辛苦地自己询问价格，仆人们就会在斤两上欺骗他。五磅的东西他只得到四磅。也许主人可以自己带着称，来检验每件货物的重量。他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他的秤一磅只有14盎司。他多付了2盎司的小费。等他下定决心不再被骗，主任买到了一个经过检查的足斤的秤。他把它们锁起来，以为最后被骗的机会也没了。他又错了。他确实可以得到足斤的牛羊肉，是按市场价格购买。之后，就离开了。厨师切下一大块肉，还给了屠夫，从中收取回扣报酬。
我的一个熟人用了所有这些办法，仍然怀疑他被骗了。一天他把厨师叫到饭厅，让他看看很小的一块烤羊肉。严肃威严的厨师，以极为恭顺的语气和态度回答道：“阁下是正确的。这块肉看起来很小。但是您也要允许，在北京如此干燥的气候中烤羊肉，比在贵国缩水要多。”
解雇了一个犯了错的仆人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久你就会发现后来的人更加糟糕；他不仅要为自己“揩油”，而且还会吃里爬外，将非法收入的一部分奉送给此前解雇的人，作为给他的津贴。数年之前，在北京一家外国使馆的公使决心对“揩油”采取遏制政策：他把使馆的守门人解雇了。而那名守门人正是“揩油”体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很久之后，使馆的人才发现，其他的仆人在新任守门人的带领之下，定时给被解雇的前任守门人按以前的标准送钱，一直到他去世。葬礼隆重而讲究，花费还是全部由那些仆人们出。原来，他们之中有人专门负责记账，并且在银行还有户头，所有“揩”来的油水都存在那里，每年三次进行分红。
要证明这种习俗有什么不朽的意义，与中国人进行探讨和辩论是徒劳的。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你可以多留点神，对此加以提防，将其限制在比较适当的范围之内。除非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整个国民性，否则要消除这一陋规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深受其害的是中国人，而绝非外国人。因为后者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他们会直截了当，然而又不失礼貌地询问所有物品的价格是多少。但是，中国人的脸面和尊严不会允许他们去那样做。因此，他们就成了那一陋规的赤裸裸的牺牲品。仆人可以放心大胆、肆无忌惮地“揩”下去，“揩”得再狠再疼，主人都可能不吭一声。
最后，我还应当补充一点。本章后半部分关于中国人各种生意和习规的内容，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绝没有把它们作为中国商人的本质特征加以表述。这些内容与我们在本章前半部分所论述的中国商人崇高正直的品格毫无联系，格格不入。在后半部分我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原因很简单：普天之下，人类的天性都是相通相同的。林子大了鸟儿多，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具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他们恪守信誉，公平正直，永远值得信赖；然而，他们中也有的人总是喜欢玩弄一些小把戏，无孔不入，唯利是图。人在做伟大的事业时常常是伟大的；而在做渺小的事情时，往往是极其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