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七月革命说”的也大有人在，如时任议会主席的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 Perier，1777-1832）、时任内政大臣的基佐（Guyizot，1781-1874）等人。他们认为，查理十世颁布敕令是政变，1830年没有革命，只是对政变的反动；路易-菲力浦之所以被选为国王，因为他是波旁家族的人；1830年运动是1789年革命原则的必然后果。
雨果对路易-菲力浦甚为推崇，说他是个难得的人，感觉锐利、智力非凡、辩才出众、强记过人，与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如出一辙；他象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象拿破仑那样，佩一条荣誉勋章的勋标，出门时，胳膊下常夹着一把雨伞，这成了他头顶上的光轮；虽是国王，却不戴王冕，虽是老人，却没有白发，风采不减当年；他的态度是旧时代的，习惯却是新时代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从而被1830年的革命看中，藉此领导法兰西长达18年之久。（雨果：《悲惨世界》第四部，第一卷，三。）议会向路易-菲力浦宣读任命书，法国史学家对路易-菲。
力浦的上台有如下的评论：奥尔良公爵正在纳伊等待出场的时刻，30日，《国民公报》发表了一篇新宣言替他撑腰：“奥尔良公爵参加过热马普战役，奥尔良公爵在战火中高举过三色旗，奥尔良公爵是唯一能够再次高举三色旗的人，他将从法国人民手里接过王冠。”8月2日，眼见大势已去，查理十世不得不放弃王位，把它让给孙子波尔多公爵，并指定奥尔良公爵为摄政王。但是，后者是菲力普-平等的儿子，也颇有革命精神，要与前王朝划清界线，不愿直接从前任国王的手中取得王位。于是巴黎派遣2万名士兵强迫查理十世流亡国外，8月7日，两院联席会议把王冠奉献给路易-菲力浦。
1830年7月27-29日，法国爆发革命，在这“光荣的三天”，工人、士兵、学生涌上街头，手擎三色旗，高呼“打倒波旁王朝！”“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与国王的军队激战，最终把查理十世赶出巴黎，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8月3日七月王朝建立。然而，大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成果，他们唯恐革命导致共和，便于8月9日把闲居在家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扶上了国王的宝座。
路易-菲力浦生虽出身贵族，却颇有共和思想，行为举止与资产阶级无异，常穿礼服，头戴礼帽，手拿报纸步行在街上，遇人时脱帽致意，上台伊始还颇得人心。新国王曾流亡在外，饱尝辛酸，因此同情波拿巴家族的遭遇，但自己是被人捧上台的国王，要看人眼色行事，所以不敢贸然为拿破仑家属开脱，不得不重申波拿巴家族不得返回法兰西的禁令。
路易-菲力浦受过良好教育，理财精明，知人善任，在他治下，产业革命速度得以加快，对外贸易亦日趋扩大。尽管如此，新国王还是遇到了麻烦，1831、1834年两次里昂工人起义，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Blanqui，1805—1881）密谋弄得他精疲力竭。国王认识到，仅仅高举三色旗还不够，必须弘扬昔日帝国的崇高威望。为此，他从旧帝国的文武大臣中遴选高级官员，在旺多姆圆柱顶上重塑拿破仑塑像，征得英国同意，1840年1月13日派儿子儒安维尔亲王去圣赫勒拿岛接回法兰西皇帝遗骸，同年12月14日接回灵柩。
15日，巴黎十室九空，市民争先恐后以睹皇帝归葬为快。钟声敲响，哀乐骤起，21声礼炮响过之后，87名骑士倒曳着写有87省名、尖上雄鹰展翅的旗帜在前缓缓开道；接着是身穿戎装、骑在马上的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儒安维尔亲王，灵车居中，柩衣由贝特朗等4人拽着；之后为帝国文武大臣和“美女”号上400名水兵则簇拥两旁。灵车通过凯旋门，来到金碧辉煌、大圆穹顶的荣人院。
路易-菲力普毕恭毕敬，上前致哀，对贝特朗和古尔戈说：“请把拿破仑的剑和双角帽放在灵柩上吧！这是他的象征！”接灵仪式完毕后，荣人院院长抚摸着灵柩吟道：“落日塞纳河，冰雪令人愁。浮沉千古事，英名处处流。”接着对医生说道：“如今老朽我可以回家等死了！”（王家宝：《拿破仑三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七月王朝头10年，国内形势动荡不安，路易-菲力浦像是消防队长，到处“救火”，疲于奔命：首先，两股强大的反对派——正统派虽然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依靠《每日新闻》和《法兰西报》，时刻伺机反扑过来，在巴黎郊区发动反对“街垒国王”的运动；共和派则以《国民报》为依托，成立诸如《人民之友社》或《人权社》，广泛发动群众，尤其是工人大众，为实现共和理想而斗争。
其次，1831年初里昂丝织业工人多次举行集会、请愿、游行，要求提高工资。10月，老板同意双方议定的最低工价协议，但随之出尔反尔，撕毁协议。11月21日，工人怒不可遏，举行抗议示威，后转为自发的武装起义，一度占领里昂城。然而，由于缺乏领导等原因，起义很快被七月王朝政府调来的军队所镇压。1834年4月9日里昂丝织工人再度起义，抗议政府逮捕和审判罢工领袖，发布禁止工人结社集会的法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起义工人还喊出了废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的口号，政府大为惊慌，忙不迭派出大批军警，经过6天激战，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两次里昂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是法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意义十分重大。
人各有时，物各有宜，七月王朝蹒跚走过了10余个春秋后，到19世纪50年代已是面临风刀霜剑，朝不保夕了，究其原因在天灾人祸。
先说人为因素。政府首脑基佐原是史界名家，撰有《欧洲文明史》等专著，用阶级斗争观点阐说历史，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然而，从政后却不思前进，鼓吹“国王不但要统，而且要治”；垂青大金融家、大厂老板、大矿场主，对中小资产阶级则是冷眼相待；拒不降低选民纳税额，排斥工农群众；独断专行，被贬称为顽固不化的母骡。
客观原因则是1847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席卷法国，农业歉收，工厂倒闭，民不聊生。除大资产阶级外，各阶层人士均对现存制度表示不满。
诗人拉马丁痛心疾首惊呼：“所有的人从心底里受到了震动，愁云满脸，这个国家病入膏育，无药可救了！只有来一次危机才能令其清醒过来！”
大文豪雨果更是大声疾呼道；“我想起了以往岁月的丰功伟绩，我真想对议会、报纸、全国说；唉，还是让我们来谈谈拿破仑皇帝吧！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接着赋诗一首，歌颂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壮举：“然后，御林军步履蹒跚，毫无怨言，视死如归，以乐队为先导，笑对英军射击，献身于烈火之中。”
法兰西形势严峻，矛盾激增，犹如无阀之高压锅，随时要爆炸，而政府却墨守陈规，不思改革。民众要改革，要普选；基佐坚决拒绝，说是只要他在改革断无可能，全民选举实现不了！这时的路易-菲力浦已是年迈昏聩，比基佐更顽固不化，反对任何改革，对人说：“若是如此，我宁可放弃一切，偕同王后去厄镇，大家就可知道我是怎样被抛弃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对七月王朝的各派力量再也无法忍受，以举行宴会为名，抨击朝政，要求改革，这种政治性的聚餐活动史称“宴会运动”。1847年7月9日，律师巴罗在京城首创宴会运动，出席者在千人以上，其中还有84名议员。与会者慷慨陈词，会后向政府呈交请愿书，敦促匡正时弊。嗣后，外省群起仿效，规模越来越大，参加者甚至还有政府各级官员，要求不只限于改革选举制度，还要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
当时，法国的政治反对派委实不少，有梯也尔等人的王朝反对派、拉马丁的共和派、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派以及布朗基的共产主义派等等。他们原以为国王为形势所裹胁会作出让步，却不料今日龙颜大怒，言词激烈，暗藏杀机，因此大家便以沉默作答，各自在心里盘算计策。
侏懦梯也尔只是想分享权力，并不主张推翻政府，这时忍不住站了出来，带着浓重的鼻音惊叹说：“一场革命！一场革命！诸位对政府感到陌生，我却了解它的威力，其力量要比任何骚乱强10倍。复辟王朝之所以寿终正寝，是因为太心慈手软。我要对诸位说，七月王朝不会重蹈覆辙。我们要忠告基佐先生，只有改革才能摆脱危机。陛下圣明，必将领悟理性，顺乎潮流，迎合民意。”
梯也尔的一番话未能感动政府，资产阶级自由派决定于1848年举行宴会运动，遭封禁止后改在2月22日聚会，又未获准许，便知难而退，畏缩不前。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却不顾政府的高压政策，于2月13日聚集在波旁宫门前，高声谴责当局的无理决定。2月22日清晨，寒风凛冽，大雨滂沱。首都数千名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不顾政府的禁令，高唱《马赛曲》，浩浩荡荡向波旁宫挺进。
“星期二晌午时分，所有的巴黎居民都涌到街头去了。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人民冲向基佐的官邸，军队都几乎保护不了，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23日，政府派军队镇压群众示威游行，部分士兵反戈一击，与工人、学生一起向政府军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路易-菲力浦大惊失色，忙罢免追随自己多年的基佐，授权莫莱组阁以平息骚乱。莫莱曾是七月王朝的外交大臣、首相，群众认为他和基佐是一丘之貉，仍手执武器，继续战斗，遭到了血腥弹压，死伤无数。消息传开，巴黎市民义愤填膺。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起义，赶制子弹，修筑新的街垒，誓与反动军队决一死战。
24日，起义如火如荼，革命人民乘胜前进。路易-菲力浦一方面任命梯也尔、巴罗共同组成新的内阁，一方面又密令军队镇压起义。然而，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锐不可挡，政府军抵挡不住，纷纷倒戈，军民联手，高举红旗，呼喊著“打倒路易-菲力浦！”的口号，占领了市政府，成立临时政府，宣布（第二）共和国成立。这就是2月22-24日战斗的结果：推翻了七月王朝，废除了君主制，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法兰西又迈开大步走向强国之路。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路易-菲力浦借着七月革命登上了宝座，如今却又陷入了人民起义（1848年2月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宣布逊位；立9岁的孙子巴黎伯爵为王，由其母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自己则携王后逃出王宫，日夜兼程来到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加莱，去掉假发，戴上眼镜，压了顶黑帽，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与王后一起搭船渡海到伦敦去。而此时此刻，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则从蛰居的伦敦渡海来到加莱，准备回巴黎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法兰西前国王和日后的拿破仑三世在此擦肩而过，历史竟然如此巧合。
历史学家路易·勃朗认为，就路易－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王之一。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
路易-菲力浦嗣后认为：“面对道义上的反叛，难以反击、自卫”，从而解释了国王本人、王朝政府被弃之如敝屐的原因，这就是那些曾支持并受益的人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国王的话是有几份道理的，因为仅仅是2月的几次事件就导致了双重的遗弃（国王的逊位是永久的，而占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下台却是暂时的），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应该从政治经济的危机，社会结构的老化和政治制度的守旧等诸多方面去寻找原因，因为特别是后者不仅激起了民众的战斗性，而且还促使大城市的百姓、小资产阶级一起联手反对贵族寡头统治。
4.百家争鸣的时代
复辟王朝期间，历代君主在1821年维也纳会议的框架下，艰难行进，蓄势待发。与此同时，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福音基督教交织在一起，所激起的热情可与1789年革命的激情相比；各类思想家层出不穷，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令人叹为观之，从另一个侧面映现了法兰西大国的身影。
（1）自由主义经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法国经济异常脆弱，不得不奉行17世纪柯尔柏倡导的重商主义政策，依靠高关税壁垒，推行保护主义，发展经济和贸易。这种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不仅使粮价腾贵，而且使工业原料（棉花、羊毛、铁等等）和燃料（煤炭）的价格上涨，给大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上层带来巨额利润，却侵害了工商业资产阶级中许多阶层的利益，抬高了生产价格，增加了法国商品在国外销售的困难。（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