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世纪自由主义原则，国家的作用本应是“宪兵”，要确保边界安全（军队、海关）和维护国内秩序（警察），然而，尽管经济学家巴斯蒂亚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不断传播，公共权力（国家）以及地方的某些行政单位的作用仍在不断的加大。19世纪上半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国家最终拥有了司法权，对工业的取缔、转让等操“生杀大权”（如出台《关于有害设施法》）。对事关国计民生的更为重要的公共工程（运输、卫生、照明、动力）更是由国家裁定。官员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直到1850年代。
其实，早在18世纪，魁奈（Quesnay，1694-1774）就提出了“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直到19世纪复辟王朝期间，经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的介绍，法国经济界方始刮起了经济自由主义之风。
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毕生鼓吹经济自由主义，中心思想是：国家要创造条件，开放市场，俾使工业家放开手脚，自由竞争。1828-1829年他撰写《政治经济学讲义》，进一步阐明他于1803年所撰《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的原则：生产与交换的重要思想、企业主的重要作用。与英国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的价值理论不是建立在生产成本，而是建立在用途上。他推出“推销说”（市场说，或曰‘萨伊法则’），这种“物物交换法则”把货币的作用降低为交换的简单中介，否定了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乐观主义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萨伊自认与亚当·斯密斯一脉相承，事实上却南辕北辙，相差甚远。他认为，生产由劳动、资本和自然要件组成，后者中数土地最为重要；只要不阻碍自由主义发挥作用，那么收入的分配自然应该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但是，之所以他的理论在法国反响巨大，那是因为对他的著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人认为他关于经济学的说法有欠严谨，不过，若是更关注他关于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这就显得次要了。萨伊在法国首次提出要向企业投资以促进科技发展，他对进步的感知是广泛的，包括新手段、新产品。他对经济体制的总体分析有欠确切，但瑕不掩瑜，毕竟揭示了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正是多亏了他的宣传，企业家一度被看作是真正的创造者，国家应该给予他们更大的活动空间，因为光靠竞争与市场远远不够。
巴斯蒂亚（Frederic Bastia，1800－1850年），自由经济的鼓吹者，他在《和谐经济论》中猛烈抨击流行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为此，以商人的口吻致函议会，用生动的语言、辛辣的讽刺揭露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虚伪性，大声疾呼法兰西应行自由贸易。
《蜡烛商等人致函诸位议员先生》：“我们深受一位外国竞争者难以忍受的竞争之苦，看来，竞争者在光线生产方面要优于我们，因为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充斥我国市场，这种产品无非就是阳光而已。我们要求诸位通过一项法律，命令关闭所有的窗户、天窗、气窗、窗帘、帘子、舷窗、内外百叶窗，总而言之，所有的开口、窟窿、洞口、裂缝、缝隙。诸位如果尽可能地关闭了所有自然光线的入口处，建立人工光线许可证（制度），所有的工业家岂不从中受益非浅？用动物油制作的蜡烛消费越多，牛、羊的养殖就越多；用植物油制作的蜡烛消费越多，罂粟、油橄榄的种植面积就越大。惠请选择，要合情理！因为，一方面继续排斥价格趋于零的外国铁、小麦、机器，一方面又要使用整天免费的阳光，脑子岂不进水！”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1916）提出工业革命的五大阶段（另说六阶段）：传统社会、先决条件、经济起飞、走向成熟和群体消费。据此，他认为1830-1860年（主要是查理十世至路易-菲力浦时代）为法国工业起飞（take off）阶段。复辟时期，法国果真有工业革命或曰起飞？法国不少专家则予以否定。争论的关键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意见分歧、分期各异。因没有完成对地区的调查，缺乏数据，因此殊难对此有一个全面、综合的看法。以某种现象来界定“起飞”与否显然是荒谬的；同样，认为1770年的法国是个停滞的社会也有失偏颇，因为毕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商业和农业资本的积累、农村手工业的活跃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条件；这一切在法国发生了，而罗斯托似乎视而不见；有人认为，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就在这个时段，但这是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无人认为法国的经济发生了像英国那样的“起飞”；19世纪初法国经济从初级开始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发展相对说来是有条不紊的，在总的指数演变图中不见曲线；确实如此，与发展速度稳定的老的产业部门相比，尖端部门虽然效益突出，但仍无足轻重。因此，法兰西的经济发展不存在所谓的“起飞”。
1820-1860年，国内总收益为90-170亿法郎。当时，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虽有实实在在的发展，但与美国相比还是稍逊一筹。发展相当缓慢，难以有如罗斯托所说的“工业革命”。即使有某些加速发展的时段，但为时太长，与罗斯托的理论不相吻合。因此，“在法国唯有有条不紊的发展，中间无有断裂，因此说不上有‘起飞’。”只能说，1815-1860年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快的时期，工业生产年均增长2.5-3%，国民收入年均增长2%。
1830年的革命、1847年的危机显然影响了谷物的价格，但工业更是身受其害，在1840年代末的巨大危机中，建筑业、重工业和采矿业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这次危机波及整个经济，任何部门都不能幸免于难。1848年危机动摇了法国经济达数年之久。“1833-1847年经济的首次勃起在在19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最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危机中烟消云散。”
整个19世纪上半叶，经济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战斗犹酣，虽然无有“起飞”但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政治气候虽然风云多变，但总的趋势是逐步走向宽松，并未动摇社会基础，因此并不妨碍经济持续发展。其间，虽有危机，但为时有限，只是起到了暂时的制动作用，未能扭转经济发展总的趋势。“1814年的法国已经不是1789年法国，革命把封建的法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法国。”（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其间水力机和珍妮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棉纺织工业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增加。到了复辟王朝时期，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1816年推广使用英国蒸汽船，1818年采用英国炼钢技术，1821年成立首家铁路公司，开始铺设从圣太田到安德雷佐的铁路。七月王朝时期，煤炭、铁矿开采量、铸铁生产，蒸汽机使用台数有所增加；公路、运河航行得以改进，铁路建设逐步展开，上了一个台阶。
19世纪上半叶虽有工农业、金融危机，但“只触发了政治冲突，而没有动摇社会的根基，因此，经济仍得以持续发展。”1815－1860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2.5－3%，1825－1844年，农业亦有大幅度的增产。同期，法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虽有跌落，但幅度不大，如1816－1845年，前者只是从31.9‰下降到28.1‰，后者则是从6.6‰下降到5.4‰，就人口增加的绝对数来说，完全能够满足工农业发展对劳力提出的要求。法国史家说：“19世纪中叶以前，工业化进展缓慢，富余的农业人口可以调剂劳力，就是说贫困的农村阶级有能力向工业提供所需的劳力。”
（2）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家。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utopique）又音译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lutopie）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地方，只是芸芸众生冥思苦想出来的一个理想国而已。早在公元前，柏拉图（Platon，前428－前348）就撰有《理想国》一书，给人类描绘出了未来社会的蓝图。
史界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经17、18世纪到19世纪30～40年代，亦即复辟时期（路易十八、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力浦）发展到鼎盛：
第一时期——原始空想社会主义（16、17世纪）：以文艺笔调描述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如莫尔（More，1477-1535）以人为本，设计了社会改革方案，写成闻名于世的《乌托邦》一书。大凡伟大人物，必先知先觉，莫尔概不例外，他在资本主义“小荷刚露尖尖角”时就断言私有制为万恶之源，提出了未来世界的美好理想。再如康帕内拉（Campanella，1568-1639），虽长期身陷囹圄，却矢志不移，撰有《太阳城》，以犀利的言词揭露了教权与俗权的倒行逆施，为人类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前景，是继莫尔后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最主要代表，他的思想与著作承前启后，深刻地影响了后起的社会主义者。
第二时期——理性空想社会主义（18世纪）：对社会现象与制度进行探讨，主张绝对平均主义、苦修苦炼、禁欲主义；设计未来理想社会蓝图，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代表人物如摩莱里（Morelly，约1700～1780），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自然法典》等。他认为，人的需求相同，权利平等，应该得到同样的满足；主张人们应当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土地资源，共同享受劳动产品；抨击私有制为万恶之源。又如巴贝夫（Babeuf1760～1797），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主张取消个人财产、土地公有，建立平等者共和国；号召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勾勒的蓝图虽然“粗糙和肤浅”，却被马克思赞誉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对以后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第三时期——文明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初期）：理论日趋完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明言经济为政治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设计大工厂原型为未来的社会蓝图，抛弃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具有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
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1760年生于贵族之家。早年受启蒙运动影响，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拥护法国大革命，主动放弃伯爵爵位。后潜心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创建一种实证主义、人道社会主义两者兼而有之的学说，支持生产者（学者、工业家、商人、工人、农民），反对游手好闲的人（贵族、教士、官员等），希望前者确保和平、人民幸福，赋予他们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1802年发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主张应由科学家代替牧师的社会地位。撰有《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欧洲社会的改造》（1814）、《论实业制度》（1820-1823），主张实行“实业制度”，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权力，满足人数最多、最贫穷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其他著作还有《实业家问答》（1823-1824）、《新基督教》（1825）等。1823年，圣西门举枪自杀，幸喜未中要害，只是伤了一只眼睛。1825年去世后，信徒昂方坦、巴扎尔等人强调他思想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强烈批评私有制、人剥削人的制度，最终建立了一个宣传情爱的新教团体，后于1832年解散，但圣西门的思想久盛不衰，影响深远。
复辟王朝前后凡20年（1824-1848），期间自由经济得以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劳动大众的贫困。与贫困农民分散在全国各地不同的是，城市里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容易聚众闹事。里尔、鲁昂、南锡等地的工人尤为贫困，心中埋下了骚乱、造反的种子，他们首先意识到贫困是一种明显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