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卿，出身贫苦，早年，由于生活所迫，到右玉县杀虎口为人当佣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要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正是大军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王相卿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先是在清军当伙夫，服杂役，在服役中，他随军兼做点小生意，后来，他认识了也是为了生存而做随军贸易的张杰和史大学，由于志向相投，机会相同，于是，他们3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并脱离兵役，决定合伙做生意，想谋一番大事业。但由于初始生意不佳，做了一年，3人还不得温饱，而且环境很艰苦，张、史2人心灰意冷，就返回家乡另谋生计，但王相卿意志坚决，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继续经营。没过几年，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大获成功，杀虎口便成了军事重地，军队粮草都要在那里集结，以保证前方长驻军队的衣食住行，于是王相卿商机大起，生意日渐好做，他为了扩大经营，招了一个学徒，同时又写信把张杰和史大学请回来继续合作，并成立了“吉盛堂”商号。由于3人齐心协力，生意愈做愈大，到康熙末年，他们又把“吉盛堂”改成“大盛魁”，并将总号地址移到了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迁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城中。又经过他们的数十年苦心经营，最终把“大盛魁”办成旅蒙晋商专做蒙俄贸易、伙计达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0000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的著名大商号，王相卿也成了垄断蒙古市场的商界巨头。以后又经过十几代人努力，“大盛魁”竟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
“大盛魁”之所以能在蒙古大草原称雄200年而长盛不衰，其原因有二：
其一，顽强的创业精神。
王、张、史三人就像三国的“桃源三结义”一样，他们结成兄弟，抱着一团，特别是王相卿，以义待人。他们不怕风险，不畏艰苦，终于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后人为了纪念和继承他们的创业精神，在“大盛魁”的祠堂和财神座前，供奉了四样传家宝：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创始人以肩挑贸易起家；货箱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大木箱；石头是创业时作为秤砣用来称银子的衡器；稀饭是在当年创业最艰苦的时期，在一年的除夕之夜，王、张、史三人，因极度贫苦，没有钱吃年夜饭，只好煮一锅小米粥充饥，以打发年关。
其二，灵活的经营策略。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故而喜欢砖茶，“大盛魁”为此就自设茶庄，进行砖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就专门为其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蒙古牧民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日用必需品，“大盛魁”也按照蒙民习惯专门加工。因此，蒙民只要是见到“大盛魁”商号的货，便争相购买，“大盛魁”品牌在蒙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蒙民是过游牧生活，居住分散，没有定居，“大盛魁”就采取流动贸易方式，组织骆驼商队，把货物运到牧民居住的帐蓬去买卖。蒙古牧区，因经济不发达，牧民手中少有货币，“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或赊销方式交易，甚至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来折价偿还货款。正是由于“大盛魁”采取这些极其适应蒙古牧民实际生活的灵活经营策略，才使得他大获成功。
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总号的经理王廷相，通过市场分析，果断地购进大量白、蓝绸缎，号内伙计都认为是冷门货，怕造成巨大积压，都反对囤积这些货物，而他却力排众议，坚决进货。不久，皇帝驾崩，全国上下为了举丧戴孝，都争相抢购白、蓝绸缎，因此，白、蓝绸缎脱销，此时，“大盛魁”抓住商机，高价抛出存货，结果赚了一笔巨利。
“大盛魁”订购货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凡订购大宗货，合价在300两银以下，现货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以后永远不与其共事，由于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他。对订购手工业品，凡他选中的手工业户，代代相传，不随便更换，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做，可取得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品的优先购买权。
“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账期，予以宴请，以表示厚待“相与”商号，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伙计，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相与”，觉得与“大盛魁”的交情厚，则引以为荣。“大盛魁”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影响。
可见，“大盛魁”的经营策略，真是层出不穷。
“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
雷履泰，山西平遥县红堡村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山西票号的创始人。
清朝嘉庆年间，平遥西街开了个叫“西裕成”的颜料行，东家叫李箴盛，人称“李二魔子”，经理就是雷履泰，“西裕成”颜料行总行是一个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均设有分号。
山西商人在外地经商的很多，年终结账，都要往老家捎些银钱，为了防止土匪打劫，一般都是让镖局负责运款，但费用高，而且也有很大风险。有一次，雷履泰的一个老乡找到他，请他写封信从北京“西裕成”捎些银钱，到平遥“西裕成”取款，雷履泰给他办成了。事后传开了，许多商人都到“西裕成”商号来汇兑银钱。雷履泰从此发现了商机，就建议“西裕成”东家兼营京、晋商号之间的汇兑业务。
1826年，雷履泰与“西裕成”东家李箴盛把“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票号，不再经营颜料行，由李出资，雷以人力入股。所谓“票号”，就是专门从事汇兑业务的商号。金融业历来是个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民间汇兑，但像票号这种专门从事汇兑业务的商号却是没有的，为此，必须在摸索中前行。为了使顾客都对“日升昌”的汇兑业务信任和确保安全，雷履泰认为要解决三个难题，要建立一套严谨的管理制度，为此，他建立起三个制度。
其一，规范的信用制度。
当时由于社会上没有法律保障，因此，只有高度的信用才能取信于顾客。要使“日升昌”取信于顾客，就必须让“日升昌”的所有伙计都取信于顾客，因此，用人是关键。为此，雷履泰建立了一套考察和培训伙计的制度。他把总号的伙计，分别派到远近、繁华、贫富不同的地方去，让他们面对并处理复杂的业务，以考察他们做人的准则和能力。这套考察和培训伙计的制度，后来作为“日升昌”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100多年。后人给它概括为一套店规是：“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之地以观其色。”
“日升昌”为了赢得顾客的信任，宁可损己也要利人。例如，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北京城里的王公贵族都跟随慈禧、光绪逃往西安，他们在仓皇出逃中，对金银财宝来不及收拾，只携带“日升昌”票号银票，一到山西，他们就凭这些银票到“日升昌”山西分号取银子，但“日升昌”设在北京的分号也因战乱而被洗劫一空，连账簿都被烧掉，没有账簿怎么兑付票号的银子呢，但“日升昌”宁可自己损失也要照原凭“日升昌”票号的银票给顾客兑付银子。“日升昌”的这一信义之举，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日升昌”票号的声誉，战乱后，北京分号再次开业，不仅普通百姓放心将银子存入“日升昌”票号，就连朝廷也将大笔官银交给“日升昌”票号汇兑。
其二，科学的汇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