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银子是产自不同地方且成色各异，为了把不同成色和重量的银子和铜银换成统一标准的银钱，雷履泰编了一套鉴定银子成色的口诀：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金陵顷化是足色。口诀中，天津的银叫化宝银，北京的银叫松江银，上海的银叫豆规银，南京的银叫顷化银，其中以南京的银质量最好，含银量达97％，上海的只有73％，所以，“日升昌”票号就以南京的顷化银为标准，把其他地方产的银子按上述比例换算后兑付，这个换算比例就是今天的汇率，比如，顾客在南京“日升昌”票号存入100两顷化银，在上海“日升昌”票号就可取出豆规银133两。
其三，可靠的防伪制度。
世上的东西，有真就有假，金融业尤甚，如果票号的银票被人造了假，则票号必遭破产之灾，所以银票必须有防伪功能。为此，雷履泰发明了一种识假银票的防伪方法，这就是银票的月份和日期都能对暗记的“密押”。“密押”要不定期更换，一般是3个月换一套。“日升昌”票号经营了95年，就换了300套“密押”。后来，“日升昌”还掌握了更先进的水印技术，所以确保了“日升昌”票号汇兑的安全可靠。
为了把票号做大，雷履泰把“日升昌”票号设到全国各地，他先后在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了几十个分号，并吸纳存、贷款业务，后来，又挂出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大招牌，以招揽更大更多的生意。在雷履泰的带动下，山西商人都纷纷投资开票号，票号业从此遍及全国。
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七十大寿，“日升昌”总号为了表彰他对票号业发展的巨大贡献，在总号给他挂上了“拔乎其卒”四个大金字牌匾。“日升昌”也赢得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美誉。
清朝山西票号商李宏龄
李宏龄，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生于1847年，清朝山西票号商。
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李宏龄的先世是以经商致富的，但后因遭战乱而败落。
同治初年，李宏龄在本县的一家钱庄当学徒，学成后钱庄却衰败了，故于同治七年（1868年），经同乡曹惠林推荐，进入“蔚丰厚”票号。
“蔚丰厚”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据《清稗类钞》记载，侯氏有资产达七八百万两银子，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和商号“几遍行省”，他除了有“蔚丰厚”票号外，还有“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等票号和“蔚新长”、“义盛长”、“同裕成”、“同裕达”等钱庄及商号。
这些票号、钱庄、商号，在当时都是很有气派，在用人上都极其严格，不仅须有可靠的保荐人保荐，还必须进行严格的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录用。李宏龄由于才干过人，深为主事者所器重，先后提拔担任“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
李宏龄经营票号40余年，对票号的保全和增值功绩甚大，特别是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号经理期间，当时，由于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战争、庚子之变、两宫去世等重大事件，在此时局变故时，许多商人都因经营失误而导致失败或破产，唯有李宏龄的“蔚丰厚”票号却一枝独秀，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资产还大幅增值。
在同等经营环境下，为什么别的商人都失败而李宏龄却能成功呢？
其一，改革票号。
山西票号商，在清朝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但当户部筹办大清银行时，山西票号商却坐失良机，拒绝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后来，大清银行则改由江浙绸布商等筹办，所以，中国金融业后来就被江浙商人控制。李宏龄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他能针对票号的弊端，提出进行票号改革，但他的改革思想和计划，被守旧者极力阻挠，故未能成功，为此，他把改革票号的思想和计划写成《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号成败记》等著作，以警示商家。李宏龄能在金融界要发生重大变革时，敏锐地看出山西票号的弊端并率先发动票号改革，可谓是远见之举，他的票号改革思想代表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
其二，处事灵活。
李宏龄在处理人与物的矛盾中，重视人的主观努力，能灵活处理。例如，“蔚丰厚”票号所属的扬州分号和江西分号，在业务上发生与总号要求不符的情况下，他能不拘泥于总号的要求，灵活行事，从而化解了分号与总号的矛盾。
其三，信义为重。
山西商人素以信义为重，李宏龄更加突出。例如，当他经商致富后，不忘当年保荐他进入“蔚丰厚”票号的保荐人曹惠林的恩情。当曹惠林病逝后，因曹家极为贫寒，李宏龄不忘旧恩，以德报恩，他主动负责赡养曹惠林的妻子和儿女10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
其四，仗义执言。
李宏龄是个具有政治头脑和正义感的商人，他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民族商业的压迫有清醒认识，并敢于与之抗争。例如，在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件中，他认为外洋银行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凭借官权，使得银行收十成有余，而民间票号则只收五成不足，是不公平的，并为此在他写的《山西票号成败记》中，发出疾呼。他的这种伸张正义，敢于对强权的清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做出反抗的精神，陈立三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赞说：“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士。”
北京老字号“都一处”老板李氏
李氏，山西人，清乾隆年间北京老字号饭店“都一处”老板。
乾隆初年，北京街头开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店主是山西人姓李。李老板忠厚老实、勤劳刻苦，小店生意一般，但他仍按照自己订立的规矩接待顾客，老少不欺，热情周到，薄利多销，不管顾客多少，生意如何，他每天总是从早到晚，开门迎客，就是静坐也要坐到午夜12点钟才关门打烊。
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腊月三十，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京城飘起鹅毛大雪，地上积了厚雪，路上行人稀少，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干净，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上灯了，夜幕降临时，整条街的店家都关了门，唯独李老板小饭店的门还开着，店里尽管没有顾客，仍然灯火通明，李老板不敢怠慢，跟往常一样，静候顾客上门，以善始善终做好这年的最后一夜生意。
晚上8点，李老板见家家都吃起了团圆饭，自己也就准备早点关门过年了，忽然跑来了两个顾客嚷嚷：“等等关门，整条街就你一家开门，我们俩正好饿了，给我们弄点吃的。”李老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主一仆，主子身材修长高挑，气度不凡，仆人穿着上好绸衣，也温和朴实。
大年三十还有贵客上门，真是好兆头，李老板心里十分高兴，立即笑脸相迎，把二位顾客请进店门，并让上座就坐。两人坐定后，点了几样小菜，不一会，李老板就把热呼呼的小吃端上了桌。二位舒舒服服地吃完饭后，非常满意，但仍不肯离去，而是仔细打量起店里的摆设和布置，两人看了半天，竟找不到小店的招牌，主子就问起老板来：“老板，你的店怎么没有招牌呀，你这店叫什么名字呢？”李老板一听傻了眼，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取店名的事，所以一时答不上，于是立即上前赔笑说：“客官，店小利薄，没有店名，挂不起招牌。”
“我给你取一个吧。”主子说。“好，好，小店求之不得。”李老板高兴地忙拿来笔墨纸砚，把桌子擦干净，铺上宣纸，让那位主子题字。主子精神抖擞，挽起袖子，拿起笔，就在宣纸上挥笔写上“都一处”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李老板看着三个大字，不解其意，主子笑道：“今晚，整个京城的店铺就你家一处开门做生意。”李老板心领神会地点头笑了。
两人走的时候，仆人从袖子里扔出一锭官银说：“将这三个字刻一块匾。”李老板见这么大一锭银子，立即说：“客官，不要这么多银子。”主子说：“多的赏给你。”说完就扬长而去。
冬去春来，数月后，李老板突然收到从宫中送来的一块虎头牌，这时他才知道，大年三十晚上的顾客竟是当朝天子乾隆皇帝。
李老板把“都一处”的招牌挂出来那天，生意特别好。由于“都一处”是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赐匾，所以名声大起，生意兴旺。
李老板为了扩大生意，招兵买马，立下店规，他要求手下伙计，都做到四勤：嘴勤，脚勤，手勤，心勤。例如，接待顾客时，只要顾客一进门，就要让坐、倒茶，帮顾客提东西，还要记住顾客姓氏和相貌特征，当这位顾客再次光顾时，要能叫出他的姓来，对于常客，还要记得他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肴，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百年老店“都一处”，经过李氏几代人的经营，如今仍是青春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