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盐务总商的江春,深知盐商的利益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为此,他不断地密切与清朝廷的关系,在他任两淮盐务总商的50年间,利用自己的身份,广交显贵名流,下功夫最深的,自然是盐政官员,因为盐政官员直接代表皇帝管理盐政事务,他们多是皇帝的亲信、宠臣,所以江春最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例如,两淮都转运盐使卢见,此人酷爱古玩,江春为投其所好,为他一次就支付古玩费用16000多两银子。又如,凡政府军需、赈济、河工等,他都积极报效,仅以他自己盐号“江广达”名义捐输的银子,就有1120万两之多。他靠着大把的银子,终于把自己的顶子愈染愈红。
对于盐商们的大规模捐输报效,朝廷当然也会投桃报李,于是有了“盐引加斤”政策,一引加10斤,有时还加20斤,作为对盐商们的回报。朝隆皇帝还亲自出面“赏借”帑银给江春,第一次在乾隆三十六年,“赏借”他帑银30万两,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年,“赏借”他帑银25万两。对江春来说,几十万两银子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帑银是皇家库银而且是由皇帝来“赏借”,就是身价百倍、无上荣耀的事。
发了大财的徽商,都在扬州大造豪华园林,江春一人在扬州就拥有净香园、康山、山南花墅、秋声馆等多处私家园林。乾隆三十一年腊月十九,是苏东坡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江春在小山僧之寒香馆悬挂苏轼画像,邀请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一时名流雅集,轰传两江。
在徽商的多年打造经营下,扬州形成了以行宫为中心的园景群落,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仅楼廊就达5154间,亭台196座,他们试图将金陵、杭州、北京、镇江、苏州、山西、安徽等地的名胜,荟萃于扬州一地。扬州就是从那时起,拥有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形成了自己的城市风貌。扬州的繁华,是以盐盛,所以有人说,没有徽州,就没有扬州,是徽商创造了扬州。
善行义举的徽商李宗眉
李宗眉,又名金榜,1827年生于徽州黟县南屏村,是清朝经营盐业的大徽商。
李宗眉出身贫苦,早年由亲友带到安徽铜陵大通镇经商,到而立之年,仍无成就。太平天国进军江南,战争频繁,本来淮盐经营利润优厚,但也由于战争影响而一落千丈。
自古以来,中国的盐业经营,都是官营,即由朝廷官方掌握盐业资源的开采权,盐商要想进入盐业经营,首先必须通过官府取得经营权后才能经营。当时,官营盐业的制度就是盐引制,即盐商只有取得官方的盐引(贩卖食盐的通行证),才算取得盐业的经营权。由于盐业是垄断经营,因而利润高。
当年,万里长城是保护朝廷政权以防来敌入侵的重要国防设施,朝廷为此每年用于驻守长城士兵开支的银子就高达上千万两。驻守长城士兵需要消耗大量粮食,因此,军粮运输和收购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皇室决定改军粮运输为民运,即鼓励民间商人将粮食运输到驻地,然后给这些盐商盐引作为回报,朝廷就可以省去军粮收购和运输的麻烦以及大量财政支出,盐商凭借盐引就可取得盐业的垄断经营权,他们可凭盐引到盐产地向监管机关取盐,然后销售而取厚利。
李宗眉就是通过“纳货三百”,从清政府的官僚手中获得了淮盐的经营权,他一方面把南方的粮食北运,向朝廷换取盐引后,又将淮盐南运,然后销往各地。太平天国失败后,淮盐在江南更是畅通无阻,盐商利市数倍,没过几年,李宗眉就成百万富翁。
由于李宗眉早年有贫困经历,因而他对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十分同情,所以他致富后,就出资扶贫做善事,他对赈灾济贫和兴建公益事业从不吝啬,总是动辄万金。据《黟县志》记载:“晋豫大饥,燕、齐、苏、皖、粤大水,助赈八万两”,“独修铜陵江堤七千数百丈以卫民田,费逾万”,“乡里孀嫠,月致钱米。”
李宗眉,由于家境清贫,早年读书不多,文化不高,但他致富后,对发展华夏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徽文化建设的资助,却竭尽全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据史料记载,他“刻印前哲遗书,不下万金”,由他出资刻印的图书就有《徐骑省集》、《七家后汉书》、罗愿《新安志》、《江南大集》、俞正燮《癸己存稿》等,此外,他还捐赠国子监《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印送《程正通药方》等小册子多种。曾捐千金修复黟县碧阳书院。翰林叶新第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得以成名。
李宗眉继承了徽商的儒商传统,善行义举,1878年,朝廷以其输赈有功,议叙道员,分发江苏,赠三代二品封典。他还深受民间尊敬,他于光绪十七年病逝安徽大通后,当棺柩远返家乡时,远近吊唁者竟达数千人之多。
亦贾亦儒的徽商鲍志道鲍漱芳
鲍志道,字肯园,徽州歙县人,鲍漱芳是他的儿子,父子俩都是清朝大盐商。
徽州,四面环山,山高坡陡,可耕地少,故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历史上魏晋时代、唐朝末年和两宋时期三次大战乱,致使大批中原移民涌入徽州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徽州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为此,徽州人只有走出大山从事商业。“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说的正是徽商的足迹遍天下,因而徽州流传句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人在十三四岁时,就要外出谋生了。鲍志道,就是这样一位徽州人。
鲍志道13岁时,就离开了家乡徽州歙县棠樾。那天,天空晴朗,小小的鲍志道,难舍地走出村口,上了小路还回过头来看看娘的瘦弱身影,他依恋离别,而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最后来到扬州,在乾隆年间,成为显赫一时的两淮盐务总商。
鲍志道是怎样出道的呢?
13岁开始当学徒,每天的工作是上门板(关店门,当时的店门是用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的)、倒夜壶(给老板或师傅倒尿壶),做完这些事后,才能在黑了灯的暗夜中学打算盘。他吃了几年苦后,辗转到了金华和扬州等地,开始做一点小本生意。20岁时,他来到在扬州的歙县大盐商吴尊德处应聘经理,这天应聘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老板吴尊德让人给应试者每人端来一碗馄饨,接过那碗馄饨的应试者都感到茫然,只有鲍志道心中明白,第二天,老板吴尊德问参试人员昨天吃了几只锟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时,应试者都傻了眼,只有鲍志道一一答了出来。
鲍志道经商致富以后,又干了些什么?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外,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儒风独茂”之说,徽州商人,不仅在徽州遍设学堂,广立学说,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徽商受儒风熏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故徽商又称“儒商”。
鲍志道正是典型的儒商。他富了以后,就拿出了大量的钱财来建学堂、书院,资助贫困子弟读书。鲍志道家乡的歙县,有一座建于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的紫阳山坳(又称山间书院),经过200多年的风雨催折,将要倒塌,徽商为此发起修建紫阳书院的建议,鲍志道立即响应,捐白银3000两,书院建成后,命名为“古紫阳书院”,为了维护管理,鲍志道又捐资白银8000两,成立书院基金,并由他出面将这8000两银子按每月一分利贷给两淮盐商,每年又可得利息960两银子,叫交商生息。鲍志道就采取这种增值方式来长期维持书院管理的正常开支。鲍志道不仅热心于在家乡建书院,还在扬州资助贫家子弟上学,他出资修建了十二门义学,专给穷苦人子弟读书。
鲍志道有两个儿子,长子鲍漱芳,从小就随父在扬州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于乾隆五十五年任军机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鲍漱芳也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替政府修堤筑坝,赈济数10万灾民,后改六塘河开山归海,他又集众捐银300万两。鲍志道的孙子鲍均也为紫阳书院捐银5000两。
鲍志道担任总商20年,共捐白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石,受到朝廷的一再嘉奖,先后敕封他“文林郎内阁中书”、“直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刑部广东司郎中”、“中宪大夫内阁侍读”等官衔。乾隆皇帝曾亲笔为鲍家祠堂撰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锈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嘉庆皇帝也亲笔为鲍家题写“乐善好施”的匾额,以示赞扬和表彰。
鲍志道死后,纪晓岚亲自为他作传、撰写墓志铭,两江总督铁保亲笔手书传文,户部尚书朱刓亲笔撰写他与元配汪恭人合葬墓志铭,表明他的身份无比尊贵。
鲍氏家族就是这样“贾而好儒”,所以300年不衰。鲍志道的嫡传后人鲍树民,至今仍身居乡野,鲍氏的后继院落,依然花木繁茂、雕花隔扇,显示徽州书斋特有的幽深,这是现代中国乡村难得一见的徽商书房。
弃贾服儒的清朝大盐商程晋芳
程晋芳,徽州歙县人,清朝大盐商。
中国古时流传一句民谚:“无徽不成镇”。意思是说,没有徽商,就没有城镇。
据史料记载,苏北安东县南60里的支家河,原为淮北盐运司所在地,明代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严重,故盐运司于弘治、正德年间,改驻淮安河下,同时,淮北批验盐引所和淮北巡检等盐务机构也迁入淮安,因此,河下开始繁荣起来,苏北小镇新安也从乡村变成市镇。明朝中叶以后,随着两淮盐政制度的重大变化和商业职能的扩充,扬州迅速完成了城市化进程。此外,扬州周边的淮安关厢以及淮盐的转运枢纽仪征和汉口等地,也日趋繁荣。乾隆三十三年以前,泰州东台一直是个小镇,后来由于东台离州府120里,而且境内辖10座盐场,人口众多,贸易繁荣,故撤镇设县,并很快发展为一座商业城市,城内开设了许多茶坊、酒店、浴池,被称为小扬州。通州至泰州一带有20座盐场,其场所在地,都形成了都市,如粮垛场街市、安丰场街市、富安场街市、角斜场街市、丁溪场街市、草堰场街市等,这类街市,都是为了盐场管理,由盐务官驻守而发展成盐业交易中心的。在这些街市上,活跃着大批徽州盐商,他们是建立这些城镇的主角,因此,没有徽商,就没有这些城镇。明清年间,徽州盐商在河下就繁荣了300余年,河下的徽州大盐商中,首推程晋芳。
以程晋芳为首的程氏家族,明末起就从徽州歙县迁来河下,仅清初从事盐业的就有13家,他们都是当地富豪。他们从事盐业,依据族谱各取名号,如五字店,是用“慎吾公”吾字的一半取五,亘字店,是用“朝宣公”宣字的一半取亘,时至几百年后的今日,河下地名中仍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亘字店巷”的称呼。这些店巷,都是当年盐商屯积食盐的地方。在淮扬一带,只要是带“店”字的地名,都与盐商的经济活动有关,比如黄家店、高家店、樊家店、夏家店等,都是高门大屋、华屋连苑、郁郁千户,从新城北河下至南河下,长达四里路的狭长地带,都是当年河下盐商聚集的地区。现在扬州城最繁华的埂子街和多子街,曾经是当年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乾隆年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火,一次就烧毁店铺500余间,其中大多是徽商开的店铺,可见当年徽商在扬州的经营规模和实力程度。
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商业舞台上的主角,而且还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词文者不乏其人,因为徽商有文化,故他们的气质智力、判断洞察力的品位就高,因而在瞬息万变的商品市场上就能审时度势、精于策划,同时在与官府和显贵交往应酬时,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徽商中知识广博、喜欢文化义举的人很多,因此,徽商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程晋芳就是这样一位亦贾亦儒的大徽商,他不仅腰缠万贯,而且热衷于文化投资。有一天,他与大诗人袁枚在他的曲江楼里品茶闲话时,就对袁枚说:我平生所学,诗第一,古文第二,经解第三。袁枚听后,不断击掌称赞。《维扬竹枝词》称:“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邗江二月,春光明媚,商人们倾城而出,踏青吟诗,于是有人说:“扬州遍地是诗人”。
程晋芳富了以后,就弃贾服儒,在他年过40岁时,还去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成,心犹不死,最后终于中了个进士,并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纪晓岚一起编写四库全书,他经多年收集,收了50000本藏书,从此,他不理商务,将生意托付给了家奴,后来由于手下不力,债主逼债而破产。18世纪末,程晋芳在潦倒中去世。
程晋芳投资文化,贡献社会,是值得弘扬的,但他不理商务,家业破产,却是要引以为戒的。
父子宰相的清朝盐商曹文植曹振镛
曹文植,徽州歙县雄村人,清朝世代在扬州包揽淮盐专卖的盐商首领。曹振镛为曹文植之子。
早在清朝初年,曹文植的父亲就从徽州歙县来到扬州从事盐业经营,并且成为两淮盐务总商,此后,其祖孙三代均占据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八大盐务总商中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