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个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的辉煌。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因此,徽商云集,势力极盛。徽商之所以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稳站商埠而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徽商是一个亦贾亦儒的商帮。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是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一体,相互支撑。经商可以押有足够的财力,因而可以通过捐输、报效取媚皇室,结交官府,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做官就掌握权力,又可为经商取得特权,铺平道路,所以,徽商提倡左贾右儒,也就是先经商后做官,把经商放在首位,先商后官,如果一家生了两个儿子,则一个经商,一个做官,如果只生一个儿子,则先经商后做官。明清两代,徽州豪富之家,大体如此,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早年,曹文植的祖辈在淮扬一带就有庞大产业,后来,曹文植父亲告老还乡时,给三个儿子安排事业时,就是一个继承父业,继续从事盐业经营,一个留在徽州歙县掌管田产,而让年纪最小的弟弟曹文植专心读书,以便以后做官。
后来,曹文植果然考中进士,进了官场。由于他有父辈及两个兄长雄厚的财力支持,所以他在官场上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不久就做上了户部尚书,在清朝的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中,户富是掌管财政的,故曹家就掌握了清王朝的财政大权,成了“财政部长”。
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后来曹文植的儿子曹振镛也很快进了官场,在嘉庆年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年间,拜武英殿大学士,接着入主军机,此时,其父曹文植也做了尚书,所以成了“父子宰相”,曹振镛并且还成了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元老。
曹家掌握了国家大权后,自然给家族带来了声望和更多的财富。曹家显赫的家世,当然令人仰慕,于是清人作诗吟诵:“缘野丰泉后,山中宰相居。园自随流水,家仍守赐书。”
徽州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说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的师傅,有一次道光皇帝出巡时,曹振镛以宰相的身份留守京城,代皇帝处理日常事务。此传说不管真假,却至少说明曹振镛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是何等的显赫。
曹氏家族高官厚禄和为富一方以后,不忘故地文化投资。竹山书院,是徽州至今仍保存完好无缺的一座书院,建筑面积1130平方米,是一座二进三楹式的学舍建筑。该书院就是由曹氏家族曹翰屏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出资建造的。书院曲径回廊,桂花飘香。曹氏家族有个家规,就是家族成员,凡是中举入官的,都可在庭院中种植桂树一株,其寓意是蟾宫折桂,所以曹家书院遍植桂树。书院的正壁上,悬挂一副蓝底金字板联:“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其必要其成”。曹文植,字“竹虚”,“竹解心虚”,这不正是对曹文植谦虚品质、治学处世的赞誉吗?徽州还有一座以朱熹别号命名的著名书院,叫紫阳书院,是建于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位于紫阳山坳,又称“山间书院”,由于200多年的风吹雨打,书院已破旧不堪,曹氏知情后,曹文植决定带头出资重新修建,结果在他的倡议下,江南许多盐商都踊跃捐助,扬州的歙县徽商共向书院捐银70000两,新建书院,在原来“文公祠”的旧址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式落成,命名为“古紫阳书院”。
由此可见,左贾右儒的徽商,对创立古今中外闻名的徽文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清朝徽州大茶商江有科
江有科,清朝徽州大茶商。
徽州歙县坑口的江氏世家,世代从事茶业,到了江有科这一代,开设的“江洋泰”茶号在当时已小有名气。他的茶号是前店后坊,前面销售茶叶,后面加工制作。每逢茶叶开采季节,傍晚时分,背负口袋,行走山间,走乡串户收购毛茶的茶农,就挤满了“江洋泰”茶号。
当时北京城井水有甜苦之分,花茶就是徽州茶商根据京城水质,制作的一种专门供应京城市场的茶叶。
相传慈禧太后有一天起床后,小太监照例端上一碗茶,揭开碗盖,一阵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慈禧太后抿了一口,惊奇地问:
“这是什么茶?这么香!”
小太监回答:“这是花茶,是在京的徽商刚刚创制出的一种新茶。”从此以后,徽商茶叶就开始大量销往北方。但是,要把徽州茶叶运到北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交通不便,需要涉越千山万水。江有科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江有科先把茶叶从徽州运往广州、福建窨花,加工成珠兰、茉莉等各种花色品种,然后经海路运到北方销售。
首先,把茶叶运往徽州屯溪,因为屯溪是当时徽州茶叶的集散地,政府要派员在这里查验后发给茶引(经销茶叶的许可证)并收税才可放行,然后,将茶叶运往徽州渔亭,渔亭不仅是徽州历史上有名的水路古津渡,而且也是徽州通往外地的一个陆路古道驿站。江有科的儿子江文瓒亲自上路押运,从渔亭起早,30000斤茶叶要雇三四百名挑夫,从渔亭经栈阁岭、石墨岭、长演岭,再经石羊山运至羊栈岭,走31里山路到徽州祁门,再雇驳船或竹筏,运到江西饶州,在饶州再用大船运往江西赣州。在赣州要把货卸下来,办完关税,然后换装驳船运到南安,再起早,雇挑夫、保镖,翻越大庚岭之南雄,再换水路,雇船到广东韶关,在韶关大顺板房,再完一次税,然后再雇老龙船到广州,全程前后共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从广州海运到北方。
明末清初,中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先是荷兰、英国,后延伸到瑞典、西班牙、普鲁士、法国、丹麦、葡萄牙等国,到了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当时,中国每年销往欧洲国家的茶叶,约有24万担之多,其中英国进口中国茶叶最多,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有330万英镑之巨,仅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关税收入,每年就给英国提供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西方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贸易成为中国国际通商中最大的单项贸易,以至整个18世纪被人们称之为“茶叶世纪”。
面临这样广阔繁荣的国际茶叶贸易市场,为徽州茶商提供了绝好的巨大商机。1857年后,清政府规定凡西方来华贸易,一律在广州收泊交易,为此,徽州茶商纷纷奔赴广州,“漂广东,发洋财”,当时很多发了洋财的徽商,形容做外国人的茶叶生意,就像到河滩上去拣鹅卵石一样的容易,但江有科在大发洋财的同时,却也备感“漂广东”的艰难。
宁可失利,不得失义的徽州茶商朱文炽
朱文炽,婺源县人(婺源县当年归安徽徽州管辖,如今已划归江西管辖),是一位毕生坚守诚信的清代茶商。
盐、典、茶、木是徽商经营的四大宗,而茶叶就是其中的第三大宗。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四季分明,日照短促,雨水充裕,云雾缭绕,盛产名茶。早在唐朝,就已是“山山皆种茶,天下无黄土”的美景,因而十有八九的山民,都是以种植茶树为生。到了宋朝,就有了全国六大名茶之一的“谢源茶”。明朝又有“味在龙井之上”的“松罗茶”。清中叶以后,又有“屯绿”和“祁红”。
徽州茶叶贸易,历史悠久,从唐朝起,每年二三月间,就是新茶上市的旺季,因而许多茶商就云集徽州祁门的茶市,做茶叶生意。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说的是徽州茶商,为了抢做每年春季的茶叶生意,都是不惜远赴他乡,从徽州祁门到江西浮梁(即今景德镇市)去进行茶叶贸易,因为当时的浮梁是全国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从祁门到浮梁有一座大山,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公路和运输车辆,全靠人力肩挑,行程数百里崎岖难行的山路,进入浮梁的茶叶,还要经阊水入鄱阳湖,从湖口进入长江,再转销全国各地。如此艰难的茶叶生意,体现出徽商的艰苦创业精神,然而,这正是徽商在我国历史上持续辉煌300年的原因所在。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徽商开始积极参与边境茶叶贸易,因为边疆的少数民族,主食是牛羊肉食及其乳制品,对茶叶需求大,故茶商就以茶叶与之交换马匹,其中一些人就成了家资百万的大茶商。
清朝开始,茶叶又开始销往北方,特别是北京及北方大城市,所以茶庄又称“京庄”。徽州茶商的大规模进京,很快就垄断了京师的茶叶市场,特别是乾隆年间,北京的饮茶风气日盛,八旗子弟,每天一大清早,就手提鸟笼,一摇三摆地来到茶馆,拍曲听戏,老舍的话剧《茶馆》,不正是当年北京茶业盛行的充分写照吗?当时,仅徽州歙县一地在北京开设的茶号就有166家。
徽州茶商之所以能占领当时的全国大半个茶叶市场,除了具有坚毅的艰苦创业精神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为本的儒商思想,徽州茶商朱文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从事茶叶经营20多年,始终力行“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宁可失利,不能失义”的商业信条。有一年,他去珠江贩茶,由于路途遥远而又艰难,长途跋涉难以控制时间,他带去的大量茶叶,错过了大宗交易的最佳时机,茶叶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商品,他带去的本来是刚上市的新茶,却由于路途耽搁而成了陈茶,于是他在出售时就主动在一块大牌上标出“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新茶与陈茶价差很大,因此,他损失也很大,但是,他却绝不为利而失去诚信。当时的珠江“牙侩”(业务经纪人)一看,立即抢上前去,将牌子摘掉,但朱文炽又将牌子竖起来,因此,“牙侩”很生气,就说他“你这样做,是不让我们赚钱!”朱文炽解释说:“不是不让赚钱,是不能昧着良心赚不义之钱。”
朱文炽正是以这种诚信为本的精神,才在商界赢得了极高的信誉,因此,他经营茶叶,纵横南北,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最终成了声誉最好而又最富的大茶商。
徽州名茶“祁红”创始人余干臣
余干臣,名昌恺,徽州黟县人,是清朝徽州名茶“祁红”的创始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喜欢饮茶的民族,茶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人以牛、羊、猪肉为主食,要饮茶来帮助消化;中国封建社会经历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皇宫贵族和达官富人常年灯红酒绿,也需要饮茶清热解毒;中国又是个文化古国,文人墨客奇出不穷,他们在吟诗作画、高谈阔论的同时,也不忘品茶赏月;就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也是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红白喜事、礼尚往来,都要请客喝茶,在中国大地,大至社会团体,小至百姓家庭,接待宾客,总不忘品茶,只要来客一跨进门,主人的头一件事就是上茶,如此等等。茶叶,成了中国人的大众消费品,茶叶市场,成了中国长盛不衰的消费大市场。
中国茶叶,有红、绿之分,红茶有祁红、闽红等多个品种,其中尤以祁红最为驰名;绿茶更是品种繁多,各具特色,其中驰名的如杭州的龙井、徽州的五溪毛峰、江西的忕山毛峰、福建的铁观音等不下数十种。茶叶的制作方法,更是精湛讲究,以徽州的五溪毛峰为例,原料要求产自徽州黟县的五溪山。五溪山位于黟县潭乡境内,茶园坐落在海拔1100~1300米高的三府尖、雾霾尖和莲花峰上,这里山峦重叠,林木繁茂,涧流飞溅,山高多雾,空气湿润,土壤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孕育一代名茶创造了天然条件。五溪毛峰,一般在每年清明后两三天内采摘,这时正值茶树一芽一叶初展,采回后须及时制作,制作工序繁杂,主要有杀青、烘焙两大工序,杀青就是将刚摘下的时鲜叶下锅(特制的大锅,下面用木柴和草枝作燃料),用双手翻炒,要求翻得快、扬得高、捞得净、撒得开;烘焙就是烘干,先用毛火,后用足火,最后用文火慢烘。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五溪毛峰,芽叶肥壮,均匀成朵,形似雀舌,黄绿油润,用开水冲泡,茶叶清澈,品尝一杯,满口清香,回味无穷。制作高级茶叶,除了原料要求特定产地外,炒茶技术就是关键,而炒茶技术的关键又在掌握火候,它就像烧瓷器一样,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没有经验丰富的手艺师傅是制作不出高级茶叶来的。
余干臣,原本在福建做官,清光绪元年(1875年),罢官后才开始从商。他先是在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尧渡街开设茶庄,仿福建的“闽红”制作方法试制红茶,次年又搬到徽州祁门县历口开设茶庄,因为祁门历口有土质肥、山花多、茶质好等天然条件,他在吸收徽州黟县绿茶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摸索、创新,终于成功制成了一种名为“祁红”的红茶,这种红茶具有一种独特的苹果、兰花香味,后来远销海外,被誉为“祁门香”。民国四年(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从此,“祁红”就誉满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