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是，当秦朝衰败的时候，豪杰富人都争相抢购金银珠宝，企图以此保值增值，而唯独宣曲任氏与众不同，他大量抢购米粟，窑藏粮食。后来，发生战争，楚、汉两军相战荥阳（今河南黄河以南，东至朱仙镇，西至荥阳，南至密县、洧川及黄河以北的原阳县地区），由于战乱，农民无法正常种田耕地，因此造成粮荒，每石米售价高达万钱，于是，当年抢购金银珠宝的豪杰富人，为了活命，都不得不用大量的金银珠宝来换取宣曲任氏的高价粮食。宣曲任氏因此在战乱年代竟轻易地聚集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在战争结束后，金银珠宝又值钱了，于是他就成了当时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了。
由此，人们不得不佩服宣曲任氏反向思维的战略眼光和独具匠心的经营才华了。
《史记·货殖列传》又记载：“富人争相奢侈，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力求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对于田地畜牧，人们争相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买价格高而质量好的。任氏的富有，延续了数代。然而任氏的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物品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得喝酒吃肉。任氏靠这个来做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而且皇上器重他。”
这里说的是，许多人在富了以后，便会生活奢侈，有的还挥霍无度。而在经营生产农田畜牧上，却是舍不得投入，专拣价钱便宜的货买，不求质量，因而过不了几年，就衰败倒闭了。而宣曲任氏与众不同，他富有以后，从不炫耀富有，而是放下富人的架子，仍然过勤俭简朴的生活，仍旧致力于生产经营农田畜牧，把钱都用到生产经营上去。在田地畜牧上，总是舍得投入，拣价钱贵而质量好的货买，以保证生产经营不断发展。他在生活上，还与家人约法三章，规定不是自家田畜出产的物品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得喝酒吃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完成经营生产任务或没有交足国家税赋，自己就不吃不喝不消费。他就是以这种高贵的敬业精神来做乡里的表率，因此，不仅富有，长盛不衰，一直延续数代人，而且还得到当时皇上的敬重。
宣曲任氏的这些出奇制胜的致富之道和可贵精神，在我们现代富商中似乎也不多见，是值得弘扬的。
西汉四大铁王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
蜀卓氏，赵国人；程郑，齐国人；宛孔氏，梁国人；曹邴氏，鲁国人。他们是西汉时期以铁致富的著名大富商，人称“四大铁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汉朝兴起，天下统一，国泰民安，政策宽松，因而经济繁荣，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尤以冶铁业最为昌盛，“四大铁王”，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秦击败赵后，为掠夺财富，曾组织大规模强制移民，蜀卓氏被虏掠，要他全家迁徙。当时，许多被迁徙的人，都向主事迁徙的官吏送钱物，以免被迁到边远地区去，结果都被迁到葭萌县（今四川广元西南）。然而蜀卓氏却舍近求远，曰：“此地狭落。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意思是说，葭萌县虽近，但地小贫瘠，听说汶山（今四川屼汶羌族自治县北）脚下，田野肥沃，地里长着大竽头，人到死也不会挨饿。而且那里的百姓擅长做生意，容易经商。结果，蜀卓氏就被迁到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他大喜，因为那里物产丰富，有铁矿资源，于是，经过精心策划，开始冶铁，熔铸器械和钱币。经过几年，他财势过人，家中竟拥有僮仆千人，倾倒滇蜀百姓，他不仅享受着田池猎射的快乐，而且可与国君比拟。
程郑，因父姓程，母姓郑，故取名程郑，也是被秦朝官府从太行山以东迁到临邛的降民。程郑原本为仆人，家境很穷，但他也和蜀卓氏一样，眼光看得远，早就看准了巴蜀的矿产资源，那里有铁矿和井盐，所以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组织迁徙时，他就自愿选择最偏远的巴蜀。程郑来到临邛后，就开始做冶铸生意，他把制成的铁器产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结果，他与蜀卓氏一起，把临邛发展成为一个冶铁中心，他的财富也与蜀卓氏不相上下，都有千万以上，成为临邛的又一大富商。
宛孔氏，也是被秦朝官府迁徙的降民，但他是从魏国被迁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他迁到宛县后，就开始大规模经营冶铸业，但他同时还规划开辟鱼塘养鱼。当他积累到一定财富后，就开始与官府交往，他经常车马成群结队去游访诸侯，以借此争取经商发财的便利，所以他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舍赐的美名，然而他经商盈利所得，却远远超过他为结识诸侯而打点花费的那点钱，这就是他与那些吝啬小气的小商人不同的精明之处。结果，他在宛县积累的财富多达数千金。他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还成为当地商人效法的楷模。
曹邴氏，也是以铁致富，他的财富多达万钱。鲁地人素有节俭吝啬民俗，而曹邴氏家族则尤为突出。他家父兄子孙都订了这样一个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除了冶铁，还做其他许多生意，如租赁、放债等，买卖遍及各地。在他的影响下，当地许多文人百姓，都弃学经商，像他一样追求发财致富。
西汉时期这“四大铁王”，为我国远古的冶铸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西汉的铁器具有品种多、质量好、数量大、分布广的特点，使铁器遍及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各个方面，材料质量有各种不同硬度的钢和铁，制作工艺有铸锻、柔化、渗碳、淬火等技术，尤其是出现了用生铁反复加热锻打和淬火的百炼钢工艺，使钢的质量达到较好水平。当时的铁器农具和手工工具已经普遍取代铜、骨、木和石器，铁器的使用已经扩大到广东、广西、云南、新疆、辽宁等边远地区，铁器工艺的发明早于欧洲2000年。据出土文物史料记载，已经发掘的汉代冶铸铁遗址有20多处，其中，南阳瓦房庄遗址就是一个大型铸造作坊，面积12万平方米，有熔炉17座；郑州古荥河有一冶铸兼作的作坊遗址，有椭圆形炼炉两座，有效容积40～50平方米，停炉后留下的积铁重20吨以上，还有各种铸范、风管、炼渣等遗物。可见当时冶铁生产的巨大规模。
西汉“四大铁王”高瞻远瞩、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仅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也是值得现代商人借鉴、弘扬的经营之道。
西汉大理财家桑弘羊
桑弘羊，西汉（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洛阳人，商家出身。13岁入官为侍中，因善于心计，“言利事，折秋毫”（《汉书·食货志》）而深得汉武帝宠幸。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出任大农丞，掌管岁计事务。元封二年（公元前110年），升任冶粟都尉，后任大司长、御示大夫，长期执掌中央财政大权。
桑弘羊，在经济上继承了《管子》及范蠡、白圭等先秦思想，并运用到实践中且有创新，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政策。
国家控制经济
桑弘羊认为，盐铁等经济事业是封建王朝的“霸王之资”，主张“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即一切自然财富都应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因此，他在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政策的基础上，首创了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政策，从而把生活和流通等主要部门和大量经济利益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样做：有利于抗御匈奴；有利于打击富豪兼并势力；有利于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备荒；有利于平抑物价，安定民生；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有利于稳定币值，百姓乐于其业。从而不仅为西汉政权开辟了可靠的财政来源，而且还出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食货志》）的局面。
发展官营工商业
桑弘羊把工商业看做是攫取货币财富的源泉。他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认为，从事商业经营，也可发财致富。他强调商业在流通中的作用，认为当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因此，必须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才能使“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通有》）。
农工互利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