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
我想，没一个人小时候没玩过捉迷藏这游戏吧？你也许不知道跳房子是怎么回事，你也许没玩过跷跷板，不曾下过跳棋或军棋，但是一定玩过捉迷藏。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捉迷藏不需要任何道具，可以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跟任何孩子玩，最重要的是，它非常好玩。
有一次我跟一位抱怨自己没有童年的男人聊天，聊着聊着，我突然打断他的怨诉道：“你玩过捉迷藏吗？”
他一愣，随即脸上绽开了天真的笑容：“当然玩过啦！”他说。接着，没等我问下去，就说了他小时候某次玩捉迷藏的故事。
这样的经验我有过很多次。即便是现如今生活在高楼大厦的孩子，也是会玩捉迷藏的。所以，也可以跟他们聊捉迷藏的事，在这一话题找到共同语言。我儿子在他把游戏当做生活主要内容的儿童时代，每逢把所有的玩具都玩腻了，跑到我身边呻吟着说“我没东西玩了，我怎么办”时，我就说：“咱们玩捉迷藏吧！”
这正是他所盼望的回应，他笑了。我俩立即在屋子里就地玩了起来。那些和儿子一道在家里玩捉迷藏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非常值得留恋的时刻。可我几乎忘了，我小时候是从何时开始突然中断玩捉迷藏。
每个人一生都有这样的时刻吧，就是不再玩捉迷藏了，这标志着他开始进入成年。但很多人都把这样的时刻忽略了。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
我大概属于后者。
这天，我打开电视，上面正放着一部警匪片。那一刻的画面是：一名十来岁的小男孩正向警察述说先前遭遇的事，“我正跟杰克玩，他藏在树丛里，我去找他，就在我看见他的时候……”
接着的画面如下：两个孩子，小的只有五六岁，他从树丛后面探出惊恐的脸，看着那个在另一棵树后面出现的大孩子。而在他们不远处，停着一辆汽车，车上一个男人正举枪对住自己的太阳穴。
这时我觉得在身体的最深处，有个东西被拨动了一下，我甚至听见了“刺啦”一下的声响，就像幽静的夜里，窗外有个什么东西掉落到树丛中，细微而清晰。我继续把这电视看下去，但情节是如何发展的我已经不大关心了，后面要发生的事似乎我早已知道了一样，就好像这部电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切都了然于心。不过，出于惯性或惰性，我不想动弹，还坐在那里看下去。
“原来……原来……”我这样想着。但省略号后的话一时填补不出来，没法顺畅地到达恍然大悟的终点，只是摇摇晃晃，原地兜着圈子，向那个方向张望。
儿子走了过来，落座在另一张沙发上，和我一道看电视。他和我一样一声不吭，不过我知道他看得很投入，因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嘴巴还微微张开，这样一副有点弱智的傻样一向令我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的儿子只是个智力普通的孩子，虽然万般不情愿，我还是只得面对这个现实。
后来他终于问了：“前面都说了些什么？这小孩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今年十五岁了，提的问题还与五岁时没什么两样，我该怎么回答他呢？
我的回答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说道：“说的是个捉迷藏的故事。一切都从一次捉迷藏开始。”
就在这一刻，蓦地，我一下子想起来，我十三岁那年，最后一次玩捉迷藏的事情。
没错，那年我是十三岁。我十三岁时，本是个快乐的女孩。
我的家庭应当属于那种没趣但也没风没浪的小康之家。我父亲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做仓库保管员，我母亲的工作性质与他相同，不过听上去要高尚得多，她在一个区级工人文化宫做图书馆管理员。我是他们的独生女。那是20世纪60年代，那年月还根本没有计划生育这回事，所以，独生子女的身份往往要打上问号。他们多半是领养的，再不就是父母身体有毛病。或者根本没解释，在人们眼中是个永远的谜。但我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向我说明：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我是母亲方面一位表亲的孩子。我的亲生父母生下我没有一个月就双双遇上车祸。但是，养父母对我说，亲生不亲生没有什么不同，只要爸爸妈妈爱你就好了。
我很赞同他们这一观点。因为跟周遭那些有亲生父母的孩子比起来，我从来没有羡慕他们的感觉，相反，我常常暗自庆幸。那些多儿多女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堪忧，一家人吃什么东西都互相虎视眈眈地打量着，生怕自己的一份少了。而且那些家庭的父母，脾气也格外暴躁似的，动不动就高声叫骂，甚至大打出手，把孩子看成自己的出气筒。
我家情况则完全不同。我父母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只有我这一个孩子，他们双方又都没老人需要供养。住在东城的姥姥，解放前开过饭庄，解放后虽然公私合营，姥爷也去世了，但她有点积蓄，住在当干部的舅舅家，衣食无忧之余，有时还给我们一点补贴。来我们家走走从不空手，总要拿上点糖果点心什么的。即使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的饭桌上也总有两三样菜，饭虽然也跟别人家一样分开来蒸，但我若是嚷着不够，母亲总是从她碗里拨出点给我。虽然她这样做的时候，不时会叹着气自言自语：“你将来对我有这一半好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接受她馈赠的快乐情绪，记得我总是漫不经心、高高兴兴地回应：“我对你比这要好一倍呢！”
我从来没挨过他们的打。我父亲虽然脾气不大好，但从来没对我发作过。他情绪不好时，就一个人喝闷酒。有一段时间到处都买不到酒，他就以茶代酒，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一直喝到家里两个热水瓶都空了，母亲又早上床睡了，他就骂一声“妈妈的”，把空杯子砰的一声狠狠蹾到桌子上。最严重的一回，杯子被他蹾破了，裂成了两三片，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吓得最厉害的是他自己。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收拾好了碎片，把它们包在报纸里扔进了垃圾桶。那时我已躺到了床上，我从没关严的门缝里窥见他惊慌的脸，一闪而过。
由于家里没玩伴，我常常跑出去找胡同里的小孩玩。我们那个大院里住有十多家人，孩子众多，其中跟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子就有七八个，我们通常在傍晚时聚到一起，玩各种兴之所至的游戏。
我从来不是一个灵活机敏的孩子，在各种游戏中，几乎没占过上风，似乎总是属于为别人的辉煌喝彩的一类。我不是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其实能够在人群里呐喊欢呼、分享别人的快乐，也是一件开心事。然而，那些游戏大多是要分边来玩的，就是说分成处于竞争状态的两组。而每次分边时，像我这种角色就有些尴尬了。因为我属于被人挑剩、需要附加条件才能为别人所接受的一群。比如选人的两组往往讨价还价：“我们可以要甲，但你们得要乙。”云云。
如此这般，我往往发现自己成了一件搭头，就像菜市场买一份新鲜翠绿的黄瓜必须要搭配的一堆烂白菜。烂白菜当然也有它的价值所在，但做烂白菜的滋味却不好受。有人想过身为烂白菜者的滋味没有？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快乐的、玩疯了的女孩子们没想到过；就连我自己，在那开心时刻，不好受的滋味也不是那么强烈。只是在游戏过后，回想起来，才多少有点愤愤然，不服气。你把它看做一种渗透到心底里的伤害，也未尝不可。
我能十分肯定的还有一点：我心里一直是有一股要扬眉吐气的愿望的，只是没有能力将其实现。无论怎样努力，也没办法赶上那些心灵手巧、腰身敏捷的女孩子。她们天生受到上天眷顾，漂亮、活泼、大方，玩什么都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让我这类笨拙女孩只有臣服膜拜的份。那些得天独厚的女孩，她们也许从来没想到，我们在欢笑着为她们鼓掌时，心里也是有着得到同样掌声的渴望的。
我想，正是这样的一份暗中渴望，使我特别爱玩捉迷藏。
这是因为，首先，捉迷藏不用分边玩，这就免去了我被人当成搭头的屈辱。此外，捉迷藏是一种个人行为，无论是捉的人，还是藏的人，都是独自行动，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大家评头品足之虞。我后来才发现，羞怯乃是妨碍我灵巧自如的最大障碍。事情只要不在众人目光之下完成，我就能做得比较好一点。所以每次捉迷藏，我就得以大显身手。若让我充当找的人，我总能把那些小伙伴一一从她们躲藏之处捉出来；充当藏的人，我也能藏得十分巧妙，让那些苦苦寻找的家伙最后只好哇哇大叫着认输：“出来吧出来吧死猴子，算你赢了好不好？”
捉迷藏者的胜利就是这样，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也就没有被众人喝彩的光荣，反而会被对方嘲骂一番。由于每次寻找者都不一样，我就算赢了十次，在个别的人看来也只赢了一次，而且因为每一次把我寻出来都大费周章，先被寻出来的人自然而然都变成了寻人者的同盟，只希望快：把我找出来好开始下一轮游戏。他们因为自己的失败，不仅有意无意忽视我的胜利，让我总觉得伙伴们没有充分注意我在这方面的天分。
十三岁那年那个没有月亮的傍晚，大家决定玩捉迷藏，一定也是在我的怂恿下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天的参加者空前的少，只有四个人。不过少而精，另三个人一向被我看成自己的死党。我至今记得她们的名字：二毛、小娅和苏苏。
除了苏苏比我小一岁外，其他两人和我同岁。二毛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就属于那种得天独厚的女孩，玩什么都高人一筹，人又长得美丽，校体操队和乒乓球队都抢着要她参加，以至于那两位领队老师当众吵了起来，成为学生们私下的笑柄。我却只为二毛感到骄傲，并为同班同学中只有我能称呼她小名而暗暗自豪。我认为自己是她最好的朋友，常常为自己各方面与她差距太大而苦恼。所以，那天傍晚，一看见来玩的人这么少，天又这么黑，我就立即提议捉迷藏。
二毛有点犹豫，她道：“去哪玩呢？快下雨了吧？”
我立刻道：“去我妈那里。”
我妈那里就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图书馆已经好几天不开放了，说是搞运动。那天吃过中饭，我妈就出了门，说要上姥姥家请舅舅帮忙写大批判稿，出门时她还嘱咐了我一句：“今晚我多半不回来吃饭了，待会儿你把锅里的花卷自己蒸蒸吃吧。”我注意到了她没有带上图书馆的钥匙。那串钥匙挂在门后面的挂钩上。
我把这情况跟大家一说，她们都十分兴奋。本来兴致不高的小娅和苏苏也来了劲，尤其是二毛，她最爱看书，平时只能在我带领下，站在图书馆的柜台外朝深不可测的书库探头探脑，现在呢，居然有机会随心所欲地到里面去捉迷藏！这里面竟带有某种探险的性质了。
起先一切都十分顺利，可以说顺利得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一路长驱直入，从文化宫后门到图书馆竟然没碰到一个人。当然，我们没从门口进去，而是照例从后墙那儿的一个洞口钻了进去。不过平时在篮球场或剧场那儿总会碰到一两个人的，那天竟然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但我们太兴奋了，根本没对这种反常现象问一声为什么，就悄悄开了图书馆的门，在那僻静的书库里欢天喜地、不管不顾地玩了起来。
当然我是大赢家。本来我对捉迷藏就有天分，加上这天占了地利人和的优势。这地方她们都没来过，我可不止一次跟着我妈在里面进进出出。书库比起家来大得太多，但对于一个从小就在里面转悠的孩子来说，就不算什么了。长大以后我知道，那其实是个很小的书库，全部的书架加起来也没有二十排。我曾仔细数过，我甚至熟悉每一道书架上摆放什么类型的书，就连书架后面隐秘的角落，我也都熟悉。我妈忙工作时，我已经把所有的角角落落都勘察过了。
我的胜利终于令大家厌倦乃至气愤了。先是小娅叫了起来：“不公平不公平！我不要玩了！”
苏苏也附和，“算你冠军行了吧！我要上厕所了。”
趁二毛还没表态，我忙说：“最后一盘。你们三个人找，我一个人藏，这总公平吧？”
她们有点勉强地答应了。我说“勉强”，只是我事后的判断，当时我可没感觉到，如若当时就感觉到，也许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一切了，也许我就同意就此结束游戏回家。当时，我太兴奋了，根本无暇注意别人的感受，这也给了我教训，使我以后每做一件事都要再三征询每个参与者的意见，直到大家都不耐烦了为止，这也是我至今一事无成的原因之一。
还是回过来说捉迷藏吧。一待确定她们看不见我了，我便以闪电般快速的动作藏到一个我早已想好的角落，那是最后一排书架后面一间放杂物的小储藏室，两米见方，其中的奥妙是里面有个入墙柜，上面吊了把奇大无比的铜锁。此刻说到这里，我还仿佛能看见锁上的绿斑，那使它看上去好像挂在那里已经千秋万代了似的，发出一股岁月的霉味。不过，我可知道那把锁是虚挂在那里的。
我像平时那样钻到柜子里，把柜门拉上，这套动作我平时已做过好多次，我知道如何让那把锁在柜门关上之后回复原位，就像从来没人动过一样。柜子里很大很舒服，里面甚至有个棉垫，可以坐在上面，靠着柜壁，以逸待劳。
我听见她们三个人在屋子里来回奔跑，搜索，议论，一会儿分头行动，一会儿集中商讨。开始还有点兴奋，渐渐就不耐烦了，脚步变得疲沓。我也有点着急，心里暗暗希望她们像平时一样叫嚷出投降的话来。而就在这时，她们站到了壁柜前。
我听见她们疑惑的声音：“如果不在这里面，就没别的地方了。”二毛说。二毛不愧是二毛。
小娅提出了异议，“这上面这么大一把锁，她怎么可能进去？”
这问题显然考起了大家。她们沉默了一会儿，大概在考察那把锁的真假。这沉默也许只延续了几十秒，但我觉得它有一世纪那么长。四下里这么静，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甚至听见她们的心跳。我真怕她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柜门就拉，打破这虚假的障碍，让我顷刻之间变成失败者，只得忍受她们的奚落。
可是，不知这把锁上有什么地方令她们惧怕，总之她们就是下不了决心抓住它拉一下。突然，我听见二毛叫着我的名字道：“毛妹，你要是在里面你就快出来，你不出来我们就走了，我们要回家睡觉了，算我们打平了好不好？”
我愣住了，没料到她们会开出这样无赖的和平条件。
但我没有慎重考虑的时间，因为这时苏苏带着哭腔道：“我要上厕所，我真的要上厕所了！”
“走！”小娅道。“也许她藏到外面去了。”
“也对，”二毛附和道，“毛妹这人有时很狡猾的。”
她们说着就跑了，简直没给我一点改变主意的时间。我还没对所发生的事情反应过来，她们乱糟糟的脚步声已经消失在门外。从此没再回来，事实上，她们从此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互相之间从来没就当晚所发生的事解释、说明、澄清，是防备她们走了之后我从图书馆溜出来，因而把门从外面锁上，之后又忘了这事；还是她们回来后打不开门，又相信我躲在了外面，只好一溜烟回了家呢？两种可能性之中，我宁可相信第一种。因为如果我相信第二种，就没法解释为何她们回家之后，就没想到上我家去看看我到底回没回家，如果发现我没回家，告诉我父母一声，让他们去找人。然而，就算我相信第一种，我也没法原谅她们，怎么可以把好朋友关在那么一个黑暗的地方，然后一个个安然无事回了家，一声不响，照吃照睡。
不过，和我父母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相比，她们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
那天夜里在图书馆那个黑暗无比的书库，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唤的主要是他们，我一直到最后都相信他们会来找我，一直到第二天有人来开了门，我从书库里溜了出来时，都相信他们正在找我，为了我而焦虑万状，彻夜无眠。可是，当我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家中一切都依然如故，父亲好像跟平时一样去上班了，煤炉上坐着他没喝完的稀饭，餐桌上放着他吃剩下的咸菜和馒头，用纱罩罩着。母亲背对着门在床上躺着。当我走进屋子，她只是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我注意到她眼睛红红的，脸色苍白，头发蓬乱，便怯生生地叫了她一声：“妈。”我想她只要一开始骂我，问我昨晚去了哪儿，让她急成这样，我就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发誓永远爱她，谁知她说出来的话却是：“你姥姥死了。”
我感到身体里什么东西嘭的一声响，断了。也许是一夜没睡好，太疲倦的缘故，我好害怕自己会就此一下子瘫倒下来，所以我重重坐到旁边一把椅子上，对母亲的话没作出半点回应。
她又说一句：“姥姥死了，是给他们打死的。”
我听见自己遥远的声音：“哦。”就是这样轻轻的一句话，在那一刻，姥姥的惨死比起我昨夜的伤痛竟然如此微不足道，就是这样淡淡的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那是我们这座都城的伤心之夜，许多人家遭遇了不幸，许多居民在这一天惨遭杀戮。那是1966年8月24日。
但是，即使我在后来得知姥姥惨死的细节，我也没能理解我父母对我失踪一夜不理不睬的冷漠，正如他们未能理解我对姥姥之死的冷漠。从那天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养女。我想，大概就从那天以后，我不再叫他们爸爸妈妈，而改用了“老爹”“老娘”这种玩世不恭的称呼。
后来，很久，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无论我父母，还是二毛她们，都好像从来没想到要对那一夜发生过的事做一点解释、说明。对了，我有过一次机会跟小娅了解真相。那是事情发生十多天之后，有一天傍晚，我参加完学校的一场大批判会回家，在胡同口上碰到小娅，她正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好像在等人。我走过去拍了她肩膀一把，“小娅！”我叫道，正想把心里悬了这些天的疑惑吐出口，猛然一下却看见她朝我望过来的一双眼睛，那么亮！亮得像发高烧的病人。不，主要是里面闪烁的神色对我来说太陌生、太恐怖、太遥远，我以为那是怨恨。她不想理我，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认识她了。涌上喉头的话顿时缩回了肚里，我生气地后退了一步，转身跑了。
后来我知道了她家发生的事，我才意识到，当时她眼睛里闪烁的不是怨恨，是恐惧。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会高兴的，那么一切也许就真相大白了，但我没机会纠正我的错误。不久，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至于二毛，那天以后好些天连她人影也见不到，再次见到她是在校门口，我跟一群同学在一起，突然看见她一个人从对面走来，我正想上去跟她打招呼，走在我旁边的同学恶狠狠地朝她叫了一句：“狗崽子！”顿时，我看见对面两道剑一样的目光射向我。我心中一凛，也以更冷的目光反射过去，她便低下头匆匆走了。我再没见过她，人家告诉我，她父母都进了牛棚，她被她家阿姨带去了南方。
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都不在他们身边，通过曲曲折折的渠道我得知他们的遗言，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说了一句话：“到底不是亲生的。”
显然，到死他们都不明白我们互相之间变得这么疏远的原因，正如我也不明白他们。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玩捉迷藏的故事，现在我把它讲给我儿子听，希望他对其中的意义比我明白得多一点。
选自《收获》2012年第1期
“文革”的又一张面孔——评王璞的《捉迷藏》
林霆
以短篇小说的容量去叙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劫难，一场几乎可以和纳粹的种族屠杀等量齐观的人间灾难，似乎是一件自不量力的事情。但是，短篇小说唯其小，才能在沉重的表达之前，用灵动的视角，寻找到坚固的支点，用一人、一事、一物的经历，撬动那个庞然大物的沉重身躯。不全面的、非史诗的、不宏阔的视点，不仅仅提供了一种触动、一阵感怀，往往因其发现的犀利和尖锐，还能给麻木的集体记忆一剂醒药。
王璞的《捉迷藏》同她写于2011年的《灰房子》，都是近年来“文革”题材短篇小说中的上品。连续多篇的“文革”书写，也见证着作家难以割舍的“文革”情结。
《捉迷藏》采用了儿童视角。这一视角，可以在个人与历史之间有效地建构起难以对称、不能匹敌的力量布局，个体由于无法抗衡“文革”灾难，而显得异常脆弱、渺小，命运的悲剧性和历史的荒谬性也会愈发地突出。因此，“文革”书写中的儿童视角并非罕见。但这篇小说提供的新经验是，将笔墨放在不在场者那里，而把在场者推到背景处，当两者遭逢的时候，历史的怪兽已经亮出尖利的牙齿，灾难开始了。
童年时的“我”，就是灾难中的“不在场者”。在那个重要的夜晚，“我”在玩一场无比复杂的捉迷藏。由于熟悉地形，“我”始终未被同伴找到。然而，“我”在游戏中获胜，却在亲情、友情中败出——整整一个晚上被锁在图书馆，没有一个人来寻找。带着恐惧、委屈、失望回到家中时，却被养父母告知，“姥姥死了，是被他们打死的”。而那个夜晚，正是“文革”第一次大抄家的血腥之夜。与那晚的残暴相比，“我”的委屈不值一提。但“我”和养父母之间，终其一生也没有学会彼此原谅，理由似乎是“到底不是亲生的”。但事实却是，个人的情感根本抵挡不住历史灾难的颠覆、埋葬，所有人都被它裹挟、吞噬。那夜之后，小娅疯了，被送进精神病医院；那夜之后，二毛变成了同学们眼中的“狗崽”。游戏结束了，童年中止了，记忆被封存，这个“不在场者”却再也无法走出“文革”的“现场”。“我”被定格在灾难开始的时刻，“我”内心持久的震惊与伤痛，就是“文革”面孔之一种。
小说笔力严峻、雄奇，令人忘记了它出于女性之手；其“文革”书写没有浪漫，更没有理想，只有摆脱了集体记忆的缠绕而变得日益清晰的个体性。可以说，书写个体在“文革”中惊心动魄的心理时刻，提醒中国人不该忘记的历史灾难，是王璞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贡献。
